闲逸，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士人功成名就后从都门告退的闲逸之趣;二是对政治现实不满而佯装避世的苦闷的情怀。诗歌作为传达情感的媒介，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蕴藉，充分地表达吟咏闲逸的目的。
在越南封建时期，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不同朝代在治国之道有些许差异，呈现的闲逸观念也有不同。特别是十九世纪越南历史，这种现象更加突出。此时期越南社会历史可分成两个阶段：从1802年到1858年，为封建独立时期;从1858年到1900年，为法国封建殖民主义时期。在顺化阮朝时，法国殖民者倒行逆施，专断独行。儒家文化因此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和法国殖民者的侵略致使封建制度渐趋落败。顺化阮朝用中国儒家正统思想予以治国的初衷并未实现。这个改变像“无形镯子”一般使儒士们出现了“行藏观念”[27]。诸如潘廷逢、吴仁静、番文议、吴世邻、阮攸，阮公著等人，都不能摆脱这个“无形镯子”，所以他们形成了隐居避世的观念。吴仁静《答屠友家赠元韵》中写道：
满城春色送征鞍，半句心头欲话难。未信临民师子产，敢将市义效冯
。江山有意云襄净，天佳无心物自闲。此去已期梅月会，休将杯酒唱阳关。[28]
高伯适《闲咏》中写道：
贫病年来独自嗟，攸攸无计奈天何。不为物累心由铁，却备悲侵鬓花欲。莫展一筹谋国少，犹怀三斗为身多。安知不晤唐虞圣，笑杀何人为浪歌。[29]
他们深谙时事，对社会现状有清楚的认识，却未选择归隐，而是能够泰然处之。与十六世纪的儒士们归隐方式不同，他们对社会制度不满，又无力改变，故不得已为之。越南社会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越南本地文化与之发生碰撞。因此这时儒士们的思想有较大波动。他们的思想随之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忠孝在这时是对国家、民族的忠，不是以前的“忠君”。他们虽对王朝制度不满，但依旧留在世俗中同人民一起抗争侵略者。
潘廷逢《覆答黄高启》中写道：(www.xing528.com)
忠孝由来几得全，风尘回首泪孱然。未能一死酬君父，空费三生学圣贤。十载魂游青琐地，万行血泪白云天。苦心寥向同心话，昨夜残灯独自怜。[30]
阮福膺苹《奉和轩洪著贵叔七十自述》中写道：
憎命文章为世宝，寄怀山水乐天真。[31]
阮攸《自叹》(其二)中写道：
三十行庚六尺身，聪明穿凿损天真。本无文字能憎命，何事乾坤错妒人。书剑无成生计促，春秋代序白头新。何能落发归林去，卧听松风响半云。[32]
这一时期大多数的儒士都渴望功名，希望实现忠孝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闲逸儒士，逃避此时的社会，但往往不能如愿。所以他们想通过诗歌来反映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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