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十九世纪诗歌作品作为一部能够反映封建时期社会生活的史书，集中展现了这段时间所特有的社会观念。从历史角度看，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越南文学发展没有太大变化，尚未摆脱封建社会“兴，衰，治，乱”的常见模式。稍后，越南封建割据的现实得到平复，祖国重新得到统一，集权制度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顺化阮朝[4]，儒家思想的地位得到肯定，并获得再一次的提高。历经几百年的内战后，经郑阮纠纷、扶黎歼郑及西山起义等事件，加之人民渴望和平，涌现了许多试图倡导儒家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思潮。那时的顺化阮朝为了顺应民心，嘉龙皇帝便积极倡导儒家思想，由此恢弘儒家思想，重用优秀士人，朝野内外一派崇儒气象。从京都到府镇设了许多孔子文庙，特别是在顺化京都开国子监，并举行乡试、会试、殿试等。越南封建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给后代君主以启示，要正视这一群体的力量。士作为中间阶层，处在贵族和劳动人民之间。他们排在贵族阶层底端，同时又是四民之首，具有贵族性质和平民性质。他们认为，入世之后，有更多机会辅佐君王，造福人民，并赢得身后名。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儒家思想由此存在于越南各个封建朝代。此时的儒士醉心于诗歌，表达建功立业的愿望，实现辅佐圣主贤臣的理想，如阮春温、阮光碧、潘庭逢、阮攸、阮廷照等。
越南十九世纪的诗歌中出现“男儿志”、“报国”、“忠义”、“国运”、“英雄”、“孤忠”、“青云志”、“忠孝”、“忠信”、“士居”等词次数较多。男性身份体认得到加强，在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砥砺品行，勤学善思，渴望及第的同时，也有经世之志，彰扬时代精神。他们追寻“作为英雄会明亮”的人生理想[5]，这种志向像山河般永存。阮公著《男儿志》说：
聪明的男子，立志于天下。
出生后要有什么追求? 难道浪费一辈子!
妒忌岂如皂子，桑蓬债决还完毕。
已经奔投笔战、要努力弓剑，离析男子的须眉。
在宇宙中已有一份事，要有什么名对于山河。
走了没有，难道回了也没有?[6]
综上可知：越南十九世纪诗歌主题大多为保家卫国。诗歌中所吟咏的对象大多都试图通过自我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他们自觉认同阶级的合理性，视皇权为至上权威。
与“男儿志”息息相关的是儒家忠孝观念。儒士通过忠孝行为表达自己的意志。通过忠孝与男儿志相结合，士人受其陶冶，成就其君子品质。身为一个君子，要一心为国为民，做到忠君爱国。陈名案《谅山感题》(其二)诗中写道：
别时天语记丁宁，社稷存亡系此行。花草对人如诉怨，江山似客不知名。三千怔路烟岚老，一片孤忠日月明。跋涉勤劳臣子职，国家恩重故身轻。[7]
潘廷逢《戊子元旦感作》写道：(www.xing528.com)
鸿山万里望云飞。吾家有教根忠孝，[8]
潘佩珠《有感》写道：
三年岭海作诗囚，身世家邦戾迸流。精卫魂孤沙诸断，杜鹃血黯蜀山幽。亲朋秋叶风前舞，书剑青萍水上浮。自笑丹心还不死，吴城夜夜望南牛。[9]
除了拥有男儿志以外，君子还需有儒家纲常道义，遵守君臣礼节，孝顺父母。因此，儒士的心中永存道义、君亲。阮公著《男儿债》写道：
桑弧蓬矢男儿债，功名是个负债。浓厚二字：君亲，为子道微臣哪有轻?[10]
又《做男儿的份事》写道：
安放二字“君亲”而担负。
有忠有孝应该站在天地，没有功名宁粉碎如草木。[11]
阮劝《凶年》(其五)写道：
国运若为家运厄，大人应作豕人呼。[12]
由上可知，提倡忠孝即提倡忠君爱国。在十九世纪的诗歌中，这不仅符合儒家基本观念，并且流露了爱国爱民的思想。他们渴望得到功名，期盼忠孝理想，因而把这些情感寄托于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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