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慎先生曾举例指出宋前先儒列名的错误，如毛亨误为毛苌、孔颖达误为孔安国，何休误置于陆玑之后、韦昭应在何休与陆玑之间[35]。但如以时代先后为标准，不仅宋前先儒的顺序有问题，宋儒的排序上似也有很大的问题。如胡旦、鲜于侁、陆佃皆北宋时人：胡旦时代最早，在宋太宗年间;鲜于侁为仁宗至神宗时人;陆佃最晚，主要的活动时间也在神宗年间。如果姓氏表按照时代顺序排列，这三人无论如何也不当如此靠后。笔者梳理所引各家关系后认为，姓氏表的排布原则并不是以时代先后为主要标准的。
我们依旧将姓氏表分作“宋前先儒”和“宋儒”两个部分进行考察。
毛、郑、孔三家的排列依据传、笺、疏的顺序，这当无疑问。从陆玑至韩愈，则是依据《读诗记》引文与《诗经》的亲疏关系而排列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直接为《诗经》作疏，因此紧随孔颖达之后。《读诗记》所引何休(129—182)为《公羊传》注文、引杜预(222—285)为《左传》注文、引郭璞(276—324)为《尔雅》注文，皆为注经之作，故三人再依时代先后排列。韦昭(204—273)虽然时代较早，但所引《国语》注文属史部之列，故列于经部之后。引韩愈之文(诗歌除外)出自他的书信[36]，故又在史部之后。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宋前先儒是以所引之文的四部分类进行排列的：首列《毛诗》传、笺、疏，次列各家注经之文，史部注文又次之，集部之文最末。
姓氏表中有宋儒35人，基本根据学术传承关系排列。据各家学术背景可将宋儒分为如下五组。第一组：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横渠张氏、成都范氏、荥阳吕氏、蓝田吕氏、上蔡谢氏、龟山杨氏;第二组：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眉山苏氏、永嘉陈氏、临川王氏;第三组：延平罗氏、武夷胡氏、建安游氏、河东侯氏、河南尹氏、南丰曾氏、元城刘氏、三山李氏、长乐刘氏、莆田郑氏、永嘉郑氏、长乐王氏、山阴陆氏、渤海胡氏、什方张氏、导江鲜于氏;第四组：董氏、徐氏、丘氏;第五组：南轩张氏、晦庵朱氏。
第一组是宋代关洛之学的祖师正传。二程是伊洛祖师，张载是关学创始，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杨时皆是传洛学最得力之人，吕希哲、吕大临又兼传关学。范祖禹之学虽本司马光，但朱熹编《伊洛渊源录》的时候亦将他列入程门弟子[37]。宋人极重师弟相承的学统关系，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时，吕祖谦曾为之寻找材料并提出过重要意见。姓氏表自二程至杨时，皆在《伊洛渊源录》中，所引各家体现出《读诗记》的学术渊源，而姓氏表的排布则看出后人对吕祖谦《诗》学宗尚的看法。(www.xing528.com)
第二组是与关洛之学并行的诸家[38]。庐陵之学、苏氏蜀学、荆公新学皆并行于关洛方兴之时，《读诗记》引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王安石《诗经新义》皆数量极大，可见三家之学在吕祖谦《诗》学中有重要的地位。陈鹏飞是中兴二相赵鼎、张浚的同调，“亦吾道之疏附也”[39]。
第三组包括了关蜀伊洛诸家的门人弟子、学侣讲友及其他各家。胡安国为“私淑洛学而大成者”，罗从彦为杨时门人，“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游酢甚至被称为“程门罪人”，侯仲良之学“于精微曲折之际不免疏略”，尹焞为“洛学后起之龙象”[40]。以上各家之传洛学，或为私淑，或所得疏浅，或所出较晚;另一方面，从《读诗记》引用情况来看，引胡安国3条，引游酢1条，罗从彦、侯仲良、尹焞三人实际并未引用。次列诸家学侣门人。如曾巩为庐陵学侣、刘安世为涑水门人、李樗为紫微门人、刘彝为安定门人、郑伯熊为浮沚私淑[41]、陆佃为荆公门人等。再次列其他诸家：渤海胡氏(5条)、什方张氏(3条)、导江鲜于氏(3条)。要之，第三组中各家是《读诗记》引用较少的或学统关系较为疏远的。
第四组所列三人或是因姓氏表作者未能确考籍贯而缀于各家之后。最后列南轩张氏、晦庵朱氏，皆为吕祖谦学侣好友，合于《读诗记》“谦让退托”[42]的著述精神。
以上分组，以《伊洛渊源录》和《宋元学案》为参照对象，大致可以看出，姓氏表中宋儒排序虽非以时代为序，亦有其内在理路，即以学术渊源上的正、别之传和《读诗记》的引用数量为依据。它试图通过这种排列向读者传达《读诗记》尊毛、郑而兼采各家，崇关洛而不废他学的学术宗向。从这一点看，姓氏表的作者应该是理解吕祖谦作《读诗记》的要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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