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旧事》记录瓦舍众伎的种类繁多，但与《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表述方式不太一致，没有对各类伎艺性质特征进行相关解说，哪怕是一两句的简短说明，而是详尽地罗列出各类伎艺表演的名家代表。在“诸色伎艺人”列出的五十三类伎艺中，[20]与说话相关的有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商谜、学乡谈、合笙等七种。这样的叙述方式与《东京梦华录》仿佛，除了将说诨话提至商谜与合笙之前，其他排列次序也基本一致。
虽然《武林旧事》成书于南宋破亡不久，但遗憾的是，“说话有四家”的说法并没有出现。当然究其原因也可能如前文所说，古人分类重在细目的表达而不善于对普遍规律加以总结归类。如《武林旧事》虽将说话大类下的各个小类分别表述，却又将傀儡类的各个小类综而合之，是叙述的体例明显不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列伎艺人中，小说的艺人达到52人，远远超过其他类别的说话艺人，这应该是说话在经过南宋发展后，在宋元之际出现的一个新趋向，无疑也是小说受到百姓喜爱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商谜被记录的艺人也达到13人，俨然有与演史(23人)、说经诨经(17人)分庭抗礼的趋势，而在前期，商谜与合生、说诨话等都只被记录了一个代表艺人。
出现较多争议的文献其实是《梦粱录》的相关记载。首先是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四库馆臣曾经据吴自牧序文中“甲戌岁中秋日”[21]，定为度宗咸淳十年(1274)，但序中吴自牧所谓“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四库馆臣又云“其时宋尚未亡，不应现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误欤”[22]。卢文弨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撰《〈梦粱录〉跋》表示了对这一类观点的质疑。其云：“序无纪元，但书甲戌。若枉咸淳，则故都尚无恙也。阅一甲子，则当在元顺帝时，斯时元之为元，不犹夫宋之季世也哉。”[23]但是卢文弨也没有举出明确的证据。孙楷第先生认为：
余按自牧此书，实成于度宗之后。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篇云：“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卷八“宗阳宫”篇云：“斋曰会真、澄妙、常净;俱度庙奎藻。”称庙号，其证一。卷五“郊祀年驾宿青城端诚殿”篇云：“向于咸淳年间，度宗亲飨南郊，祀用正月朔，正係上辛日行事。”此追忆咸淳事，其证二。度宗纪元虽止于咸淳十年，然下距临安之破仅二年。是时国事已非。其序署甲戌，或是书后成序先作，或纪年传写有误，则不可知矣。[24]
其实不仅是孙楷第先生所举之例，书中有明显语句能断定成书时间。卷十六“面食店”条云：
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25]
这条文献材料学界较少注意，且《梦粱录》各版本的记录大致相同，因此可以作为成书时间的依据来考察。从靖康之变、高宗南渡(1127)算起，历二百余年，则已进入元代中后期，再按序文所言甲戌岁，则正是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较为符合文意。故《梦粱录》成书并非宋度宗咸淳十年，而是元顺帝元统二年，距离宋室破亡已经将近一甲子了。
《梦粱录》对说话伎艺的记录集中在卷二十的“小说讲经史”。其云：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发迹变泰)之事。有谭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思司语。讥谜，又名“打谜”。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冇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洽，厥名传久矣。[26]
《梦粱录》的记录有以下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记录方式与之前的四种文献都不相同，采用了以《都城纪胜》说明伎艺性质特点为主的方式，间以附录各个代表艺人。因此可以认为是吸收了四种文献的记录之长。这也较为符合《梦粱录》与其他文献成书时间相隔较远的客观实际。
第二，与《都城纪胜》的观点一致，明确认为说话伎艺“有四家数”。但两者的叙述重点有差异。《都城纪胜》只云“说话有四家”，强调说话伎艺大类下的二级分类;而《梦粱录》云“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重在强调二家分类下的三级分类，即四家每一家的细目。这种叙述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说话的伎艺不断地得到发展丰满，从前期文献记录二级分类的相对单一性，到《梦粱录》记录时已经各自壮大，实际独立为类。其二，吴自牧强调“各有门庭”，重点落在细目之上，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其对二级分类的不确定性。“虽有四家数”，那只是耐得翁笔下的记录，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原先处于各子类位置的伎艺，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并成熟，同时也有一些伎艺随着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演变发展，抑或消亡。此时此刻，吴自牧很难再处理记忆之中的说话四家的具体所指。
第三，对说话各类代表形式的记录顺序，《梦粱录》与《都城纪胜》完全一致，即小说、谈经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而在《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中的一些也属说话伎艺的类别，如说诨话、叫果子、学乡谈等，则没有出现。(www.xing528.com)
第四，在罗列各类伎艺时，《梦粱录》有相当的可能性模仿了《都城纪胜》的叙述，但由于伎艺自身的发展与消亡，使得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的伎艺特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从而不能完全贴合于《都城纪胜》的记录。因此，吴自牧在处理合生这门伎艺时，就发生了理解的障碍与讹误。现实环境与文献记录的差距如何弥缝，吴自牧的无奈与牵强，就成为我们今天在《梦粱录》中看到的脱讹之句——“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与此对应的是，每一个伎艺类别下，吴自牧都或多或少的举出一些艺人姓名，唯独合生无法再举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合生的特征在发展中与其他的说话伎艺逐渐重合、消隐，客观上造成了吴自牧笔下的缺失。
第五，对说话伎艺的表述，《梦粱录》也不是完全借鉴《都城纪胜》，吴自牧也吸收了说话伎艺发展中形成的一些新特点。“小说讲经史”首云“说话者谓之舌辩”，本条内又将并不是以讲说故事为主要特征的(合生、)商谜纳入，可见在南宋后期至元代中期，说话的核心特征既包括讲说故事、也包括炫耀口舌之技。上溯到两宋之际直至北宋时期，说话的范畴是以讲说故事为主，还是也包括口舌之技? 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思考的。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说话家数的考察与认定。因此，解决南宋说话四家的关键在于对说话性质的认知。
《东京梦华录》等文献虽然记录说话伎艺，但都未对说话的整体性质予以说明，实际造成了后人对说话性质无法找出合理的依据而作出恰当的判断，《梦粱录》虽有说明，但学界往往桎梏于前四种文献的分类叙述，视线被局限在家数的类别，而对突如其来的性质总结又未加注意，习惯性地沿用今天的说话特征来框定宋代的说话范畴，这就脱离了说话伎艺在当时的生长土壤、发展环境，将说话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固有形态来看待，使得学术研究方法无形中陷入了僵化的困局。
第六，《梦粱录》首次明确地将(合生、)商谜纳入“小说讲经史”条目中，也归入了说话的范畴，这意味着在吴自牧的观念中，(合生、)商谜确实是说话四家的一种代表。
为了更为清晰直观地看出说话伎艺各个类别在宋元时期的发展演变，特将五种文献资料的相关记录制成一表如下：
附表2 宋元文献中的说话伎艺记录
续表
从上表及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
第一，说话伎艺在北宋及南宋初期虽已发展出多门伎艺类别，但尚未有“说话四家”的称谓。因此，我们只能说“宋代说话家数”或“南宋说话四家”，不能说“宋代说话四家”。
第二，“南宋说话四家”的称谓并非是时人一致的看法。宋元四种文献资料中只有两种有此说法，且《梦粱录》因袭《都城纪胜》的因素不能不考虑。
第三，北宋及南宋初期说话伎艺中无“说经”。
第四，南宋说话伎艺中，小说、说经、讲史的位置稳定，占据了说话四家的前三家。
第五，从说话伎艺的其余类别看，合生、商谜、说诨话的发展也较为稳定，说话四家的第四家如果存在，应该出自这三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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