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对于集句诗的态度多不屑，称其“不为诗家正则”。然集句在文人中很受欢迎，自王安石之后，创作集句诗便显著增加了。也有人认为“集句别有机杼，佳处真令才人阁笔”。其实不只是集句诗，包括联句、离合、反复、回文，乃至清代流行的“集诗牌”等，这些游戏性很强的文体，该不该归入正式文体当中? 一直有争议。
现存傅咸的诗歌中，绝大部分是四言诗，个别赠答诗是五言诗。其创作的“经诗”很有可能类似“读书笔记”的性质，用这种方法来记录自己读书的感悟。如《毛诗诗》：
无将大车，惟尘冥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显允君子，大犹是经。(其一)聿修厥徳，令终有淑。勉尔遯思，我言惟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其二)
其一中前两句出自《大雅·无将大车》，三四句出自《大雅·文王》，第五句出自《小雅·湛露》，第六句出自《小雅·小旻》。其二中诗句由前到后分别出自《大雅·文王》、《大雅·既醉》、《小雅·白驹》、《大雅·板》、《小雅·巧言》、《大雅·桑柔》、《小雅·青蝇》、《小雅·何人斯》。所选之句全部集中在《大雅》、《小雅》中。极有可能是其读《毛诗》读至《雅》时，想以此为念，记录自己读书的体悟。所集的诗句，都不出《雅》的范围，完全不涉及《风》、《颂》部分，应是其时手边正看到这一部分，以此为源作集句诗。且所引的这些诗句，在《诗经》中都有，绝非《毛诗》独有，无可争议。便知当时傅咸所看正是《毛诗》，在集句完成之后，按所依之书，据实名之为《毛诗诗》，而未称为《诗经诗》，可见这是傅咸记录读书行为的随性之作，就和“读书笔记”差不多。如后世作集句，多喜欢集杜诗，题名为《集杜》或《集杜工部集》，没有见到如“集杜诗详注”、“集杜诗镜铨”之类，因为其所集的诗句都是杜甫所作，无关仇兆鳌和杨伦，只能称为“集杜”，而傅咸没有这个意识，随手名之《毛诗诗》。
用集句作为读书纪念的方法在后世的集句诗中很常见，还产生了一类专门集某位诗人或某部诗集中句的作品，如清代闺秀诗人陈淑英，在其《竹素园集句》中，专集杜诗的集句诗有四首，《夜读集杜》、《江村春暮集杜》、《避乱山中集杜》、《读诸葛武侯传集杜》。《夜读集杜》是其读到《杜工部集》时所作，纪念意义明显。其他三首则和杜甫的诗歌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杜甫有《江村》、《避地》、《蜀相》，陈淑英的三首集杜诗，不仅与之题目相似，在诗意和写法上也有共通的地方。另有专文，此不赘述。
论及傅咸为何会选择四言诗作为集句诗的形态，有些学者认为此源于其宗经的理念，实在有些穿凿附会。一则傅咸本身作诗就喜做四言诗，现存其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四言诗。二则盖傅咸最开始所作的集句诗是《毛诗诗》，原句便是四言，《毛诗诗》(其一)中，第一二句、第三四句原文便两两相连，另外几首“经诗”根本没有这种做法，很可能便是傅咸试笔之作，才用了原文便两两相连的四句诗。在完成《毛诗诗》之后，另外几首“经诗”为了配合《毛诗诗》的体例，也统一沿用了四言诗格式。而其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用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自傅咸作集句诗后，数百年未见新的集句诗，可能有文献散失的缘故，同时没有诗人大量创作集句诗自然也是事实。宋代文人最初都以为集句“始于王荆公”，可见之前并没有集句作品流传于世，否则宋人不会有此论断。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唐代科举中出现了“帖括”的现象，所谓帖括，是将经传中难以记忆的词句编成诗句，这种方法大受欢迎，以至于《新唐书》中记载：“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不难想见，这种方法也是将经传中难以记忆的句子变为押韵，组成当时容易记忆的文体，可能是律诗，形式和方法与集句诗都要相似之处。不过仍同上文所说，此二者应只是方法上近似，并没有明确文献证明两者存在事实上的联系。
为何集句诗出现数百年之后，直至赵宋之世才引起文人的大范围注意，在此之前连创作都没有看到。在具体讨论之前，有两个观念需要说明。一者，并不是一种文体或者创作手法出现了，后世创作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新事物的出现很多时候源于创作者的灵光一现，比如傅咸读《毛诗》时，临时想到可以用此手法作诗。而后世大范围推广的条件实则很苛刻，不到宋代，确实没有集句诗大量创作的条件，下文会有说明。再者，一个历史事物的发展，不是简单从甲到乙的直线关系，而是很多因素如树根一般错结，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树苗才得生长，事物才得显现。相似不代表一定存在联系，一种文体对后世的影响，必须在联结中才得显现，如果两者没有明确联系，仍强行论证关联或意义，会有附会和强征因果之嫌。
宋代之前，实则不具有集句诗大量创作的条件。集句诗是将以前的诗句拼凑成新诗，不能有大的改动。这是一种需要以学济诗的诗体，必然要求其来源的文体本身具有严格的形式约束。集句诗中鲜见古体诗，绝大多数都是绝句和律诗。因为近体诗有严格的形式约束，律诗的平仄和音律形式有严格规定，词语和诗句的组合规则不过几种而已，其余都是可变通的变体。从中挑选句子重组为诗，自然比较便利。相反，集句古诗和集句文数量如此稀少，正因为古体诗和文章缺少这种形式约束，作家创作时，不知该由何入手。所以集句体真正发端在近体诗繁荣的宋代，符合文体创作和发展规律。唐诗为宋代集句创作积累了大量材料，宋人重视“学诗”，这两条因素是集句诗大量创作的必要条件。唐人之心性，讲求个性张扬，此种全借别人之语的创作方式，大概不入其眼。
再者，傅咸的“经诗”近似“读书笔记”，其文学成就确实不高。如《孝经诗》：
立身行道，始于事亲。上下无怨，不敢恶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其民。(其一)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不议则争。匤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其二)
其一全面君王，说明孝道从侍奉自己双亲开始，延及百姓，并且坚持不懈，才可统御万民。其二论及忠君之事，对君主和社稷尽到臣子的责任。文学性确实不高，如流水账一般。与后世集句中“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此等佳句，判若霄壤。袁枚《随园诗话》中评价“赋得”体：“有赋得等名，自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以此来形容傅咸所作“经诗”，也能说明某些问题。
实则不仅是傅咸“经诗”，这种借用、改编前人文字的做法，刚付诸实践的时候，都是类似“顺口溜”的作品。《列子》所载民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包括唐代科举时，参加考试的举子所看的“帖括”，将经传中难以记忆的句子重新改编组合为诗的形式，显然就是容易记诵的“顺口溜”。即便是现在，这种方法仍然活跃在人们日常表达和记诵中。
根据上面的分析，集句诗从傅咸正式确立此文体，到宋代文人大量创作，中间数百年时间，集句诗没有被重视的原因，一则在近体诗大兴之前，缺少创作基础和素材。且后世创作集句诗，多伴有逞才的心理，如果还要将文句更改再入诗，别人很可能看不出诗句出自何处，逞才的心理就不容易得到满足了。二则傅咸“经诗”的文学成就不高，且同类作品也多是“顺口溜”之流。得不到文人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点，魏晋南北朝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和清谈的盛行，文人尤其是士族文人不关心政治，当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游戏诗体，后世归入“杂体诗”。《艺文类聚》专门收录有六朝时人创作的各种杂体诗。皮日休《杂体诗序》专门介绍，有回文、联句、离合、反复、风人、六甲、百姓、十二属等等数十种之多，集句诗是杂体诗的一种，都是对汉语文字诗学的一种探索。六朝时集句在众多“游戏”文体中并不引人注意，自然鲜有人创作。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前人在探讨傅咸创作集句诗的原因时，都会强调其家族“宗经”的传统。实则还有一点更重要，傅玄、傅咸父子的诗赋体制多有创新，其诗赋创作很“新潮”。如上文所说杂体诗，皮日休《杂体诗序》中载：“晋傅咸有回文反复诗二首，云反复其文，以示忧心展转也。”在魏晋时期，作诗作赋前加小序也是新兴的手法，傅咸所作赠答诗前多有小序，记载写诗之情形或缘由。其父傅玄所作《连珠序》解连珠特点，作《七谟序》论七体源流，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文学手法，上承班固《两都赋序》，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可见傅咸家族在创作时，很喜欢使用新兴的手法和文体，这是傅咸能作出集句诗的重要原因。傅玄、傅咸家族在文学体制创新方面的贡献，也值得注意。同时也有以前人所作入自身创作的例证，傅玄对于《陌上桑》的仿写，以及其大量拟作，都可视为一种创作中引述前人的传统。
所谓傅咸“七经诗”实则只有五首，后补的《左传诗》甚为可疑，《南齐书》所称“五经”更贴近事实。无论是“七经诗”还是“五经”都是后人所起的代称，类似“三吏”、“三别”。“集句”这一手法与古代“断章取义”的用诗方式有传承，与汉魏六朝时摘取前人之诗作片段入诗的创作方式也有很大关联。傅咸所作“经诗”类似“读书笔记”的性质，这种用集句诗记录自己读书经历的做法，在后代集句诗中有很多例证。傅咸之后，数百年没有新的集句诗出现，一则在律诗出现之前，集句诗不具备创作的条件，二则傅咸所作“经诗”文学成就不高，很难引起注意，同时六朝时出现了大量具有游戏性质的“杂体诗”，“集句诗”在其中并不突出。傅咸能创作集句诗的原因，一则本于其宗经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其家族在文体创新方面的意识和传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注释】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www.xing528.com)
[2](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3](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页。
[4](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08页。
[5](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84页。
[6](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卷五十二，第1129页。
[7](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00页
[8](宋)王应麟：《玉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第五十九，第1177页。
[9](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卷八，第145页。
[10](宋)王应麟：《小学绀珠》，明津逮秘书本，卷四，第70页。
[11](明)陈师：《禅寄笔谈》，万历二十一年自刻本，卷五，第101页。
[12](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清光绪刻常熟丁氏从书本，卷四，第84页。
[13]杨伯峻编著：《春秋大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5页。
[14](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75页。
[15]《春秋左传注》，第1380—1381页。
[16]取前作诗句片段用于自身创作的行为，在汉魏六朝时很多，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有详细论述，可参看。
[17]杨伯峻编著：《列子集绎》，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4页。
[18](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卷五十二，第501页。
[19]苏轼《哨遍》序：“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皆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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