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多将傅咸所作“经诗”题名为“七经诗”，如上文所引《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辞注》。但实则是否真是“七经诗”，是否足七数? 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因涉及材料较为繁复，现将主要材料大致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其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4]
“全借古语，用申今情”，这八个字同集句诗非常相似，还明确提到了傅咸《五经》。
2.《艺文类聚》中载有傅咸集句诗五首：
诗，晋傅咸《孝经诗》曰：立身行道，始于事亲。上下无怨，不敢恶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其民。(其一)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不议则争。匤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其二)
又《论语诗》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鱼，可谓大臣。见危授命，能致其身。(其一)克己复礼，学优则仕。富贵在天，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后已。(其二)
又《毛诗诗》曰：无将大车，惟尘冥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显允君子，大犹是经。(其一)聿修厥徳，令终有淑。勉尔遯思，我言惟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其二)
又《周易诗》曰：卑以自牧，谦尊而光。进徳修业，既有典常。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长。(其二)
又《周官诗》曰：惟王建国，设官分职。进贤兴功，取诸易直。除其不蠲，无敢反侧。以徳诏爵，允臻其极。(其一)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职，以听王命。(其二)[5]
则有晋郑咸黜不端。【注】黜，去也。晋文杀叔带，郑厉杀子颓，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去，起吕反，下同。为，于伪反。【疏】咸黜不端。正义曰，诸本咸或作减，王肃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经诗，其传诗有此句。王羲之写亦作咸。杜本当然。[6]
《艺文类聚》中所载五首集句诗中并没有出于左传的句子。
4.唐徐坚《初学记》补《左传诗》：
晋，傅咸《孝经诗》：立身行道，始于事亲。上下无怨，不恶于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于民。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义则不争。匡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
又《论语诗》：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鱼，可谓大臣。见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复礼，学优则仕。富贵在天，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后已。
又《毛诗诗》：无将大车，维尘冥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明允君子，大猷是经。聿修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遯思，我言惟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
又《周易诗》：卑以自牧，谦尊而光。进德修业，既有典常。晖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长。
又《周官诗》：惟王建国，设官分职。进贤兴功，取诸易直。除其不蠲，无敢反侧。以德诏爵，允臻其极。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职，以听王命。(www.xing528.com)
又《左传诗》：事君之礼，敢不尽情。敬奉德义，树之风声。昭德塞违，不殒其名。死而利国，以为己荣。兹心不爽，忠而能力。不为利谄，古之遗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7]
孔颖达《五经正义》成书时间稍晚于《艺文类聚》，早于《初学记》，而独孔氏称傅咸所作“经诗”为“七经诗”，此实在可疑。自孔颖达之后，再见到“七经诗”这一称呼，是《玉海》中引《五经正义》原文：
傅咸《七经诗》。《春秋正义》：“傅咸为《七经诗》”。[8]
《困学纪闻》中的记载几乎与之一模一样：
《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9]
宋及以前文献中再无他处。再后于《小学绀珠》中出现：
“七经”：《易》、《书》、《诗》、《三礼》、《春秋》。秦宓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敎吏民。”傅咸《七经诗》、隋樊深《七经义纲》、《七经论》。[10]
《玉海》、《困学纪闻》、《小学绀珠》都是王应麟的著作，在这里只能视为同一处。《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都没有“七经诗”这一称呼。独《五经正义》中有，实在可疑。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还有另一种称呼。在明代《禅寄笔谈》笔谈中有记载：
集句诗古人已有之。傅咸作《集经诗》。其毛詩一篇略曰：“聿脩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此乃集句诗之始，或谓集句起于王安石，非也。”[11]
除此之外，还有些材料引人注意。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中有言：
《七经诗》，傅咸。谨按：孔颖达曰“咸为七经诗”。[12]
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很可能是因为孔颖达这一称呼，后世便约定俗成了，而根本没有其他证据表明是七首。况且《南齐书·文章传论》中有言“傅咸五经”。两者在文献层面都是孤证的情况下，更早并且专论文章流别的《南齐书·文章传论》在此问题上可信度更高。后世因孔颖达称为“七经诗”，遂认定其有七首，怀疑现存记载有脱漏，这一逻辑本身就存在问题。
同时《初学记》中所补《左传诗》也有可疑之处。按上文所引，《五经正义》提及“七经诗”时，所举正是《左传诗》，而后《初学记》补之，很可能是出自同一文献。前五首诗较之所据经传，文字方面没有变动之处，唯有《左传诗》将“咸黜不端”写作“威黜不端”，于此有可疑之处。自然“咸”和“威”字形非常相似，传抄过程中难免出错。但《左传诗》的结构也和其他几首存在明显差异。如《孝经诗》：
立身行道，始于事亲。上下无怨，不敢恶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其民。(其一)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不议则争。匤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其二)
其一劝勉君王，说明孝道从侍奉自己双亲开始，延及百姓，并且坚持不懈，才可统御万民。其二谈论忠君之事，对君主和社稷要尽到臣子的责任。从诗歌含义和所依韵目来看，确实两章。《论语诗》、《周官诗》、《毛诗诗》都是这种结构。《左传诗》：
事君之礼，敢不尽情。敬奉德义，树之风声。昭德塞违，不殒其名。死而利国，以为己荣。兹心不爽，忠而能力。不为利谄，古之遗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全诗都是谈论忠君之事，没有文意上的变化。前五首诗中，《毛诗诗》是从《诗经》中直接截取诗句，未加改动，因其本就是四言诗。其他三首诗都是对原句进行了较大改动，很少直接从原文中截取四言句。说明傅咸当时并没有后世“集句”的概念，只是选取一些词句，改写成四言诗的形式，不是四言句便改写。但《左传诗》中的句子绝大部分在《左传》中本就是四言句或者四言词。这种创作较其他几首诗有明显区别，恐怕并非傅咸所作。
再者，如果傅咸自己题其“经诗”为“七经诗”，那就是给一组诗歌起了一个总题，而且这个总题很有概括性，不似应璩《百一诗》、左思《咏史》，这类诗实际上所有诗共用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含义。诗人写一组诗，每首各有题目，同时又有一总题概论。这种做法出现得很晚，不是魏晋时人的做法。其实无论“七经诗”还是《南齐书》中“五经”都应当是后人所起，严格说来不能说是这组诗的题目，其性质类似后人称呼老杜之“三吏”、“三别”。
综上所述，傅咸所作“经诗”很可能本就非七首，《五经正义》及《初学记》中所补《左传诗》是否为傅咸所作存在很大疑问。“七经诗”之名也并非傅咸自题，而是后人所起，类似“三吏”“三别”。考《五经正义》语，将《孝经》、《论语》、《毛诗》、《周易》、《周官》、《左传》皆称为“经”，乃至称为“七经”。孔颖达著《五经正义》，采《毛诗》、《左传》两传入经，“七经诗”之名或许正是出自孔颖达之手。而其诗只如《南齐书》所载为“五经”，并非七首。后人多以“七经诗”这一称呼，反以为傅咸“经诗”真是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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