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成书详解-《古籍研究总第66卷》

总共五百卷的《太平广记》，虽卷帙巨大，但编纂所用时间却极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即完成。关于《太平广记》成书的具体过程，李昉《太平广记表》及王应麟《玉海》都曾述及。李昉云：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85]

……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版。

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条云：

《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会要》：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成书)六年诏令镂版(《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蔵太清楼)。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幾预焉。^[86]

综合李昉、王应麟之所言，《太平广记》成书过程大致如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戊寅，同时诏修《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书成。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李昉进书。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诏令镂版，旋即有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87]

《太平广记》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编纂完成，是与文献资料的充足特别是小说资料的充足密切相关。胡应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太平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余种，非必宋初尽存，大率晋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迹，则得之本书者也。《广记》引用书凡三百四十余种，前此靡所因袭，当是采集众小说为之，盖小说本易传，中唐后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书又仅得《御览》五中之一，足证本书具存。然宋元间小说，陶氏《说郛》尚数百种，今全书存者，第《桯史》、《笔谈》百余家而已，余大半湮没矣。^[88]

据胡应麟推测，《太平御览》引文来源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唐前引文来源于《修文御览》、《文思博要》等现成类书，唐代引文则来源于本书。而《太平广记》因前代无此种总集可供参照和抄录，故引文主要来源于本书。并据此推测《太平广记》引文所用的那些宋前或者说汉唐时期的小说类书籍，在宋初编纂《太平广记》之时，应当大量存在，且多完好。

唐末五代，图书散佚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国家秘阁所藏图书，毁失更是触目惊心。南宋程俱对此有云：“古今文字皆在禁中，两汉或徙金马门，历代不常其处。唐季流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89]大致而言，国家秘阁所藏图书经历了三次严重的毁失。第一次是黄巢攻陷并占领长安、洛阳期间，《旧唐书·经籍志》云：“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阙，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90]第二次是后梁朱温在开平元年(907)迁都洛阳，秘书阁书籍“又丧其半”^[91]。第三次是开宝八年(975)冬，宋太祖命曹彬征江南，南唐后主李煜见大势已去，焚毁南唐宫中所藏图籍近万卷。马令《南唐书》卷五《后主书》载：“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尝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逸。’及城陷，文籍尽炀。”^[92]陆游《南唐书》列传卷一三《后主保仪黄氏》亦云：“元宗、后主俱喜书法，元宗学羊欣，后主学柳公权，皆得十九，购藏钟、王以来墨帖至多，保仪实掌之。城将陷，后主谓之曰：‘此皆先帝所宝，城若不守，汝即焚之，无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无遗者。”^[93]

国家秘阁图书虽然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毁失严重，但经太祖尽力收聚劫后所余及征集民间所藏，宋初三馆之书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太祖《宋史》云：“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94]据《文献通考》，宋初三馆尚存“有书万二千余卷”，其后，平荆南、蜀及江南、两浙，收得大量图书：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乾德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开宝八年冬，“平江南，眀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后来“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同时，在乾德四年，又“下诏购募亡书”^[95]。经过努力，在宋太宗初年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时，国家三馆的藏书规模实际上已十分可观，《宋史·艺文志》称“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96]。且在这些藏书中，正如胡应麟所言，“小说本易传”，因而“野史、传记、小说”的数量应当十分巨大。

这一点，从《崇文总目》的著录情况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太平兴国初，宋太宗幸三馆，因见其“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97]诏令于左升龙门东北别建新馆，太平兴国三年二月建成，赐名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为‘秘阁’”^[98]。也就是说，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后，原三馆所藏国家图书分藏于崇文院和秘阁两地。至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后王宫失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乃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藏于太清楼。至仁宗时，编纂《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共著录“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99]。以四部法分为四十五类，计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从《宋史·艺文志》记载可知，仁宗时编《崇文总目》以前，崇文院、秘阁、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等各处所藏图书，应相当可观，虽然在真宗时崇文院、秘阁经历了一次火焚，但由于先时已“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分置在龙图阁及太清楼等处，故已有书籍不应当因此而失传。则《崇文总目》所录，当是囊括了宋初几乎所有国家藏书。

考《崇文总目》分类^[100]，属于“野史、传记、小说”者，分散于史部的杂史类、伪史类、传记类及子部的小说类、道书类、释书类等类别中。今考此诸类所录，卷三史部杂史类“杂史上共六十八部计六百七十一卷”，“杂史下共三十四部计三百三十五卷”，卷三史部伪史类“共二十七部计三百二十六卷”，卷四史部传记类“传记上共七十八部计三百七十卷”，“传记下共七十三部计四百七十六卷”，卷五子部小说类“小说上共七十部计二百八十八卷”，卷六子部小说类“小说下共七十九部计二百九十卷”，卷九子部道书类“道书一共五十五部计一百四卷”，“道书二共五十部计二百八十六卷”，“道书三共五十八部计八十一卷”，“道书四共八十三部计九十八卷”，“道书五共五十八部计八十四卷”“道书六共五十五部计四十七卷”，“道书七共五十一部计八十一卷”，“道书八共五十五部计八十五卷”，“道书九共六十部计一百六卷”，卷十子部释书类“释书上共五十七部计三百三十六卷”，“释书下共二十七部计二百二卷”，共计一千〇三十八部，四千二百六十六卷。书籍数量几乎占了《崇文总目》全部著录的三分之一，这还仅是著录于史部的杂史类、伪史类、传记类及子部的小说类、道书类、释书类之书就有如此之众，可见当时“野史、传记、小说”之书的数量应当是巨大的。此外，李昉等人的私家藏书中的“野史、传记、小说”亦当不少。公私藏书的丰富，特别是“野史、传记、小说”之书的丰富，正是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太平广记》编纂的重要原因。

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广记》，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突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限制，将其他类别“野史”、“传记”、“故事”甚至“经史”中大量存在的小说和具有小说品格的篇章清理出来，汇聚一处。李昉等虽然未作理论阐释，但在客观上，通过《太平广记》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说概念和小说类别，我们不妨称为“新小说”，《太平广记》的新小说，不仅包括《汉书艺文志》所确认的子部小说，如志怪、志人小说，也包括刘知幾所确认的“偏记小说”，以记录历史轶闻和当代掌故为主的杂事小说、地理博物小说，还将杂史小说、杂传小说和被称为传记的唐人传奇小说全部纳入其中，在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单列杂传记类，在卷四九三至卷五〇〇单列杂录类，确认了唐人小说特别是传奇一类这种成熟的新兴小说的小说身份，解决了唐人小说的归属问题。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101]，与我们按照现代学术标准所确认的汉唐小说几乎完全一致，足见李昉等或者说《太平广记》小说态度的科学性。而厘清《太平广记》的编纂与成书的历史过程，无疑对理解其小说态度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编号：13BZW064)、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项项目“《太平广记》编纂思想研究”(编号：ZJ2015026)阶段性成果。

[2](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 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030页下—1031页上。

[3](宋)李昉：《太平广记表》，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4](宋)王明清撰，穆公校点：《挥麈录》后录卷一“太宗收用旧臣处之编修以役其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16页。

[5](明)谈恺：《刻太平广记序》，《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页。

[6](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二七《春雨堂杂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5册，第158页下。

[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八《殷崇义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5册，第269页上。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9]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10](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第578页上。

[11](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三《文章一·古今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6册，第122页下—123上。

[12]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13]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18页。

[14](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一一《命校永乐大典因成八韵示意诗》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7册，第432页下。

[15][日]竺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23—124页。其他如赵维国《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第一章《〈太平广记〉的成书与流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4—5页;牛景丽《〈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第一章《〈太平广记〉概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袁文春《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6](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一七《插架》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7册，第541页下。

[17](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页。

[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28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太宗》，第571页。

[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总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21]《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总叙》，第25—26页。

[22](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第42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页。

[23]《涑水记闻》卷一第30条，第15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太祖》，第62页。

[25](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太祖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8册，第43页下。

[26](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7、38页。

[27]《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七，《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7册，第五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宗》，第559页。

[29](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0页。

[30]《太宗皇帝实录》卷三一，《四部丛刊》三编史部第7册，第6页。

[31]《宋朝事实》卷三《圣学》，第37页。

[32]《宋朝事实》卷三《圣学》，第3 7页。

[33]《太平广记表》，李昉等《太平广记》，第1—2页。

[34]《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 类书》，第1030页下。

[35]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页。

[36]《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5、9136页。

[37]《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 35、91 36页。

[38]《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8、9140页。

[39]《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第9239—9240、9240页。(www.xing528.com)

[40]《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第9239—9240、9240页。

[41]《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第9105—9106页。

[42]《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第9107页。

[43]《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徐铉传》，第13044—13045、13046、13049页。

[44]《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徐铉传》，第13044—13045、13046、13049页。

[45]《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宋白传》，第12998、12999—13000页。

[46]《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宋白传》，第12998、12999—13000页。

[47]《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08页、第9213—9215页。

[48]《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08页、第9213—9215页。

[49]《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赵邻幾传》，第13009页。

[50]《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赵邻幾传》，第13010页。

[51]《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吴淑传》，第13040、13040—13041页。

[52]《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吴淑传》，第13040、13040—13041页。

[53]《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第9870、9872页。

[54]《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第9 8 7 0、9 8 7 2页。

[5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八《南唐·殷崇义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5册，第269页上。

[56](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三《文学·著书下》“《太平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6册，第414页下。

[57]《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第8800页。

[58]《宋史》卷四七九《世家·西蜀孟氏》，第13012页。

[59]《宋史》卷四七九《世家·西蜀孟氏》，第13882—13883页。

[60]《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十一·礼一》，第2421页。

[61]《宋朝事实》卷三《圣学》，第37页。

[62]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133页。

[63]《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5页，第9138页。

[64]《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第9239页。

[65]《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第9105页。

[66]《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徐铉传》，第13044页。

[67]《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宋白传》，第12998页，第12999页。

[68]《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15页。

[69]《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赵邻幾传》，第13009—13010页。

[70]《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吴淑传》，第13040页。

[71]《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第9872页。

[72]《宋史》卷四七九《世家·西蜀孟氏》，第13012页。

[73]《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第9240页。

[74]《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第9107页。

[75]《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徐铉传》，第13046页。

[76](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五《谈谐戏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68—869页。

[7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己部《二酉缀遗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5—476页。

[78]《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15页。

[79]《中国小说史略》，第37页。

[80]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释氏辅教小说，曾礼军《宗教文化视阈下的〈太平广记〉研究》一书中有概略介绍，可参看。曾礼军：《宗教文化视阈下的〈太平广记〉研究》第一章《太平广记成书的宗教文化背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6—79页。

[81]《宗教文化视阈下的〈太平广记〉研究》，第74页。

[82]《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徐铉传》，第13046、13049页。

[83](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第1页。

[84]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唐稗思考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85]《太平广记表》，李昉等《太平广记》，第1—2页。

[86]《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 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第1030页下—1031页上。

[87]《太平广记》成书的具体时间，邓嗣禹认为是早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张国风认为是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实际上，邓嗣禹与张国风对于《太平广记》成书时间的认识无实质差别，李昉上《太平广记表》时间的是“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太平广记》的实际编纂完成肯定在此之前，而此时间点李昉上表告《太平广记》编撰完成，当然可以作为正式完成的时间点。林耀琳撰文认为“《广记》是奉宋太宗诏令开始编撰，由李昉等十三人主编，从编撰到成书，时间跨度大，经历了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虽此期间有编者高升或离任，但《广记》还是以十三人为班底，继续完善和成书。因此，《广记》开始编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成书于宋真宗时期。”但其举证尚有疑点和疑问。分别见：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页;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第1—4页;林耀琳：《〈太平广记〉成书时间考》，《长江论坛》2014年第5期。

[88]《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五己部《二酉缀遗中》，第466—467页。

[89](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306页下。

[9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六《志·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62页。

[91]《旧唐书》卷四六《志·经籍志上》，第1962页。

[92](宋)马令：《南唐书》卷五《后主书》，《南唐书》(两种)，《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93](宋)陆游：《南唐书》列传卷一三《后主保仪黄氏》，《南唐书》(两种)，《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336—337页。

[94]《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第5032页。

[95]《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总叙》，第25页。

[96]《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第5033页。

[97]《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总叙》，第25、26页。

[98]《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第5 0 3 2页。

[99]《宋史》卷二〇三《志·艺文一》，第5 0 3 2页。

[100](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第1—152页。

[101]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