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参纂人员的小说知识背景

“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而成的《太平广记》^[61]，由于其卷帙的巨大，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62]，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这样一部五百卷的巨著，却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其成书速度可谓速捷。综观之，其采摭不可谓不广，类例不可谓不善，裁夺不可谓不工，编排不可谓不精。《太平广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与李昉等编纂成员完整、全面的小说知识背景息息相关的。

从《太平广记》的参纂成员构成情况看，参与修纂《太平广记》的十三人，可以说都是文章之士。李昉文章早年即为周世宗所赏，见相国寺《文英院集》，“益善昉诗而称赏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宋史》称其“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63]。扈蒙“少能文”，很早就有文名，后汉李穀曾称“蒙文学名流，不习吏事”^[64]。李穆亦“幼能属文”，为文尚雅正，“五代以还，词令尚华靡，至穆而独用雅正，悉矫其弊”。^[65]徐铉亦“十岁能属文”^[66]，宋白亦“年十三善属文”，“在词场名称甚著”，“学问宏博，属文敏赡”。^[67]张洎亦少有俊才，“文采清丽”^[68]。赵邻幾“少好学，能属文”，“为文浩博”，“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69]。吴淑“幼俊爽，属文敏速”，“词学典雅”^[70]。吕文仲亦“富词学，器韵淹雅”^[71]。汤悦、王克贞、董淳、陈鄂四人亦博洽能文章，如《宋史·郑起传》即称“又有颕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72]。

十三人不仅文才富赡，且大多曾任职史馆，有史才，编撰过实录、国史等史著。如李昉就曾为史馆修撰、判馆事，扈蒙曾充史馆修撰，李穆亦曾为史馆修撰、判馆事，宋白亦曾直史馆，四人都曾参与撰写《宋太祖实录》，扈蒙又曾参与撰写《五代史》，并曾建言注意保存日常史料。张洎曾判史馆，参与修撰国史。董淳曾直史馆，参与修撰《周世宗实录》。吴淑则曾预修《宋太宗实录》。《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史部霸史类著录有“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董淳《后蜀孟氏记事》三卷”，则徐铉、汤悦曾作《江南录》，董淳曾作《后蜀孟氏记事》。赵邻幾曾欲撰唐武宗以来实录，未成而卒，留下《会昌以来日历》、《六帝年略》、《史氏懋官志》等史著。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人中，多有释氏、神仙之好者。扈蒙、李穆好释氏，《宋史·扈蒙传》云扈蒙“好释典，不喜杀”^[73];《宋史·李穆传》云李穆“深信释典，善谈名理”^[74];而徐铉则不喜释氏而好神怪，《宋史·徐铉传》云徐铉“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75];《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五引杨大年《杨文公谈苑》亦云：“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牍，以为《稽神录》。尝典选，选人无以自通，诡言有神怪之事。铉初令录之，选人言不闲笔缀，愿得口述。亟呼见问之，因以私祷，罔不遂其请。”^[76]明胡应麟又云：“小说称徐铉好言怪，宾客之不能自通者，与失意见斥绝者，皆托言以求合……铉所著《稽神录》，其中必有诳于宾客，如夷坚所得者，岂皆实哉!”^[77]而张洎则兼好释道，《宋史·张洎传》云张洎“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78]。(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佛教、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常造作、撰集教宗先圣灵迹故事，“意在自神其教”，以为辅教之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释氏、老氏的辅教撰作，这些撰作多呈现出显著的故事性与虚构性，具有小说性质。如鲁迅先生言：“释氏辅教之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视为小说。”^[79]佛教辅教之书如此，道教亦如斯。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自宋初，产生了大量的弘佛小说^[80]，这些小说大致包括经像灵验故事、因果报应故事以及僧人传记三类。道教自汉末兴起，迄宋初，亦产生了许多弘道小说，包括各种仙传以及道教历代真君传记，魏晋南北朝出现一次撰作高潮，而在唐五代则出现两次撰作高潮，“一是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二是唐末五代时期”^[81]。扈蒙、李穆、徐铉、张洎等人喜好释道之书，当然也包括这些小说性质的辅教之书，可以说是有比较深厚的小说知识背景的。而如徐铉，则有明显的小说癖好，《宋史·徐铉传》即好神怪之事，近于痴迷，至有“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可以说不惜一切搜求积聚，这些搜求所得，当成为其所著《稽神录》的资材。虽然《宋史·徐铉传》称《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82]，而无疑徐铉是《稽神录》资材的主要收集者与编定者，其客蒯亮或只是协助其整理编排。

另外，吴淑也是小说家，《宋史·吴淑传》称其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吴淑《异僧记》一卷。宋白亦当对小说有着特殊的爱好，《宋史·宋白传》称宋白“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这些千余门“故事”，亦恐多具小说性质或者就是小说，可见宋白也应当是熟悉小说并喜好小说的。其余诸人包括李昉、赵邻幾、吕文仲、汤悦、王克贞、董淳、陈鄂，虽不见史籍明确记载他们有小说之好，但他们均由唐末五代而入宋，必受到其时社会上浓郁的小说之风熏染。自中唐以降至五代，小说创作勃兴，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体裁的成熟并迎来了一次创作高潮，产生了大量的小说，并取得了可以和诗歌比肩的成就。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即云：“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 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83]不仅把唐人小说与唐人诗歌相提并论，认为唐人小说和唐诗一样，是有唐一代的文学标志之一，而且指出唐人小说在艺术上也成就巨大。据李剑国先生，“今存可以考见的大约百多种单篇传奇和百多种专集，(不包括笔记，)总共近五千篇(条)”^[84]。李剑国先生统计的是传奇和志怪，另外，还有大量的轶事小说，即所谓笔记。李昉等人皆当时文坛名宿，虽不能完全肯定他们喜好小说，但熟悉小说、拥有完整的小说知识背景则应是无疑的。而从他们快速完成《太平广记》五百卷的编纂来看，这种推断是可靠的，因为，如果不熟悉宋前小说或者说汉唐小说的整体面貌，没有完整、全面的小说知识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