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诏修的缘起

《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同时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而《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先成，《太平御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完成。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又诏修《文苑英华》，至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完成。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是否为“老英雄法”、是否因为“惭德”，当然只是他人与后人的揣度，因为即使这是宋太宗的本意，他是不会诉诸言说、行诸文字的，且必然会多方掩饰，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乾隆在言及为何诏修《四库全书》时说：“若今所辑《四库全书》，惟在搜罗遗佚，以广流传，为万事书林津逮，用意固不同耳。”^[16]显然，“老英雄法”与“惭德”等，实是一种无法言说或者不便言说的理由，那么，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是否与其国家治理理念相关? 是否是其国家治理策略中的措施之一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宋史·太祖本纪》末赞云：“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17]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即实行“务农兴学”、“与世休息”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以文靖国”理念的提出与施行，确立起了有宋一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影响深远。继立的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无疑是践行宋太祖这一政策的具体举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云：

上尝谓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18]

于此可见，从宋太宗读《老子》而叹，说明他对“以文靖国”的理解是深刻的，特别是“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一语，更是“以文靖国”理念的直接表达，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论。而要实现“以文靖国”、“文德致治”，全社会重文风气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养成重文风气，书籍又是不可或缺的。宋太宗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他在雍熙元年(984)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并下令在民间征集图书：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19]

此时《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业已编纂完成，《文苑英华》正在编纂中。当然，宋初对图籍的收集并不只这些，宋太祖在勘平各地时便注意搜罗图书，“以实三馆”：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渉弼、《三传》彭幹、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眀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20]

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幸三馆，因见其“湫隘卑庳，才蔽风雨”，诏令别建：(www.xing528.com)

先是，朱梁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间，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后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于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21]

所以，从宋立国以来，自太祖至太宗，在“以文靖国”、“文德致治”的理念下，均重视图书的收集，和保存。既然“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仅仅收集前代留存的图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取法”，编纂适合时代要求的书籍也就成为必然。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应当是宋初“以文靖国”、“文德致治”理念下为培养整个社会重文风气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宋太祖好读书，不仅如此，他也希望皇子们多读书，特别是经书，而不必学作文章，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其曾与秦王侍讲云：“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22]还曾向近臣表达欲尽令武臣读书的想法，《涑水记闻》又载云：“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亦有类似记载：“太祖建隆三年……壬寅，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24]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则记载更详：

尝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莫对。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曰：“赵某下寿州，所载数车，皆重宝也。”世宗遣使按之，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召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25]

与宋太祖相比，宋太宗尤嗜读书，虽日理万机而不费观书，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据《宋朝事实》卷三记载：“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社稷无穷之福也。’”又载云：“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鼔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26]《宋太宗实录》多载其勤奋读书之事：“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览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联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27]此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28]《渑水燕谈录》云：“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29]《宋太宗实录》又云：“乙亥，诏史馆所编文集将就，可令接续进来，上谓宰相曰：‘自去年冬末，日读《御览》三卷，未尝废阙，有故即追补之，已读八百余卷矣。’”^[30]宋太宗在观览前代典籍的过程中，发现诸如《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等门目繁多，失其伦次，因而产生了编纂新书的想法：

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类》一千卷，俄改为《太平御览录》(案：《宋史》及各家书目皆作《太平御览》，此多一录字，与各书异)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31]

李昉《太平广记表》亦云：“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可见，宋太宗嗜读书，而在阅读前代典籍的过程中发现前代典籍存在缺点与不足，因而直接导致了其诏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促成了二书的编纂完成，而《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的完成，又启导了《文苑英华》以及《册府元龟》的编纂。当然，宋太宗读书，不仅是因为爱好，也是为了从书中获得治身治国的道理，他在读《兵法阴符经》后说：“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读《老子》后又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32]而修《太平广记》等书，当然也是为了更方便地从典籍记载中获得治身治国得失成败的知识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