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结束后的准备期

随着战争不断胜利，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有了快速发展。延清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增加到5个纵队7.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地方部队已发展到3.4万余人。部队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被俘国民党军士兵称谓），有的连队“解放战士”多达80%以上。这种情况带来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存在着“吃谁家饭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情绪极不稳定。“由于我军经常处于紧张频繁的战斗环境，缺少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问题的教育条件，广大指战员对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剥削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宗旨与使命，了解甚少。”“不仅新战士和大量解放战士对阶级界限分不清楚，就连部分老八路尚未从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思想中转变过来。”（《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76页。）“新提拔者指挥能力弱，对俘虏调皮难驾驭。有些连排班长对俘虏怀疑，感觉自己孤立，生出害怕心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第576页）。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惧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1947年4月1日，彭德怀、习仲勋给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最近，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重”（《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有的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些问题在少数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早在1947年4月22日，彭德怀、习仲勋电告中央军委，部队利用休息期间总结工作的具体安排，提出“司令部着重检讨战术技术”“政治部着重检讨战时政治工作”，就“如何动员党的支部”“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等提出具体要求，强调“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即使部队战斗一次进步一次的有效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

此后，西北野战军在战斗中开展军事民主的尝试。在蟠龙战役中，彭德怀、习仲勋电示担负攻坚战的西北野战军一纵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要求前线部队“开十分钟连排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第227页）。在蟠龙战役中，西北野战军部队广泛开展战中军事民主，指战员们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办法，野战军前委积极采纳了这些建议，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由此开创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军事民主的先河。

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11月16日，第二次榆林战役以后，西北人民解放军内线反攻即告结束，进入外线作战和战略反攻的准备期。针对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遵照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参加战役的十一纵、二纵、六纵旅以上干部会议，在这三个纵队中先期进行整军。针对怎样把部队整顿与土改、整党结合起来，如何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战斗力，如何把大批解放战士教育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士等问题，通过采取轮训各级干部、召开战斗检讨会等方式，普遍开展诉苦运动与土地改革政策教育。

西北野战军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中央军委的肯定。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局及西北野战军前委领导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西北野战军和各野战军补充俘虏和整训的经验，作为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正式提出，并指出“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www.xing528.com)

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中旬，西北野战军一、三纵队集结在清涧地区，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整军从土改教育入手，进行诉苦运动。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三查运动阶段，而后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转入外线作战的政策教育。

首先通过轮训各级干部，组织学习土地改革政策，以阶级教育为中心检查整顿纪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纪律观念，为整军顺利展开奠定组织领导基础。结合整军进展的不同阶段，及时提出新问题、注入新内容，使得整军运动的开展更加符合实际。在诉苦阶段，注重引导深挖苦根、算细账，重点解决“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苦从何来，仇向谁报”等问题。通过充分挖掘、及时发现典型，运用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据习仲勋回忆：“当发现三五八旅七一四团诉苦搞得好，就召开旅、团干部会，请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同志介绍该旅七一四团（重点是六连）运用诉苦典型引路的经验，各部队领导结合本部实际情况，学习运用这一经验，很快使诉苦运动打开了局面”（《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288页）。在三查阶段，突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范围，提出查思想、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查党员作用，把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针对运动初期出现的个别单位在三查中简单照搬地方土改的办法，搞唯成分论的偏差，及时加以纠正。在彭德怀、习仲勋及西北野战军前委的领导下，新式整军始终得以在“健全发展的轨道上”进行。

诉苦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是对毛泽东建军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整训结束后，彭德怀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写道：经过诉苦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1948年1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对前一阶段诉苦三查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运动给予高度评价。15日，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把它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周恩来说：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彭德怀司令员曾在一次报告中说：此次运动“起带头作用的是八旅（三五八旅），又以四团（七一四团）为最深”。

在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野战军前委组织领导下，西北野战军从实行即俘即补方针，到开展诉苦三查、进行整训，再到运用群众路线，广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使新式整军运动在内容、形式上不断丰富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取得了成功经验和显著效果，为这一运动在全国各解放区的蓬勃兴起，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习仲勋及其战友们领导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谈话，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自觉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