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枣林则沟会议及清涧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一）枣林则沟会议

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在青化砭的惨败，令胡宗南恼羞成怒，随即派多路大军尾追而至。很快情报传来，距离王家坪最近的一股敌人只有十几里路，中央机关必须马上转移。

当时，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自红军长征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和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胡宗南，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绝对优势的胡宗南部队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我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此时，黄河、淮河以南的所有解放区都已被敌人攻陷，中原、苏北解放区被迫放弃，中原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分别退入河北、山东作战。东北方面，民主联军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张家口被敌人攻占，晋、冀、陕甘宁解放区通往东北的通道被彻底切断。由于延安失守和新华电台一度中断停播，国民党宣传甚嚣尘上，谣言满天飞，令热爱和平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产生悲观和怀疑情绪。在国际上，西方国家欢呼庆祝，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美联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英国通讯社语）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后，给驻华使馆发来密电，指示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政府开战，否则他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他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革命。

3月28日下午，中央机关离开停留了四天的子长县王家坪村，向清涧县城以北山区转移，次日抵达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则沟村。毛主席住在村民吴天生家的一线9孔窑洞东侧第2孔窑洞里。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他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一个巨大难题。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3月29日—30日，著名的“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分兵方案”，即党中央一分为二，各司其职。会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让他们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乡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中共中央枣林则沟会议旧址

同时成立中央后方委员会（4月3日正式确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二）精简机构　轻装简从

枣林则沟会议之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武装起来，组成中央直属支队，成立了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番号叫三支队。将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机关改编为四个大队，包括电台、情报、作战、机要、联络、文秘、后勤、警卫等工作人员200余人；中央警卫团番号叫九团，警卫部队4个连，近800人。

为有利于战时工作，每位领导都起用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陆定一代号郑位。

接着，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李箱进行了彻底精简。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书籍占了一大半，装满两大箱子，除了留下小部分随身阅读以外，多数不得不寄存在当地老乡家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还是个特别痴迷“谭派”的超级京戏迷。他有一架前线将领们送的战利品德国老式留声机，数十张木纹京戏唱片。听这些唱片就是他在延安时期的主要娱乐活动。毛泽东舍不得精简这些心爱之物，于是带着留声机和唱片转战陕北，直到东渡黄河时才留给了当地乡政府。

当得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达石嘴驿枣林则沟后，在石嘴驿区搞土改试点的中共清涧县委书记郝登洲和绥德地委秘书长乔备果立即从田庄赶来。

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在大敌当前仍搞土改试点，连县级机关搬出县城都不知道的麻痹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停止试点工作，迅速回县委进行战争动员。

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弼时同志批评你们了吧？郝登洲惭愧地说，批评了，批评得对。我们的确麻痹大意，缺乏敌情观念。并表示一定按照任弼时同志的指示，把备战动员和支前工作做好。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说，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能表示他们的强大，而表示其失败的命运就在前头。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有必胜的信心，要组织全县人民坚持斗争，战胜敌人，夺取胜利。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电：“兹决定冀热辽分局改为受东北局领导，接电后东北局、东总及东北政委会即与冀热辽分局、军区、政府发生指导关系（冀东包括在内）。”

同日，毛主席与任弼时致电贺龙转周恩来：“（一）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动身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在石嘴驿附近。（三）敌已占两延，下一步行动待侦。（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同日，复电彭德怀、习仲勋，同意29日来电提出的拟寻求歼击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的决心及其部署。(www.xing528.com)

3月31日，中央工委从枣林沟村出发，一路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开始工作。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分手后则继续北上，经田庄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临行前，主席让警卫员给同院住的村民吴进智送了一顶军用蚊帐（蚊帐现存延安革命纪念馆）。

（三）枣林则沟会议的历史意义

枣林则沟会议决议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会议根据形势的要求，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确定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工，既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对全国各解放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又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枣林则沟会议是我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会议。此时，我党已经过20多年自身建设和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冷静分析了陕北形势和敌我双方的作战力量后，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在枣林则沟会议上勇敢而又谨慎地作出了中共中央领导分工的决策。这一决定，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必将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尤其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继续留在陕北，对敌人有强有力的牵制，同时给陕北的军民吃了颗定心丸，对边区军民英勇斗争更是巨大的鼓舞。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在艰苦的转战中，能够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同心同德，分工协作，使党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工作都能不受干扰地自如运转，使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无不得益于枣林则沟会议的正确决策。

枣林则沟会议的分工决策及中共中央在艰苦转战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决策的智慧和勇气。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分工及各部门工作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在紧急时刻采取的重要组织措施，是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又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键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用运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中取得的又一实践成果。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工作全局和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枣林则沟会议分工决策和贯彻执行，不仅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更是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枣林则沟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为中国共产党摆脱战争困境开拓了道路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时，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相当悬殊。双方作战人员比例约为10∶1，且我军装备差，后勤补给困难，明显处于极度劣势地位。

枣林则沟会议之后，中央一分为三，各自行动。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指挥着不足3万的兵力同十倍于我的敌军，在陕北的山峁沟壑间展开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把敌军调动的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而后寻机分别歼灭。牵制了大量敌军，为我军外线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战机。之后几个月，不仅取得了西北战场歼敌1.4万的战绩，在全国战场上也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同时，中央工委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展开，为前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保障。到1947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打退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走出了困境，走上路战略反攻道路。到大决战前夕，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开始时的70万猛增到280万人，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解放区不断扩大并相继连成一片，人口快速增长。党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战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各界人士反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形成。

与之相反，蒋介石军队的总人数由430万减少到365万，且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衰减。其五个作战集团被分割在五个不同的战场，相互间难以配合，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着崩溃的局面。

2.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枣林则沟会议分工之所以能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科学决策的成功范例，是与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20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有了充分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决策和作战经验。所以在国民党军队再次挑起内战的时候，能够准确把握其本质意图。毛泽东对国际局势和敌我实力进行了全面分析，这是党科学决策的出发点；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预测了我党必将取得胜利的前景，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落脚点。所以，党的领导层有能力并敢于在枣林则沟会议上作出五位领导分工领导的科学决策。

其次，枣林则沟会议领导分工决策过程是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下进行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也是其决策机制。在王家坪会议上，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新四旅同志的情况汇报，反复解释了党中央必须留在陕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同志们明白陕北在全国战场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心中的地位。全体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转移的方案。在枣林则沟会议上，关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慎重考虑，会议最终作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分工负责，并前往不同地区开展工作的决定。枣林则沟会议的分工决策过程，自始至终都体现了既民主又集中的决策机制。

3.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枣林则沟会议后，工委一直考虑自己的驻地问题，领导们都非常谨慎，因为这次中央工委驻地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当时工作的便利和适应战争的需要，更要做长远打算，为仍旧转战陕北，无落脚之地的中共中央前来做准备。1947年5月3日，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先暂住在封城村。刘、朱和晋察冀解放区的同志们对工委驻地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当时作为晋察冀解放区大城市的石家庄还未解放，晋察冀还有其他军事、土改等许多问题需要中央支持和帮助，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领导极力挽留工委留在晋察冀解放区。鉴于这样的情况，经刘少奇向中央请示，中央完全同意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解放区。

位于晋察冀解放区内的平山县西柏坡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军事上能守亦能攻，可进可退；又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保密性强。这里土地肥沃、水田众多、物产丰富，不仅能满足中央机关日常生活，还能为军队提供经济供给。所以，中央工委最终选定西柏坡为落脚点，为后来中共中央移居西柏坡奠定了基础。1948年3月，叶剑英带领中央后委，来到这里与工委会合。5月，毛泽东带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五大书记再次会合。至此，1947年3月以来，在陕北山峁沟壑间艰苦转战了一年的中共中央，再次有了自己的驻地。在这里中共中央统帅部指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决战。直至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因此，西柏坡就成为周恩来称作的“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