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县革命老区东征准备

瓦窑堡会议之后，陕北根据地广大军民按照党中央既定的“抗日反蒋，渡河东征”战略方针，紧急行动起来，开始了东征的准备工作。

（一）扩红整编　隐蔽集结

为了积蓄抗日武装力量，便于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935年11月3日，决定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合并整编，重新组建红一方面军。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共13000余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全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艰苦斗争锻炼的革命精华，他们肩负着阶级的重任，也寄托着民族的希望。

12月30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编制问题》的命令。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由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同时组成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后李仲英、谢嵩代），政治委员朱理治（后甘渭汉代），副军长谢嵩兼参谋长。将清涧新二支队、新一支队、山西游击队（河东游击队）以及清涧、绥德沿黄河游击小组整编成两个营又一个连，加上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的一个营，合编为“黄河游击师（东征期间正式扩充为红三十军）”。由阎红彦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东征，保卫陕甘根据地，成立了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祥、政委杨和亭）和关中独立师（师长白治民、政委贾拓夫）。为便于发展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将陕北、陕甘两省划为绥远、东北、东南（以上陕北省所属）、西北、关中、西南（以上陕甘省所属）等6个军区。要求每个军区至少有一个基干队（独立营），几个游击队及若干游击小组。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由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根据地内大力开展了“扩红运动”，扩大红军、游击队、赤卫队。陕北省委在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在50天内扩大红军3000人的任务。1936年1月28日，又提出了在全省继续扩红2600名的口号。各机关、学校、团体也掀起报名入伍和练兵热潮。军校和中央党校的师生也分别编入了红军干部队伍和地方工作团，准备跟随主力部队一起渡河东征。

按照军委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到达了预定地区，集中训练，待命出征。因为我军突击偷渡，无强大火力配备和炮火支持，所以渡河动作必须迅速、隐蔽，登陆地点必须选择得准确、有利。所以，彭德怀司令员亲率电台，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侦查，选定渡河地点。

隆冬季节，皑皑白雪覆盖着秦晋高原，凛冽的寒风夹裹着雪粒。彭德怀率领侦察、参谋人员，在当地的老羊倌、老船工的带领下，静静地伏在积雪覆盖的黄河岸边、崖头进行观察。整整用了7个昼夜，重点侦察了清涧河口、绥德沟口两处渡河点。详细了解了敌军前沿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部署，也掌握了晋军的纵深配备。

根据连日的前敌侦察和河东送来的情报判明，晋军在东岸中阳县三交镇以上的碛口、军渡一带部署有孙楚所部4个旅的兵力，作为跨河守备；中阳至石楼之间的河防线上，却只有晋军七十一师所部温玉如一个旅的兵力防守，虽然这段河面狭窄，水流湍急，摆渡困难，但河床弯曲，沟汊纵横，既有利于就近隐蔽造船，又有利于部队隐蔽集结，更便于突然发起攻击。而对岸敌军河防工事因山势崎岖，火力封锁比较困难，后方难以及时支持。特别是我军选择的清涧河口、绥德沟口两个渡河点对岸中阳坪上村和石楼贺家坬村突破点，守军都不足一个营。而远离河岸三四十里纵深兵力配备，也各只有一个营，要赶来增援需要几个小时，我主力部队即可全部抢渡完毕。所以，这两个渡口是较为理想的渡河突破地点。

1月中旬，红一军团林彪、左权，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等领导也分别率侦察人员，取黄河以西，延长、延川清水关、马头关、延水关，隐蔽地向清涧县的老鸦关、马灰花坪、上坪、绥德界首、沟口、福乐坪跟进侦察，筹划部队集结点，渡河方案。

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全面检查了渡河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着重讨论了红军东征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再次详尽地阐述了渡河东征、出师抗日的战略意义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

延长会议上，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民运部长刘晓，兵站部长杨立三，敌工部长李涛，供给部长叶季壮。总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大军，红一军团居中，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辖一、二、四共3个师。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率领七十五、七十八师行动。红二十八军为左路，军长刘志丹兼任，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廷杰共三个团。黄河游击师也随同红十五军团主力一起出征，除配合主力作战外，负责与后方的交通联络，并协助地方工作团开展地方工作。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由周恩来、博古等直接指挥，担任陕北苏区的后方留守。

2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指令，明确红军出师东征的基本任务，强调了由于这次东征要在“发动与团结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对于新的策略方针、新的政治工作方式的教育和讨论，使整个部队都能了解这些策略，执行与以前不同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方式，以保障每个任务的完成……”。(www.xing528.com)

同日，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了《关于东征地方工作的指示》。规定地方工作把抗日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连接起来；要在这些地方创造苏区，建立模范抗日的根据地；要揭露敌人的欺骗，争取广大群众，使一切地方工作适合于党的新策略三条基本方针。要求各级指战员积极“发动山西最广大的基本群众的抗日斗争与土地斗争，并把这两个革命密切结合起来”。

遵照总政治部的指令，全军上下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并组织、培训地方工作团、工作队，以便配合地方党政部门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毛泽东也亲自督促和检查政治工作情况，并明确指出，“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

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不仅对东征的战略意图及现实意义明确了解，而且对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和制定一系列新政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加坚定了渡河东征必胜的信念，为东进山西开展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月15日，林彪率领红军第一军团北移。经合头坪、双庙河、刘家山等地，17日到达川口镇及其附近地区。19日，进至解家沟一带。20日，部队到达沟口（绥德）、普阳沟（清涧）等以不暴露又利渡河的驻地。十五军团八十一师由袁家沟、解家沟至黄沙峁、马花坪待命。红十五军团主力集中高杰村一带驻地。

2月20日上午，林彪、聂荣臻等继续在黄河边侦察对岸国民党军的情况，并会见第五团长张振山及先遣队第1组长龙书金、第4组长曾国华，确定突击的方向，强调注意事项。20时，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亲临黄河滩头，指挥先遣队渡河。

（二）筹集粮秣　打造渡船　后勤准备

在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为红军渡河东征进行了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周恩来亲自起草的《后方工作计划》中，对于部队的编制、干部的配备、游击队配合、造船和船工的征调、兵站、医院设置、被服和军鞋的供给等都做了周密的布置。

在陕北省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亲自传达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精神，并要求地方政府为红军准备部分物资和船只。20天内准备10万斤粮食，2万双军鞋，5000副担架，60只渡船。船的大小必须能运载一个排的兵力及武器，船上还要有架设机枪的位置及防护设施。特别嘱咐大家，这是党的军事机密，不要随便外传。并指示黄河游击师长阎红彦，协助地方苏维埃完成任务。

1935年11月中旬，为解决渡船、水手等问题，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亲自指导成立了水手工会，召开了水手工会代表大会；要求水手工会把打造渡船，选调水手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水手工会成立后，各县也成立分会，分会下编为班组，造船任务即具体落实到班组。调集木工、铁工，并就地组织民工运送木料，打造渡船。

正值隆冬季节，周恩来、毛泽民、戴季英冒着漫天大雪，扮成砍柴人，身着山羊皮袄在沿河一带观察地形，对渡口的防守进行布置，检查督促地方党组织建立水手队伍，打造渡船，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后勤保障工作，为确保红军东渡做认真细致的准备。

12月底，周恩来同志召见了负责造船工作的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组织部部长、陕北省工会主席高长久，详细听取了造船工作的情况汇报。提出了组织工人，保证工人生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签发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要趁着红军主力打过山西去的时候，夺取敌人的船只，替红军主力运送伤兵、粮食、枪械”。与此同时，陕北省工会又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妇女，组成缝衣队、军鞋组，日夜赶制军衣军鞋。黄河游击师在师长阎红彦指挥下，协助政府发动群众，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打造渡船，奔波在冰天雪地的黄河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