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战时经济。由于陕北地域偏僻，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经济严重落后。尤其是国民党地方当局、驻军、地方民团和土匪的长期盘剥、频繁进剿、严密封锁、随时袭扰，造成根据地各级工农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供给极度困难。苏区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各部门，一边开展军事斗争反“围剿”，一边开展反封锁，加强苏区经济工作。
起初，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财物筹集和开明绅士、地主、富商的捐献。红军游击队粮草保障、地方干部衣食供给、红军家属优抚，除打土豪斗地主搞到部分外，大部分靠当地群众无偿提供。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所到之处，由当地贫农会安排，到群众家中吃饭、睡觉。实行战时朝不保夕的供给制。
随着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分配工作不断完善。大多数村庄都保留了部分公田，由贫农会组织耕种、收获，所收粮食，部分用于烈军属优抚，部分供给过往的红军游击队。
为了解决苏区内布匹、火柴、食盐等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的问题，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除组织群众“赶性灵”长途贩运外，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支持苏区内部开明地主、商人往来于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往返于晋、陕、宁、内蒙古进行商贸活动，采购苏区极为紧缺的日用品和药品。还鼓励乡间小商贩走村串户，摆摊设点，盘活集贸市场和民间商品贸易，从而搞活苏区商品流通，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增加收入，保障供给。
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逐渐展开大范围和较大规模的作战，部队武器装备、物资供应主要靠缴获国民党军队和政府。
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根据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带领苏区人民竭尽所能，发展经济，大大缓解了根据地人民生活和供给中遇到的困难。为解决军供问题，清涧苏维埃政府组织妇女会纺花织布，做军鞋、做棉袜，贫农会、工会通过手工作坊染布，加工军衣，扫硷熬硝，制作火药、土炸药。1934年春夏，陕北特委还在清涧黄河畔创建了小型兵工厂，制作冷兵器，修造火器，以解决红军游击队武器不足的问题。
烈、军、干家属优抚工作，由区、乡、村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组织村民，组成代耕组、帮工队，对已分配到土地的烈军属实行“代耕制”，保障优待抚恤。(www.xing528.com)
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逐步强化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投身土地革命斗争，为推进根据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地相继编写新课本、兴办列宁小学，进行土地革命斗争宣传教育工作。使投身革命的工农干部在短时期内脱盲，初步掌握文化知识，能够担当一定的行政和军事领导工作。
为了迅速培养出根据地急需的党政干部，1934年9月，中共陕北省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清涧县二郎山村创建了陕北特委干训班（也称陕北省委党校，后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由王士英担任。培训班每期培训干部20余人，学习时间为10天左右。一批批刚刚放下枪杆子，浑身还散发着战场硝烟味的革命青年，走进了清涧二郎山的土窑洞，学习训练，主要学习关于政权建设，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游击战争的基本知识等，在这里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干部培训班改为中共陕北特委党校，王士英任校长。
各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班、农民夜校和冬书房，大村一村一校，小村两三村一校，政府委派巡视员，巡回督查各地办学情况。各地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也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
为了进一步推动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特委在1934年10月15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求“派来文化工作同志数人，西北文化特别落后，要发展西北普罗（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的音译）文化，你们多给我们介绍文化人才。”
红军游击队员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利用清涧传统道情、民歌、伞头秧歌、说书、快板练子嘴等民间艺术形式，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如《反对旧礼教》《拥护红军斗争歌》《三十匹马队两杆号》《红军闹革命》《王连长真可恨》《哥哥挠钢枪》《马义搬兵》《老麻子开花结疙瘩》《长枪短枪马拐子枪》等新民歌。清涧西区裴家湾镇拓家峁村（今属子洲县）民间艺人拓开科，自幼就喜欢文艺，虽然不识字，但很有艺术才华，善于闹秧歌、说快板、唱民歌、讲故事。土地革命以来，他创作过很多新快板、新民歌、新秧歌词，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群众。他创作的反映1932年清涧西区600名群众围城抗粮斗争故事的著名快板书《闹官》，在根据地广泛传唱。1944年11月在延安文教大会上，拓开科被党中央评为文教英雄。《闹官》于1944年11月9日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全文发表。这些利用传统曲调，填上新词的新民歌、秧歌、道情、快板、说唱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起到了召唤、激励、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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