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兵败后的阎锡山避居大连。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的部队退入山西,山西政局陷入混乱。
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的重点。成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主要任务是在山西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在已有党的工作基础、利于武装割据的吕梁山区开展创建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根据中共北方局部署,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参加过清涧起义的阎红彦、白锡龄等10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中共山西特委建立红军游击队。
1931年初,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召集拓克宽、阎红彦、白锡龄等召开武装斗争会议,确定筹建中的工农武装旗号,讨论了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如果遇到意外情况,工农武装与陕西特委失去联系,又无法在吕梁山区立足,可以西渡黄河,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5月上旬,在孝义县的大麦郊娄底村,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文,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白锡龄任第二中队队长。游击队在汾阳、中阳、孝义一带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抗粮抗税;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列宁小学,农民夜校。到8月,晋西游击队已扩大到100余人,长短枪80余支。以隰县、孝义、汾阳、离石、中阳五县交界地区为中心,将游击活动的区域扩展到周围各县。
1931年8月,山西国民党当局调动兵力近万人,大规模“进剿”吕梁山游击根据地。下旬,为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依照预定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应急决策,晋西游击队保留了准备西渡的30名共产党员,其余人员,每人发给30元银圆,作为分散潜伏费用,留在当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9月2日,游击队30名指战员,共携带长短枪60余支,子弹万余发,甩掉敌人多次围追堵截后,在石楼县辛关龙王庙渡口渡过黄河,到达陕北清涧县高杰村。9月4日,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南沟岔选举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仍为副大队长。
随后,在安定西区枣树坪通过地下党员谢德惠(谢子长的长兄),找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一面派人向陕北特委报告,一面动员白雪山、惠泽仁、惠怀玉、马云泽、强龙光、强世清、李维俊、路文昌等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部队发展到近百人。从此,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战斗力也大大加强。
游击队转战陕北数县,先后击溃国民党高玉亭营、万宝山营及地方民团的联合袭击,俘获数十名敌兵,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还成立了骑兵队。
其间,清涧党组织为了争取一切力量发展革命武装,派白雪山、李宗白打入往来晋陕护送大烟土贩子清涧的师储杰土客队伍(保运武装),做改造改编工作。在他们的耐心教育和引导下,土客队伍接受了改编条件。9月14日至10月7日,先后接收土客武装肖永胜、杨琪、师储杰等3部200余人与游击队联合行动。经游击队委会讨论,并与马文瑞共同商议决定,在他们接受3个条件(1.听从队委领导;2.不抢穷人东西;3.不强奸妇女)的前提下,同意他们同红军联合行动,但是暂不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纪律性,改造这支土客武装,游击队为各小队派进指导员。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人、陈玉清5人先后被派到师储杰部任指导员。同时组成执法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白崇发)。(www.xing528.com)
1931年10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与土客队伍110多人合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保运武装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师储杰。这时,陕北游击支队共有步、骑兵达到300多人。
在此期间,根据安定县地下党员任志贞送来情报,游击队在玉家湾全歼王牌军种宝卿骑兵团的1个加强排,并乘胜攻入陕北重镇瓦窑堡内城,震动了全陕北。
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北各县,声威大震,引起陕北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遂纠集各县驻军和民团向游击支队进攻。
10月中旬,特委指示:游击队应避开敌人主力,可转到甘肃去开展游击战争。10月20日,部队到达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前往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10月30日,成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马云泽、白锡龄为委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及过冬问题,利用陈珪章谋求扩充实力的机会,将部队暂编为陈珪章部警备骑兵第2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刘志丹兼任团长。随后部队进驻庆阳东北的新堡。新堡收编期间,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举行了“拜把子”香堂大会。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兄弟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共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拜把子”虽带有江湖色彩,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对稳定部队,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况且,“金兰谱”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客观上有着积极作用。新堡收编通过“借水养鱼”,对两支游击队度过困难、休养生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2年1月初,贯彻中共陕西省委1931年12月7日作出的《关于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决议》和整顿游击队的指示,部队脱离陈珪章部。在正宁县北月塬柴桥子村,正式组成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长马云泽,副官长杨琪。全军700余人,分编为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第1支队长师储杰,第2支队长刘志丹兼任,警卫大队长白锡龄。支队各辖3个大队。同时成立中共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等为委员。
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全队400余人,300余支枪。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陕甘游击队辖3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高岗;第二大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兼任;第三大队长雷恩钧,政委陈玉清;警卫大队长白锡龄,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政委杨森。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委员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雷恩钧、陈玉清、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
此后陕甘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了陕西省委关于创建正规红军的建议。明确指示:“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选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这支诞生在晋西和南梁的游击队伍,在陕北、陕甘边、渭北地区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成长为一支正规红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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