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解决贫民窟问题

非洲不但人口增长率高，而且城市化速度也是位于世界城市前列，这导致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曾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指出，“非洲强劲的经济增长对于非洲各国的减贫成效影响有限，人们并没有看到非洲贫困水平的大幅下降”。过度的城市化使得非洲各国面临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化进程的严峻挑战。

最初，殖民地官员认可了利用“非部族化理论”来解释非洲的城市化进程（Molohan，1959），并认为离开传统家园和集团的非洲人面临着丧失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美德和准则的危险，从而构成对社会的严重威胁，但由于这种转变在很多情况下却是殖民制度所绝对需要的。后来，一些在南部非洲工作的人类学家，如马克斯·格卢克曼、埃伦·赫尔曼、戈弗雷·威尔逊、克莱德·米切尔等，提出了自己的非洲城市化理论，即可用格卢克曼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非洲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一个非洲矿工就是矿工”，而不是“非部族化了的土著”。该理论认为南部非洲的外生化城市和内生化农村分别构成了特定的社会体系和角色集，迁移工人可以在两者之间移动。虽然米切尔和爱波斯坦在他们的城市研究中首倡对社会网络进行微观人种学分析，并对迁移过程进行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同时分析城市亲属关系和婚姻、群体、职业等级以及新的城市和工业机构的发展），但因为在城市研究中可以把城市情景的外部制约因素视为既定和理所当然的，其受到了非洲人类学者的批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将整个剥削和种族歧视的殖民机器视为既定和理所当然的（Magubane，1971）。1970—1980年代，关于非洲的城市人类学和其他城市社会研究倾向分为两种方法（艾丹·索撒尔，1990）：第一类是那些为外国援助机构工作并信奉现代理论的人。根据这一理论，非洲的城市和经济只要接受援助和外国顾问、咨询人员和专家的建议，就可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实现繁荣。第二类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的理论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接受西方的资助和建议正使非洲的城市和社会走向更为严重的依附地位和深重危机。

第一，非洲各国应该学习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应倡导改变非洲婚姻习俗和传统观念。有的非洲国家虽然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并没有什么约束力，这是一个严重的管理能力缺失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非洲几乎不可能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梦想，其城市空间问题从长期来看也无法解决。根据联合国在2009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可知，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24个国家（第159位至第182位）中，有22个都是非洲国家。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民得以脱贫，但非洲在对外贸易、投资和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发展都比其他地区缓慢。贫穷在非洲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低人均预期寿命（斯威士兰的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3岁）、暴力等。

第二，促进农业现代化，减弱人口的迁移压力。非洲气候带的特征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规定了农业生产的基本类型，如农牧企业类型，也限定了各地的生态系统容量。虽然非洲土地资源的总量丰富，但可开发利用的农业土地比重偏低，耕地在农业土地中的所占比重也不会高（图5-4、图5-5）。另外，由于受到非洲独有的气候类型分布、降水量分布以及水系分布的影响，非洲各土地类型的分布存在区域性差异，表现为在某些地区集中分布，如非农土地在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北部地区较为集中，森林在中部非洲的分布较为集中（王俊等，2009）。当前，尽管非洲的土地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的飞速增长，土地负担加重，单纯依靠增加耕地面积，已不能满足当前非洲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盲目地毁林造田还会加速土地的沙漠化，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长期以来，非洲各国的粮食供应不足，2014年非洲缺粮人数和营养不良人数仍超过3亿人。在人口增量超出生态容量和农业生产力的背景之下，很容易产生大量的移民，如生产性移民和环境性移民。因此，非洲的粮食问题，首先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单产。其次，调整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加大种植业的比重，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重。同时，控制人口增长，停止对森林的破坏，减缓沙漠化进程（王俊等，2009）。虽从温度的角度来看，很多地区的土地适合终年耕作，但是，再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年来非洲的沙漠面积还在不断增加，即非洲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在不断地减少，这是非洲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王俊等，2009）。

图5-4　1990—2005年非洲各类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www.xing528.com)

图5-5　1990—2005年非洲各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自加纳1980年代提出了《为了满足自身发展，行动起来》和《行动起来发展自身产业》（政策名称）的政策支持下，大农村项目例如大文亚（Dawhenya）（项目名称）灌溉工程和阿斯推韦与柯门达（Asutware and Komenda）（项目名称）甘蔗种植工程就在有序的进行（Andrae，1981；Darkoh，1973；Government of Ghana，1977）。部分移民从大城市回归农村地区和当地，这样使得对农村地区的偏见就占了上风。这个时期农村地区发展的重点集中在阿夫拉姆平原，该平原位于沃尔特和阿夫拉姆河流之间，被称作国家的粮仓，所以它的区域中心丹卡克（Donkorkrom）（2000年以前为农村地区）在持续迅速的增长。同时，农村地区发展的部分力量被分配到了沃尔特河，作为加纳一个纵贯南北的交通运输通道，该地区的发展也为北部区域延迪（Yendi）（也是一个区域首府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Ian et al，2013）。

第三，应制定类似于中国的人口迁移政策，有序实现城市化进程，遏制城市贫民窟的无序膨胀。非洲各国应强化“集权”能力，实行较为严格的人口迁移政策，否则城市的无序膨胀只能继续加剧城市已经很严重的城市病。

第四，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大力改造现有的棚户区，逐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条件。例如，黑非洲从未经历封建社会阶段，即使在今天，多数农村土地也不归个人所有，不能作为商品出售，非洲国家政府应学习中国土地使用权的宝贵经验，提高农村土地的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