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空间结构引发环境危机

“目前，有一个共识：非洲城市已经陷入发展危机之中，这个危机表现在城市服务缺失，政府结构不合理，住房和工作机会短缺，严重的环境问题，普遍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城市危机归因于城市‘爆炸性’的增长，这不利于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Tostensen，2001）。

除了交通、治安、“人口爆炸”等问题，非洲城市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恶疾”还有水危机、住房危机、生态危机（图5-3）、能源危机、自然灾害以及疟疾和艾滋病泛滥等健康危机，这导致了非洲城市的空间环境不断恶化，人居环境的矛盾加剧。尤其是环境的恶化和难以控制的贫民窟问题（Mbogua et al，1973）。一般来说，社会问题，如缺乏安全、文盲、犯罪都出现在了非洲的大城市中，同时影响了富人区和穷人区（西塞·吉布地，2008）。日益攀升的失业和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了极高的犯罪率，这既打击了投资，又导致商贸活动从相对富裕地区的内城区迁到相对

图5-3　加纳库马西（Kumasi）

安全的郊区。同时，不断流入的移民导致过度拥挤的居民区、贫民窟和衰败居住区的扩张，人口的大幅增长与极度贫穷成为非洲城市化的主要现象，进而导致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据统计，2000年苏丹、中非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的比例分别高达94.2%和94.1%；非洲较为发达的国家南非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596上升为2001年的0.635，一些城市的贫富差距更是达到了0.7（United Nations，2005）。

凯姆佩·罗那尔德·霍普（2000）认为，由于城市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和随之而来的过度城市化便成为城市贫困和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法瓦克-维托维克（Farvacque-Vitkovic，1998）和戈登（Godin，1998）认为，“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城市化，而且造成了城市贫困，进而加剧了环境恶化”。大城市的环境也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工业污染，工业是主要的污染源。在平静的日子里，烟雾笼罩着的开普敦与令人窒息的洛杉矶一样。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量的机动车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大气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环境污染，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泄漏及肆无忌惮地倾倒在整个非洲大陆是非常普遍的。几个非洲国家进口有毒垃圾的臭名昭著的情况近年来成为新闻头条。工厂工人常常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接触有害物质，完成加工流程，他们一般没有接受过充分的培训，这对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存在着极大的威胁。贫穷也是一个城市空气污染的来源。绝大多数城市的非洲人仍然以薪材、木炭或煤作为主要能源用于做饭和取暖。晚上，尤其是在冬天，大量的低收入地区往往淹没在厚厚的浓烟中。因此，非洲城市关键是要提供合理的关于水、卫生设施和空气污染的服务（Hope et al，1999）。

另外，非洲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向城市中心转移的国内和国际移民。这两种移民向城市内部转移的原因包括频繁的内战和地区冲突、可耕土地的减少、森林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损失、水土流失、水资源的枯竭和污染、干旱和洪水的循环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贫乏。同时，周围环境迫使移民非自愿大规模搬迁，他们为了生存就燃用木材、建筑材料、淡水、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展开竞争，这也大大加剧了环境问题（凯姆佩·罗那尔德·霍普，2000）。额外的城市人口促使提供公共服务的费用上升、贫穷的增加和造成对环境不可避免的破坏，如多数贫民往往居住在生态易破坏的地区，为了烧柴、生计和小批量谷物的生产等事情而过度使用周围的土地，而这又进一步危害了自然环境、健康，影响了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但同时，他们也不同程度地遭受到环境污染和贫穷生活所引起的健康的威胁（Hope et al，1999）。因此，非洲贫困居民既是环境破坏的制造者，又是其受害者。由于他们无法获得正规部门的职业，其贫困程度就愈发加深了，结果大多数的贫民通过从事仅能维持生活或非正规部门的职业得以生存。为了维持生存，他们被迫破坏环境，而这种做法又将他们的生存环境置于危险的境地。(www.xing528.com)

第一，困扰非洲贫民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通常是安全的水资源及卫生设施的匮乏、废弃物的处理不妥善（这一点在城区尤为严重）、医疗卫生服务的落后、房屋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环境敏感的土地（如沿海地区）的破坏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凯姆佩·罗那尔德·霍普，2000）。例如，埃及非正规住房和贫民窟区域是地上和地下环境污染的来源（西塞·吉布地，2008）。影响非洲居民生活质量的最大威胁之一是水资源及卫生设施的匮乏。1997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居民中约有一半能用到安全的水资源，56%能拥有卫生设施（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1999）。无法使用安全水资源的人口比例从苏丹的27%到厄立特里亚的78%，缺乏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从坦桑尼亚的14%到马拉维的97%。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匮乏威胁着非洲贫民的健康，因为这些疾病正是通过粪便、渣滓得以传播（Hope et al，1999），这使得呼吸道感染和痢疾类疾病成为导致贫民死亡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1995；Gwatkin et al，1999）。60%因疟疾导致的死亡和50%因痢疾导致的死亡发生在占世界总人口20%的贫民中，而富人的死亡中只有8%是由于传染性疾病导致（World Bank，2000）。在城市海岸地区，人口密度大，出生率高，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这导致整个大洲的城市海岸地区拥挤不堪，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在2025年之前几内亚湾沿线通道的人口将接近饱和，远远超过该地区环境的承载能力（Wold Bank，1996）。“人们在渔业、林业竞争商业利润的同时，开采公共资源，利用管理监督不力的许可证发放制度，将资源开采到枯竭为止”（World Bank，1996）。

现如今，在城市超过1／3的人缺乏使用充足的服务和设施。在2000年，水供应和医疗卫生设备的覆盖分别只有62%和60%，对于这些在城市中提供服务的组织和个人最大的挑战在于要使其供应量赶上城市人口的增长。生活条件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而变得更糟，尽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被提供了更好的水资源和医疗卫生条件，而这些说法都与残酷的现实不相符合。例如，肯尼亚的官方统计数据就很乐观，其认为87%的城市人口使用着清洁水源，96%的人口使用着改良过的医疗条件，而在尼日利亚这一比例分别为81%和85%。然而，对于很多贫民窟的居民而言，这些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每个盥洗室和公共水龙头都有超过500人使用，43个非洲城市水平数据显示，事实上83%的人口缺乏带下水管道的盥洗室。一部分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贫民窟，一个带有10个单元和2个浴室的自助盥洗室就可以解决332个家庭或是1500名居民的日常活动。更有甚者，统计数据很少给出一个城市不同组成部分中服务情况的比较分析。例如，在非洲尽管只有48%的城市家庭有管道水，但是日常使用的却仅有19%。尽管只有31%的城市家庭拥有污水处理系统，而其中投入使用的却仅有7%。从而可以估算在非洲有超过1.5亿人没有清洁水使用，而1.8亿人缺乏医疗卫生条件。

第二，城市社会的高犯罪率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在约翰内斯堡——暴力骚扰下的“经济之都”，种族隔离制度取消以后，大量黑人涌入约翰内斯堡市区，造成其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使其城市中心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绝大多数白人将住宅和公司迁到了城市边缘地带，里克西街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活力（李哲，2004）。约翰内斯堡是南非名城，不仅因为它享有南非“经济之都”和“黄金之城”的美誉，还因为这里诸如抢劫、强奸、杀人等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其还有“世界第一危险之城”的恶名。据统计，这个南非第一大城市平均每年的抢劫案高达10万起，入室盗窃案30万起，平均每12分钟便会发生一起强奸案，每年有2.1万人遭到谋杀。如此高的犯罪率与南非的司法制度不无关系，糟糕的社会治安严重妨碍了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发展，成为套在这个城市上的“桎梏”。科特迪瓦的迅速增长被经济学家视为奇迹，阿比让市中心的商业区大厦林立，有一种壮观的“西方式”外表，但阿比让的犯罪活动已失去控制，正派公民晚上不敢出门，且要武装自己，给住所装上铁箅子门。法国派出法国反团伙小组清理棚户区，清剿移民中的匪徒，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May，2001）。

第三，健康问题。城镇化是健康问题的主要来源。今日非洲有30%—60%的人口缺乏适当的固定医疗设施、排水系统和清洁水管道。这一数据可能会更高，因为当局和城市政府在履行它们为健康居住条件提供服务和基础便利设施的责任时经常缺乏资源、知识、专业技术人员和财务能力。由于大气污染，非洲儿童中的哮喘病不断加重。利什曼病——一种通过白蛉叮咬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在非洲伴随土地开发增加到每年新增约400万例。

在贫民窟，清洁水的缺乏和很差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导致儿童死亡的直接原因。例如，在内罗毕贫民窟预估婴儿死亡率为91‰，在农村地区为75.9‰，在其他的城市为56.6‰。5岁以下死亡率在贫民窟为15%，在农村地区为11.3%，在城市地区为8.39%。正如以前所提到的，人们住在非正规居住地第一次被传染上的疾病都是和水有关的。没有便利的水供应设施，人们经常饮用不安全的水。获取饮用水的一种通常方法就是从私人小贩处购买，其价格相当于管道水的10倍。在很多非洲国家，超过80%的人口取水来自于非正规的小规模私人供水。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数据显示，纳米比亚15%—20%的家庭收入是花费在水上。除此之外，家庭还要去支付上厕所的费用。

为了应对水供应和医疗卫生需求的增长，一些政府在它们的国家已开始普及水的私有化和医疗卫生的公有化。但是，如果政府和私人公司的合同没有涉及穷人的水供应和下水道处理系统政策的话，那么贫民窟居民将是私有化实现的阻碍。给穷人架设管道不是一项简单的或是有利可图的任务，在非正规居住地建设下水管道是很困难的，因为那里的街道很窄而且很不规则。最危险的是，研究显示，诸如南非的国家，全国平均的艾滋病发生率为15.6%，而在贫民窟这一数值为28.4%，与之相对的是正规城镇地区为15.8%，农场为11.3%，部落地区为12.4%。尽管没有详细的全球评估，这样的数据仍显示绝对贫困地区的轨迹是从乡村向城市转移。一般贫民窟和非洲贫民窟正处于世界最危险的生活环境之中。

第四，自然灾害日趋严重，人与自然矛盾凸显，自然灾害频发。一方面，1980—2002年非洲大陆经历的严重地震超过50次，造成的人员伤亡超过23000人，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当前非洲的众多大城市面临高度地震的风险。其中阿比让、亚的斯亚贝巴、阿克拉、亚历山大、阿尔及尔、班吉、开罗、卡萨布兰卡、达累斯萨拉姆、利伯维尔、内罗毕、拉巴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等，居于东非大裂谷、沿维多利亚湖的城市更面临高风险的地震灾害。2003年阿尔及尔地震造成538人死亡，4600人受伤；2004年摩洛哥地震造成600人死亡，30000人无家可归（李晶等，2012）。由于非洲国家的建筑抗震规范不明确，建筑质量低劣及监督措施缺失等使大城市抵御重大地震的能力极为有限，大城市加强城市抗灾能力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非洲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分布于沿海地带。非洲拥有世界15%的低海拔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将会使阿比让、亚历山大、阿尔及尔、开普敦、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达累斯萨拉姆、吉布提、德班、弗里敦、拉各斯、洛美、罗安达、马普托、蒙巴萨、路易港等许多城市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李晶等，2012）。目前，非洲大部分沿海城市缺乏足够的排水系统、河堤和相应的政策准备，而且当前非洲许多人口密集地都分布在低海拔的沿海城市中，如果一旦气候迅速变暖以及发生风暴、海啸等自然灾害，其损失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