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殖民地历史、文化与社会空间分化

独立之后，非洲各国的社会阶层进行了新的分化。即使不考虑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非洲城市社会的群体分层也在加速进行。一方面，来自欧洲等地的移民加速地方化，成为地方上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学自欧洲各国的地方精英阶层也日益成为这个阶层的联盟。另一方面，具有本土意识，新崛起的地方精英政治阶层、新兴的经济精英和士绅在独立后成为国家的中上阶层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独立后的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矛盾因殖民者的撤离而日益暴露出来，一些城市社会发生了一些民主之间的空间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先前殖民地时期多数的低层阶级和大量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组成了城市的低收入和身份低下的社会阶层。

在殖民地时期，虽然所有的非洲人不论身份差异和财富多寡都成为一个共同的被压迫阶级，但也压制了地方阶层之间的内部矛盾。艾丹·索撒尔认为独立后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变得尖锐了，就像肯尼亚的基库尤人和卢奥人之间的冲突或津巴布韦的肖纳人与恩德贝莱人之间的冲突，这也导致了城市之间的社会群体间的空间分化。尤其是，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和居住在城市的原居民也产生了一定的（空间）利益冲突。这些人群之间因为种族、文化、经济利益的冲突，也产生了空间分化。而且，殖民主义时期往往鄙视甚至禁止了当地不同民族的一些宗教，即在城市条件下，种类繁多的宗教及其复杂的仪式和亲属义务关系的实施受到了严重限制，至少大大地被简化了。但是，独立以后，这些宗教活动和亲属义务等又重新“兴盛”，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内部整合进程。虽然城市中的移民原来所具有的强烈家庭道德观念被极大地削弱，但仍然有以舞蹈和新的宗教运动形式进行活动的群体组织和群体间组织，这反映了城市群众在苛刻的城市环境中加强群体团结的必要和超出原有群体范围寻找更为广泛的团结基础的需要。艾丹·索撒尔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群体的内聚力仍很强大，这往往具有破坏性，有时还可出于政治目的加以调动而造成戏剧性效果，但是阶级利益与群体交叉的情况越来越多。群体既然存在，就必然会被操纵和动员起来，于是较大的群体就把较小的群体吸引来与它们结盟，并与处于特权地位的群体对抗，特别是“本地”群体往往被看成针对地位不利的群体扮演剥削阶级角色的人，如在东部非洲、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最富压迫性的白人移民殖民地，从群体向阶级化的转化往往由于所有群体都处于从属地位而受到阻碍。

非洲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不仅是受殖民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后殖民地时期非洲政府的影响，非洲城市的贫困状况需要考虑城市贫困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政治历史地区。独立不久之后，非洲国家要求州和地方的管理机构高度集中，进行统一的发展和管理，这种视自己为中心的设计机构，可主宰所有其他组织。1950—1960年代，非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艾丹·索撒尔认为无论其程度和表现形式有多么不同，殖民地时期所形成的专供欧洲人权贵的城区和传统的本地非洲城区的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发生了改变：欧洲人独占的地区被逐渐打破，逐渐变成了一种不自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本地权贵和外国权力享受奢侈生活的地区，而同时又形成了一个语言、血统不同的非洲移民居住的非传统、非本地城区的另一类城市空间。在使馆、国际组织、援助机构和跨国公司中就职的外国人，在相当赤贫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奢侈生活的氛围，本地权贵，如政客、实业家、专业人员和官员，竞相模仿并将之推向更高的水平。艾丹·索撒尔（1990）认为这导致非洲大城市所“发出的诱人光辉，引来了无数移民。他们坚信到这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连那些没有找到好工作和成功事业的人也往往宣称这样比不来要好些。这里似乎有一种幻觉效应，那些移民如果没有来会怎么样或能怎么样永远无法肯定”。(www.xing528.com)

由于非洲新国家本身十分复杂，黑非洲的城市，按其规模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的群体成分都更复杂。而且，非洲城市本身也产生了族裔群居的社会空间分化现象。例如，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源于12—13世纪的大约鲁巴城（Yomba），迄今约鲁巴的一些同乡会依然存在，依然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并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为约鲁巴移民（Mabogunje，1964）。非洲流往城市的人为了生存下去和惬意必然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一到城里都要一边寻找工作一边依靠亲属提供食宿。这种亲属的义务几乎普遍得到承认，以一种无限制的交互形式发挥作用，受惠于人的人站住脚之后，又向其他人提供帮助。然而这种义务都给提供者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极大的不便，他们不得不想出种种慎重而又得体的办法来缩短所承担义务的时间，除了找工作，年轻人还到城里的亲戚那里去上学或者看病，并要干家务活。在群体成分复杂的城市中，可以区分出“本地”群体和其他移民即“外来者”。本地群体觉得他们属于城市，甚至“拥有”城市和城市本身（至少是周围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为了相互帮助，建立群体协会的是那些流入城市的“外来”群体（Southall，1979）。在1960年代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这类集团组织被视为威胁民族团结的分离主义因素，往往被取缔。然而族类群体仍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矛盾的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因素，因为新民族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几十甚至几百个不同的群体、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很难实现民族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民族文化共同感，也许只是在最高层权贵中才有例外（艾丹·索撒尔，1990）。然而即便是在最高层，那些不断地在公开场合谴责群体对立的全国领导人要依靠群众的选票和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支持，其私生活也往往是带有群体性的。在任命官员和在各个级别上提供就职机会时，群体持续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艾丹·索撒尔，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