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受过度城市化和人口爆炸压力影响

非洲如此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低下的受教育水平，导致非洲一直处于高度的人口城市化的压力状态。如果农业生产率和外部生态环境无法保障人口的基本生存，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则无法避免。而且，非洲许多城市人口虽增长迅速，但基本上没有卓有成效的工业化过程。城市增长是由高水平的国家人口增长和高的空间流动性两者共同推动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目睹了非洲前所未有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每年约为1.2%（表3-1，图3-3）。当前，尽管非洲仍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大洲，但其城市化发展的显著特点却是速度快，高居世界之首（张增玲等，2007）。随着殖民政权的结束，特别是从1960年以来，没有更多的限制因素，大量的人口流入到城市中心。由于这种原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仍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个地区城市化的速度是最快的，因此造成人口数量骤增，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表3-1　部分非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人口、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比较

续表3-1

图3-3　1960年和2012年非洲各国的城市化水平

从历史上来看，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增长速度更符合工业化的步伐，是一种平稳发展和匹配渐进的工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工业增长的综合效应是使城市快速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原因（Williams et al，1993）。然而，非洲各国独立之后，因处理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其人口总体上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迫于非洲农村较为恶劣的发展环境（人口拥挤和人均资源减少）、低下和不稳定的农业生产力、国家战乱和各类灾害，大量的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不但城市化率提升较快，而且城市人口的绝对值也快速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发展状态、城市的部分分布特征和内部空间结构，并导致城市发展从“受控状态”演化为“非受控状态”。与城市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就业相协调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发展是贫穷和冲突驱使的结果，同时也是服务水平低、基础设施差和生计所驱使的结果，这种情况给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带来了城市发展、治理、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环保等挑战（Annez et al，2010；Pieterse，2010；Simon，2010；Habitat，2010）。实际上，立顿的都市偏见理论，即认为城市化是有益的观点在非洲一些地区并不成立。

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也会影响搬迁决策过程。研究表明，在尼日利亚（Adepoju，1983）和科特迪瓦（Joshi et al，1976），社会声望以及在城市中的生活满意度是人们搬迁的重要拉动因素。在农村地区，影响搬迁的次要因素包括摆脱来自家庭的社会约束、短期内需要结婚礼金、婚姻不稳定、财产继承等（Gugler et al，1978；Arthur，1991）。基于继承顺序，农场家族的大儿子通常获得土地继承权，女性和年轻的兄弟姐妹的继承机会受到限制。据推测，大的家族更容易搬迁到城市居住，因为在城市他们可以依赖的社会网络比较广泛。还有，政府的政策和人们对于城市的偏见也会影响城乡迁移的趋势。很多非洲城市获得了来自政府配套的不均衡资金用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同时，定价政策歧视农民，人为地将农产品价格压低，用于安抚城市中的政治支持者。较低的城市农产品价格致使农民收入较低，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在人口增量超出生态容量和农业生产力的背景下，很容易产生大量的移民，如生产性移民和环境性移民。

2005年，非洲的土地资源总量为2.97×109hm2，居世界各大洲的第2位。其中，农用土地面积为1.78×109hm2，农用土地比例低于世界总体水平，居世界各大洲末位。在农用土地中，耕地为2.39×108hm2，草地牧场为9.07×108hm2，森林为6.35×108hm2，与世界整体水平相比，其耕地和森林所占的比重偏低，在各大洲中耕地所占比重仅高于南美洲和大洋洲，森林所占比重高于亚洲和大洋洲，均居7个大洲的第4位。就人均量来看，非洲的人均土地面积为3.24hm2，居7个大洲的第4位，人均农用土地面积为1.95hm2，略高于世界人均水平，仅高于亚洲，居7个大洲的第5位。农用土地中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26hm2，人均草场面积为0.99hm2，人均森林面积为0.69hm2，与其他大洲相比，除人均草场面积略高，居7个大洲的第3位之外，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森林面积均偏低，位居7个大洲的第5位。由此可见，虽然非洲的土地资源总量丰富，但可开发利用的农用土地比重较少，加之人口总量较大，其人均占有量也不高，特别是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耕地资源相对紧缺。令人不安的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近年来非洲的沙漠面积还在不断增加，即非洲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在不断减少，这是非洲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王俊等，2009）。(www.xing528.com)

非洲城市化进程与其人口膨胀几乎同步。殖民统治时期使非洲损失了高达2.1亿名的青壮年，也使该地区人口长期徘徊在1亿人左右，如1650—1850年维持在1亿人。进入20世纪，尤其是非洲国家独立之后，人口由1900年的1.41亿人增加到1960年的2.78亿人，2010年突破10亿人，即在100余年的时间里由1亿多人增加到10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高达4.8%（张忠祥，2011）。与此同时，由于非洲农村趋于凋敝，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寻找机会和出路（非洲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非洲主要是农业国；主要是分散的小农，缺乏资金和技术，基本靠天吃饭，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农场主竞争；粮食供应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的国际价格又很不稳定；农村人口的激增，加剧了农村的生存压力）（张忠祥，2011）。加之，国家冲突和战乱的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冲突和战乱最多的大陆是非洲，如埃厄边境战争、苏丹内战、刚果（金）内战、索马里内战等。非洲战乱大都与殖民统治有关联，欧洲殖民者在历史上人为地划定非洲殖民地的边界，造成了许多跨界民族的存在，为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冲突埋下了祸根。欧洲殖民者还在非洲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来激化非洲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对后来非洲国家的稳定造成隐患。苏丹20多年的内战导致200多万人死亡，刚果（金）内战死亡400多万人，加速了农村人口或难民流入城市（张忠祥，2011）。此外，对于大多数非洲人来说，进入城市后就远离了原先的村舍，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变得淡薄，如同中世纪欧洲农民进入城市，常常感觉到“城市让人自由”一样（张忠祥，2011）。而且，各国情况不一，非洲城市的平均工资是农村的两三倍（Eicher et al，1970），但在1980年，肯尼亚和赞比亚的城市工资分别是农村工资的4.8倍和6.8倍，而在加纳、塞拉利昂仅分别为0.5倍和0.7倍（Backer et al，1994）。这样，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出人意料”的加速了——“过度城市化现象”尤其严重。

1900年的非洲城市化率约为5%，1950年约为14.4%（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张同铸，1992）；1960—1980年代非洲城市人口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居世界第一；1960年城市化率为20%，1970年为23.18%，2000年为37.2%，2007年达到了38%（城市总人口为3.7亿人），2008年为39.1%，2009年达到39.6%，2010年为40%（United Nations，2010）。1980—1990年非洲的城市增长率为1.7%，1990—2000年为1.5%，2000—2010年约为1.3%，但2005—2010年年均增长率达3.31%，同期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地区高达4.03%（United Nations，2010）。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UN Population Fund，2007）的预计，非洲城市人口预计在2000—2030年将增长152%，即从2.94亿人增长到7.42亿人；另据预计，到2030年非洲城市人口将达7.6亿人，届时城市化率将达到50%（United Nations，2005）。非洲的城市化速度在1950—1960年代后明显加快了（高珮义，2004），过去30年非洲的城市发展速度是世界七大洲中最快的（Joy，2008）。如在热带非洲，1960年城市人口为2300万人，1970年则达到4000万人，1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近1倍；1980年城市总人口已达7100万人，1975—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5.9%，远高于同期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和世界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李晶等，2012）。这显然不但导致了非洲城市人口的年轻化特征，而且这个当今世界城市化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促生了一系列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和城镇区，如内罗毕、金沙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的规模扩大了七倍，拉各斯的人口约有1000万人。在1960年，约翰内斯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唯一的一个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在1970年时已有四个，分别是开普敦、约翰内斯堡、金沙萨和拉各斯；1980年代末，又新增了阿比让、阿克拉、亚的斯亚贝巴、达喀尔、达累斯萨拉姆、德班、东兰德、哈拉雷、伊巴丹、喀土穆、罗安达和内罗毕；2010年，至少有3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城市的一个特别普遍的特点是拥有显著比例的居民住在棚户改造区和棚户区。

非洲人口大规模的乡—城迁移可归纳为下列特征：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导致大城市超先增长（高珮义，2004），国家尺度上的城市首位度高，城市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体系不完善）。非洲地区长期的自然灾害和战乱、高人口增长率以及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大量的农民流入几个大城市去寻找庇护和出路（王骏等，2010）。同时，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建设项目都集中在首都和少数几个城市，各类资源、政策、发展机会也都向这几个城市倾斜，这成为大城市吸引人口的主要动力。非洲城市的人口高度集中，最大的城市通常为第二大城市规模的两倍以上，甚至超过该国城市人口的1／3（焦文哲等，2013）。这导致大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和严重的“过度城市化”现象。非洲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其增加了100万—500万人的城市聚落数量，以及大于500万人的巨型城市（Mega-Cities）。巨型城市的居民也在增加。1970年，仅有开罗是500万人以上的巨型城市，2000年则增加到2个（开罗和拉各斯），2005年增加到3个（开罗、拉各斯和金沙萨）。巨型城市的人口增加了近4倍，从1970年的56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79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4.6%（西塞·吉布地，2008）。金沙萨（Kinshasa）在2000年拥有510万名居民。再如在尼日利亚独立后，拉各斯（Lagos）迅速成为尼日利亚首位城市。1970年代尼日利亚的城市人口为13万人，而拉各斯就占了5.8万人；1960年拉各斯的城市人口为39万人，而尼日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库马西的人口仅为21.8万人；1970年拉各斯的城市人口增加为74万人，而尼日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库马西的城市人口仅为34.5万人（O'Connor，1983）；2006年拉各斯的都市区人口达到了1170万人，2009年增至1300万人，2013年超过了1500万人（王骏等，2010）。拉各斯目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唯一一个城市群，位列世界联合国名单中的30个最大城市群中。最后，埃及的开罗、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比勒陀尼亚、刚果（金）的金沙萨等都是人口规模超过700万人，世界排名在前50位的大都市区（王骏等，2010）。南非是次撒哈拉的非洲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4200万人中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西塞·吉布地，2008）。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是南非豪登省的首府（The Province of Gauteng）。1996年约翰内斯堡大都会区的人口约为171万人，2000年约有230万人，2015年超过了380万人。它是南非最大的城市，也是金矿工业城市的中心。

自1950—1960年代以来，农村移民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大约一半的西部非洲国家中，城乡迁移人数占了城市增长人数的近50%，如冈比亚的迁移比例达到了65%、塞拉利昂为63%、利比里亚为60%、科特迪瓦为59%（Zachariah et al，1981）。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移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晶等，2012）。大量年轻农民的涌入，导致了非洲城市人口的年轻化。1969年赞比亚人口普查显示，“在首都卢萨卡，仅有26%的儿童人口出生于当地，25—29岁人群中仅有7%出生在该市”（O'Connor，1983），在该国220万名成年人口中，有70多万人是离开农村而迁入城市的。1962—1969年，赞比亚移民净迁入城市25万人。1970年加纳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阿克拉的总人口为63.6万人，其中一半出生于该市，另一半从农村或小城市迁移而来。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在1960—1970年的10年间，人口净迁入在25万人左右，到1970年代净迁入该市的人口数量仍在攀升，每年达5万人（O'Connor，1983）。在埃及首都开罗，1907—1917年每年移居开罗的人口为1万人，1937—1947年每年的移居人口为6万人，1970年代每年的移居人口增加为10万人，到1980年代竟达20万人（车效梅，1997）。在埃及各大城市人口中，中青年人口所占比例在1980—2000年从41.0%上升至68.5%，2005年开罗0—14岁的男性人口占城市男性总人口的28.7%，女性占城市总人口的27.4%，整个埃及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1.8%；毛里塔尼亚15岁以下人口高达45.3%；2003年拉各斯0—14岁的男性人口占城市男性总人口的33.6%，女性占城市总人口的36.1%；卡诺同期数据分别显示为40.2%和47%；2004年达累斯萨拉姆分别为34.5%和32.8%；1998年约翰内斯堡为32.4%和29%。2001年非洲15岁以下年轻人口达44.4%（United Nations，2005）。人口年轻化为城市经济发展储备所需劳动资源的同时，也使城市面临高失业率的问题，“2007年突尼斯全国的失业率为15%，首都大突尼斯市的失业率却高达35%；1982—2001年摩洛哥的城市失业人口从12.3%上升为19.5%，而同期农村失业人口却从10.5%降为4.5%”（United Nations，2005）。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低龄人口又将源源不断地汇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这将使本来就很严峻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恶化（李晶等，2012）。

迅速的城市化也快速地改变了基于等级体系的城市聚落的规模、增长和进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显示，非洲巨型城市（Mega-Cities）在1970年、2000年、2005年和2015年的总人口分别为560万人、1910万人、2790万人、4450万人，分别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6.8%、6.5%、7.9%、9.1%，而中等城市（Urban Agglomeration）在1970年、2000年、2005年和2015年的总人口分别为1010万人、6970万人、8290万人、12620万人，分别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12.2%、23.6%、23.5%、25.8%；小城市（Small Urban Settlements）在1970年、2000年、2005年和2015年的总人口分别为6710万人、20660万人、24200万人、31840万人，分别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1%、69.9%、68.6%、65%（Yousif，2005）。因此，多数非洲城市的居民生活在小于100万人的聚落体中。伴随着3.7%的年均增长率，非洲小聚落体的人口从1970年的671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24200万人口，但其比例却预计从1970年的81%降为68.6%，因为一些小聚落将升级为大聚落，如1970年的27个小聚落在2000年迅速成为100万—500万人的大聚落（Yousif，2005）。

虽然城乡居民的迁移过程对城市环境施加了过度的压力，但是农村移民与他的村庄或家乡保持着有益的联系。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强度是由非洲所有城市决定的（O'Connor，1983）。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联系以及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和更多元的农村家庭收入，所以多元化收入和现金汇款是移民的共同特征。据估计，移民所汇寄的商品和货币约占农民工家庭收入的10%—20%。肯尼亚的两项研究表明，68%的中部省份的小农户给亲戚的汇款约占他们收入的9%（Hoddinott，1992）。尽管不能通过城乡汇款来全面反映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但在特定意义上，可反映移民对于农业和农业活动发展的贡献。例如，在赞比亚，返乡移民在家乡作为创新者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代理人引入了新的作物品种，采用新的改进技术进行鼓励教育和创新（Adepoju，1983）。当然，快速的城市化并不都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造成的。大部分的原因是城市地区同样有高水平的生育率。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地区的早期发展历史中可以发现，城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样的移民通常是最具经济活力年龄的群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由于迁移，他们不能参加正规的经济部门，但研究发现他们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依然具有蓬勃的发展。此外，因为产前和产后的卫生设施往往更集中于城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地区仍然可以将生育率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城镇婴儿的死亡率大大减少，他们对城市人口总量增加的贡献远远高于那些乡城迁移的贡献。另外，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城市中快速传播，在一些非洲国家，城市艾滋病的感染率约为农村地区的四倍（Boerma et al，1999），这导致一些重要城市的人口死亡率增加。此外，由于非常贫穷和恶劣的环境条件，许多贫穷的城市居民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非洲的性别迁移明显，在移民研究中的性别选择也十分明显。尽管普遍认为，男性移民人数多于女性，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移民率在快速上升，以至于高于男性。比如，在坦桑尼亚的殖民地时代，60%—70%的城乡移民是男性，到了1971年，54%的移民为女性（Becker et al，1994）。一项由布劳克斯奥夫等（Brockethoff et al，1993）展开的研究关注了生育、儿童死亡率、教育、种族、年龄以及婚姻状况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移民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约束了女性迁移到城市地区，75%的被调查国家中（包括肯尼亚、多哥、乌干达等），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女性不太可能迁移。带着几个孩子搬迁，将加重生活负担；选择将孩子留在家里，独自迁至城市并不十分可行。有几个孩子的女性也有一定的权利和社会特权（获得土地和社会地位），因此令人尊重而留在农村。也有研究表明，生育率较低的女性对孩子投入的保养费较高，进而限制了她们的搬迁，直到家庭达到较大规模，她们才有可能离开农村（Mhloyi，1987）。儿童死亡率也会限制女性向城市地区迁移，因为女人觉得有义务来取代这个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生育多胞胎的女性相较生育单胞胎的女性更不太可能搬迁。可能还会由于孩子夭折而使得女性受到她们丈夫和亲人的排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受过教育的未婚年轻女性（20—29岁）更倾向于搬迁至城市。同时，一夫多妻的女性比一夫一妻的女性更容易搬迁，非移民女性比移民女性更容易培养出她们的孩子。城市移民被一些学者关注的原因，是为了弄清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这一依存关系对农村家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非洲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不同，造成各区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以及非洲各国城市化水平在地区间的差异，并导致城市发展和空间分布出现了较大差异。非洲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明显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前图3-1），如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地区。从各区域来看，东部非洲地区的城市化基础最为薄弱，1970年只有10.38%，2003年也仅有25.96%，远低于非洲38.68%的整体水平；西部非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则非常迅速，尤其是1990—2000年，城市化率高达63.4%，远超过了世界47.46%的平均水平（王骏等，2010）。2003年，非洲城市化水平在60%以上的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处于地中海沿岸，加蓬位于大西洋沿岸，吉布提则濒临印度洋；而深居内陆的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等国则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率不足20%（王骏等，2010）。因此，2015年，53.2%的城市人口将居住在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1980年，非洲多数国家的首位城市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例为30%—50%，在莫桑比克、几内亚、塞内加尔、贝宁和利比亚等国则高达60%—80%，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王骏等，2010）。在10个黑非洲国家中，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为50%—83%。同一比例在具有古老城市中心的4个北部非洲国家中只有12%—39%。

一般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同步的，但在非洲，快速的城市化却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1970—1995年，非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为512%，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却每年持续下降0.166%（Marianne et al，2000）。因此，一些非洲国家的城市化趋势在减缓。在不久的将来，即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市化在终端阶段，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会开始下降，郊区化和外部城市化力量开始盛行，人口开始分散成更小的组织，这个过程的典型就是美国城市今天的逆城市化（Williams et al，1993）。加纳的案例较为典型。加纳自独立以来，其城市居住区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以阿克拉—特马地区与卡马拉（在较小程度上）地区增长最为迅速。自从独立以来，这种现象就已经存在，并且从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但2000年以来，原先迅速增长的阿克拉迁入城市者的数量已减少。1960—1970年，27个城市之中的8个城市的人口迅速增长，他们主要是阿克拉和库马西区域的迁入者。1970—1984年，26个城市中的14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迅速，主要是阿克拉—特马和库马西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入。1984—2000年，44个城市地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口增长迅速，人口主要来自阿克拉—特马城市地区和库马西区域。2000—2010年，21个区域中的11个城市区域增长迅速，主要移民来自阿克拉—特马城市区域（例如，安雅、马拉姆、波提纳、阿曼弗、埃博巴、哥巴乌、曼德拉、曼德拉—韦加、卡卡苏南卡、卡索瓦和尼安雅诺），但是库马西移民城市没有一个成为迅速发展的城市区域。在持续增长的移民中，从阿克拉—特马地区和库马西地区迁移的群体是城市之间相互迁移的结果，而不是农村向城市（主流）或者是自然增长。因为加纳经济的初级生产结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移民在阿克拉—特马和库马西地区寻求经济与社会机遇，例如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机会。2010年，大约50%的加纳人生活在城市地区，但是2000—2010年，加纳城市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且自2000年以来，成为城市系统的区域是满足城市门槛的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在加纳地区需要慎重运用城市化时代这一概念。另外，加纳自独立以来，大部分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处于平均水平，或者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而加纳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城市区域（阿克拉—特马城市区和车马西城市区），大约46%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2个主要城市（都市和行政区）中（Ian et al，2013）。

尽管非洲的城市化速度是最快的，但非洲现在只有37.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并没有达到联合国人居署（2006）对非洲城市化设定的进入城市化时代的狭隘标准（50%），因为城市化时代意味着50%的城镇居住人口和城乡功能的优化与突破、就业类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Bruegmann，2006；McGee，1991）。不过，2000年以来，非洲的城市化速度确实在减速。波茨（Potts，2009；2012）采用了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的动态数据，证实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正在放缓，而且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看出这一现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西部非洲，城市人口增长率仅高于甚至低于全国人口增长率。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总人口在增加，城市人口比例仅在缓慢增加甚至停滞不前（Ian et al，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