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的经济地位仍然边缘化

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各国政府尽力推动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并尽可能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政治独立之后，非洲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发展民族经济，实施工业化以巩固政治独立。多数情况下，集权被认为等同于一个强大的政府（Rakodi，1997），这也导致了政府在独立之后往往企图建立全新的首都，以及城市地区大量资金的集聚。许多殖民地时期的公司现今留下了“白象”——需要高额成本维护而实际上无利可图的资产或损失已成定局的资产，并且在后殖民地时期对城市开始进行巨大的投资（Rakodi，1997）。在尼日利亚，80%与农业不相关的资金用在了城市地区（Rakodi，1997）。非洲国家至少在1960—1980年代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期，因为政局相对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也迅速增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非洲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许多亚洲国家城市和拉丁美洲国家城市相比依然呈现被边缘化的态势，如经济表现不佳、缺少国外投资和充分就业以及城市政府几乎不可能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和高品质的城市服务。

各国政府不仅通过建造基础设施和发展社会服务，还通过积极发展工业和增加就业，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后殖民地时期也建设了许多新城市，但和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建设原因并不相同。加纳特马港口的建设源于其显著的工业增长，之后，新城市被建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拉维的利隆圭（Lilongwe）、科特迪瓦的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和尼日利亚的阿布贾（Abuja）等地区（西塞·吉布地，2008）。新建立的城市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它们被解放政治家描述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始。由于在新建立城市的人口均不超过50万人，所以它们可能不会对已经建立的城市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特马（Tema）的发展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是如今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连同阿克拉（Accra）一起代表着加纳最大的都会城市（西塞·吉布地，2008）。同时，宏观调控规划在南非愈演愈烈，而这种调控能力在新解放的国家正在减弱。这导致了在新解放国家的城市—乡村地区更加明显的移民现象（Rakodi，1997）。1950—1990年，南非的城市化速度持续下降，在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城市化的速率从2.29%增长到3.41%，然而在非洲其他地区这个速率继续下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洲各国极力推动工业化的进程，虽然效果各异。加工工业是非洲突出薄弱的经济部门。独立以来，非洲各国的加工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迄至1980年，全洲只占世界加工工业产值的1%，较之拉丁美洲（占6.8%）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占3.8%）的差距还很大。1980年，加工工业在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于15%的国家有埃及、科特迪瓦、肯尼亚、毛里求斯、津巴布韦、斯威士兰；12%—15%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中非、刚果（布）、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塞内加尔、塞拉利昂；8%—12%的国家有布隆迪、突尼斯、喀麦隆、扎伊尔、埃塞俄比亚、赞比亚、马里、尼日利亚、苏丹、坦桑尼亚（曾尊固，1984）。在多数国家中，加工工业还是很次要的经济部门，如1980年加工工业在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于8%的国家有安哥拉、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博茨瓦纳、利比亚、卢旺达、赤道几内亚、马拉维、索马里、多哥、加蓬、贝宁、乌干达、乍得、冈比亚、加纳、毛里塔尼亚、几内亚、莫桑比克（曾尊固等，2003）。无论就加工工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而言，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可与拉丁美洲的巴西或墨西哥、亚洲的印度或新加坡相比。若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标准，以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20%—30%为半工业化国家，10%—20%为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不到10%为非工业化国家来衡量，则非洲只有埃及勉强可算半工业化国家。不过，工业的大发展还是推动了非洲各国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变化。

因为经济发展的外部限制性，非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边缘化、碎片化及其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虽然加工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原殖民地经济遗留的单一出口模式延续了下来。有限的政府储备、薄弱的民族资本和单一的经济结构，迫使各国政府纷纷对外举债，并通过征收较高的农产品出口税来获取资金，以用于兴建基础设施、发展公共部门和提供各种补贴。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不但没有提升非洲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却为总体经济的进一步边缘化埋下了伏笔（崔荻，2009）。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非洲则突出表现为进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石油产油国从中受益，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其他非产油国则深受其害。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大幅度削减对非洲原材料的进口。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非洲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非洲各国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相继出现，包括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下降、外汇缺乏、债务不断增加、国际收支平衡日益恶化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另外，一些国家因为长期内战遗留的问题，再加上多年的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大量且快速的人口流入城市，同时让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被迫实施稳定和调整政策，而且往往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下进行的。到1990年，非洲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缩小，对外来资金的依赖程度增加，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依存关系失衡，边缘化和碎片化现象日益明显（崔荻，2009）。1990年后，冷战结束，发达国家以强势主导的地位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科技含量逐渐增高的工业化产品与非洲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比率越来越大，造成非洲传统的初级产品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价格下滑，削减了非洲传统原材料在整体资源配置中所占有的价值比重。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衰退对非洲经济的打击是从“量”到“质”的转变。由此，非洲经济直接暴露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之中，其与外部环境的反差空前凸现，差距加速拉大，“边缘化”和“碎片化”问题日益加重（崔荻，2009）。(www.xing528.com)

尽管欧洲移民和种植园在某些国家具有重要性，但绝大多数非洲人口从总体上来说仍保持着获得土地的集体权力。在多数非洲国家，将农村人口赶至城市周围日渐扩大的贫民窟和棚户区中，并不像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仅仅是没有土地。而且，大城市中少数人的荣华富贵与受到忽视而停滞不前的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导致农村人口中有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以枯燥单调的农民生活终其一生。结果，城市和农村同时变得贫困。出口作物的生产停滞不前，导致外汇短缺；粮食生产实际上下降了，导致营养不良和周期性的饥饿现象。这使得非洲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进一步影响了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形成了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性循环。没有一个热带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艾丹·索撒尔认为多国公司用各种好处和彻头彻尾的贿赂取悦政治领导人、军方要员、高级官员、专业人员和当地的实业家，从而争得获利丰富的合同以及减免税额和有利的汇出资本安排。这使得经济活动和社会财富集中于上层、集中于首都。这些合同使经济进一步陷入依附状态，优厚的条件耗费着国家的稀缺资源，好处和贿赂使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于瑞士银行和海外的宫殿式别墅，如扎伊尔总统就有七处。如果他们不合作，西方国家政府（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威胁撤回援助，以及多国公司将抽回投资。

因为非洲各国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殖民地时期的本质，这导致非洲各国的城市发展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特征，如非洲具有鲜明的殖民地特色以及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过程相背离，这导致非洲城市多半没有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支持，而只是一种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这使得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王骏等，2010），过度城市化现象在全球十分突出。不过，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