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种族隔离空间特征

随着非洲城市化的逐步深入，殖民者开始意识到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如劳动力从乡村迁往城市，而农村正是出口产品的生产地；非洲人通常居住在狭小的空间中，卫生条件恶劣，因此他们容易患上疾病（如疟疾）。殖民政府的反应并不是提高非洲人的生活条件，而是制定了用于限制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相互之间流动的法律。1950年以后，南非出现了种族隔离的官方政策。种族隔离现象尤其是在非洲人定居的城市更为常见，如哈拉雷、卢萨卡和内罗毕。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非洲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这反过来导致非洲出现了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等问题。在经济大萧条来临之前，采矿工人大多是临时的或季节性的，也有一部分是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通常住在矿业城市，而他们的家人则住在农村。自1920年以来的比利时殖民下的刚果（金）和自1940年以来的南非与罗德西亚北部和南部的矿业公司都更喜欢永久定居在城市的工人。于是，殖民政府改变了政策，促使男性工人的家人也搬到城市里居住。新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对于城市土地和经济增长的控制，并使欧洲殖民者的生活更加安逸。

因此，殖民城市空间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种族或民族的社会空间隔离，呈现出殖民者与当地人，或者种族的差异化格局。在殖民主义时代，非洲人中间地位身份的分化实际上是有限的，白人认为其根本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不同种族的社会地位、居住地点和生活方式被严格地区分，迄今不少城市空间的组织乃至建筑风格仍可看到种族隔离时代的痕迹。

哈拉雷、津巴布韦、卢萨卡、赞比亚、肯尼亚和内罗毕这样的非洲城市主要是作为非洲的殖民地在发展，因此成为欧洲城市的复制品。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阶段，内罗毕专门迎合欧洲人。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在工作和居住的空间上被隔离。一方面，欧洲人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和行政资源，而亚洲人担任商人和工匠。另一方面，非洲人被边缘化，不得不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内罗毕从来没有被许多非洲人认为是自己永久的家，归属感较差（Mehretu，1993）。

艾丹·索撒尔认为，凡是拥有大片气候温和的高原或大量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的地方，欧洲人就会迁来对其加以掠夺。如果两者都有，例如在南部，他们迁入的规模就更大。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与每一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相适应的看法和政策。在肯尼亚有白人种植行业，他们建立了为白人城市地区提供劳动力但与之分离的黑人城镇。整个中非和南部非洲地区既有白人种植行业和受白人支配的采矿业，又有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但种族隔离情况依然如此。在整个非洲，需要大批雇佣人员的码头、铁路、矿山、种植园甚至政府本身，周围都没有现成的非洲城市人口。这些“单位”为自己的劳动力建造住房，开始是兵营式的单身男子宿舍（假设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会待在乡下的家里），后来是供收入略高的人居住的家庭宿舍。尽管农业种植园可看成是农村，但种植园的大型劳工营地基本上具有城市特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非洲人如不是受雇于殖民地经济，就与城市无关。即便是按殖民主义标准但比较开明的乌干达，当时也认为非洲人不仅不是城里人，也不应成为城里人，据说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无论如何，也需要大批的人为政府工作，从而使他们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异之处。这产生了长远影响，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希望分享想象中的城市所提供的机会，特别是在二战之后。

南非很可能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种族隔离制度最为严酷的国家。种族隔离以及其他类似政策对城市的影响机制可对比阐释南非城市增长率的差异，甚至可解释1950年非洲其他国家城市的发展特征。殖民地时期，南非的城市增长率约为3.3%，而整个非洲的增长率在4.6%左右，这也说明了种族隔离以及其他类似政策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南非政府在对南非人民按种族进行登记的同时，也曾为了隔离种族而彻底重组了城市空间。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强烈地影响和制约了南非城市的空间组织和演化，即这种隔离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导致城市的基本构架被严重破坏，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严重畸形发展，呈现出两极严重分化的空间特征（李哲，2004）。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白人通常占据市中心和市郊，而其他种族只能居住在外围区域。除了上述区域的划分之外，还利用铁路、道路甚至医院、军营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来隔开各种族的居住小区（李哲，2004）。(www.xing528.com)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为了保护白人的利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人种差别法案。1913年《原居民土地法》的颁布导致黑人被禁闭于被叫作保留地的居住区内。1936年的《土地法》早就剥夺了他们在保留地之外拥有土地的权利，他们的保留地是白人强占后剩下的。1948年，南非政府制定了以保护白人为目的，将非白人指定在一定区域上的隔离政策（1994年被废除），开始了使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立法化、制度化的进程。1961年，南非联邦脱离了英联邦，成立了南非共和国，却实施了更加强烈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政府认为黑人和白人应该分别发展，并建立了分别发展政策。《集团居住区法》规定不同种族的人必须搬迁到各自特定的居住区内。南非当局根据该法对全国进行规划，划定了各种族的不同住区和商业区。这一法案的目的是要根据上面的种族划分，在城镇地区把不同种族的人搬迁到各自特定的住区内。《通行证法》规定16岁以上的黑人进入白人居住区时，必须携带身份证。他们如果没有携带身份证而擅自离开自己的居住区，就会被警察拘留。种族隔离制度造成了显著的居住隔离。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黑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在受教育、就业、通婚、出行等方面受到诸多种族主义的限制，而且居住地也被强行隔离（李哲，2004）。南非种族主义政府还推行了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法律——1959年通过的《班图自治区促进法》。这个法律把南非分成两大部分：87%的土地划归给在总人口中只占14.1%左右的白人，人口约占75%的黑人只分得约占南非土地总数13%的土地。1978年始，执政者推行家园政策（Home Lands），将黑人根据其文化、语言的差异分割成8个（后为10个）“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图2-16）。南非所有的黑人，包括住在城镇工业中心的上千万名黑人，都要划归某一个“黑人家园”。黑人只能住在远离工作场所的荒凉、贫瘠、缺乏基础设施的地区——“黑人城镇”（Black Township），如索韦托、亚历山大和索非亚。进入“白人地区”的黑人只是由于白人需要他们的劳动力。这样，南非全体黑人就成了各自“黑人家园”的公民，被剥夺了南非的公民资格，只能作为“外国的”流动劳工进入“白人地区”。既然成了外国人，黑人对南非白人当局就再无提出任何政治要求的资格。

图2-16　南非的“黑人家园”

南非黑人的生活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远离都市的黑人城镇，或者说是黑人部落。它们保留了浓厚的传统社会生活习俗，基本上处于氏族社会的形态，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黑人社会，也是许多媒体向公众传达的黑人社会信息。现在这种传统的黑人部落社会越来越少了，那些黑人社会的生活习俗更多的是黑人用舞蹈和歌声来表达的，而不是现在这个民族的真实生活状态。还有一类像索韦托、亚历山大这样的具有现代社会意义的黑人城镇，它们才是通常熟悉的现代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