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两类近代城市

殖民地城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殖民者直接建立的带有浓厚殖民性质的城市，另一类因为殖民经济发展而刺激发展起来的传统城市。殖民地时期，非洲建立的新城市通常被布局在现有的城镇区域或一个完全未开发的位置。全新的城市往往建造在矿区，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和金伯利（Kimberley）、赞比亚的恩多拉（Ndola）和基特韦（Kitwe）以及刚果（金）的卢本巴希（Lubumbashi）。紧邻运输主干道的城市得到了发展，交通区位较差、缺乏管理的城镇往往被忽视，如库卡瓦和达荷美。交通区位条件较好且被良好管理的城市使得政府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殖民者对这些城市进行投资，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种原始产品输入输出的商业政治活动为殖民者提供了经济来源，进而带动了非洲城市的发展。

美国学者艾丹·索撒尔认为从16世纪到19世纪，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以及多数其他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接踵而至，出现了一串新的非洲城市网。最开始是海岸线以外易于防守的岛屿上的贸易货栈，然后扩展成为城市。如果海岛太小，则迁到附近沿海更为方便的地方。这种外生的城市及其网络是在殖民剥削的掠夺体系基础上建立的。这类掠夺集中于黄金、象牙，特别是奴隶。这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相一致。当地城市的手工艺品，如西部非洲的色布，很受欢迎，葡萄牙人甚至收买后再出口。而且，由于工业革命，对于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变得压倒一切，从而要求越来越多地控制领土，摧毁竞争性的当地产品。到19世纪末，几乎整个非洲内地都处于欧洲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造成了规模大得多的殖民地首府以及省区行政中心的完整规划。这些中心，以及城市化了的矿业和种植园中心，最后都发展为城市。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共同参与奴隶贸易往往成为这种联系的媒介，导致许多新的“杂交”产生的非洲王国发展起来。这些王国的首都是潜在的城市，其形式和结构为本地类型，但其发展最终要归于欧洲刺激的作用。这类城市中有的变得相当重要，一般通过不平等的二元平行结构被纳入后来的殖民城镇发展进程中。其中，本地城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淹没的状态。

在19世纪中叶，热带非洲较大规模的城市几乎集中于尼日利亚西南部，中等城镇延伸于西部非洲的萨瓦纳带，而小居民点则分散于大西洋沿岸的圣路易（塞内加尔）—洛托比（安哥拉）和印度洋沿岸的摩加迪沙（索马里）—马普托（莫桑比克）地带。至20世纪中叶，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伊巴丹虽仍为热带非洲最大的城市，拥有50万人（1950年），但奥博莫绍、奥绍博、伊费、阿贝奥库塔和北部的卡诺、卡齐纳、索科托、扎利亚人口都为5万—50万人。沿海城镇的发展更为突出，大西洋沿岸城市达喀尔、拉各斯的人口也达25万人，阿克拉与罗安达各约为15万人，金沙萨为20万人，东部沿海地带的亚的斯亚贝巴的人口略少于伊巴丹，喀土穆、内罗毕则超过10万人。同时，北部非洲南部由于原有城镇基础较好，在殖民主义的开拓和投资之下，城镇发展超过热带非洲，如开罗、亚历山大、阿尔及尔的人口分别达246.6万人、103.7万人和44.5万人（1950年），南非的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分别达90.4万人、62.1万人（1950年）。其中，开罗、亚历山大还步入世界特大城市行列。由此，“1856年非洲2万人以上的城市有9个，6万人个以上的城市有3个”（孙常敏，1998）。19世纪末，热带非洲有5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0个（O'Connor，1983）。1920—1950年，非洲城市人口由1000万人增长至3100万人，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由7%上升为14%（而同期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提高了9个百分点），城镇数量、规模和地区分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沿海地带的城镇发展尤其迅速（张同铸，1992）。(www.xing528.com)

南非是一个雨量稀少、冬天严寒、夏天酷暑的国家。在欧洲人抵达之前，这里只有一些土著居民。由于黑人部落频繁移动，常常在与其他集团的接触中组成了新的部落社会。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扬·范里比克从开普敦登陆，从此揭开了南非的殖民地历史（李哲，2004）。南非的殖民地历史与其他殖民地国家有所不同，可分为荷兰统治和英国统治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很难分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因为很多时候它们是交替或并存的。但是它们确实对南非的城市发展以及建筑风格造成了很大影响。荷兰人到达南非时，那里仍是落后的原始社会，但来者仍多为文明水平较低的农民。由于他们多以农牧业为生，需要随着放牧季节时常迁移，因此其聚居地和建造的房屋临时性较强，城市发展仍处于建构的初期阶段（李哲，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