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城市发展：经济殖民化与依附性经济结构

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不仅导致非洲各国发展的严重不均衡，而且使其经济结构第一次在全球层面处于全方位的边缘化和附属化的地位（崔荻，2009）。

罗莎·卢森堡（1959）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上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地、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如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离不开殖民主义，即资本主义这一特性使它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的宗主国构成了“中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了“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利用其政治、军事能力支撑，在非洲实现了经济领域完全性质的殖民化，而最早的国际分工也产生于殖民经济。因此，近代欧洲殖民者最早窜入非洲大陆，而几乎又是最晚退出这块大陆。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殖民主义在非洲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不但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制度，如国家土地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

根据非洲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特点，非洲经济的殖民化进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于民，2007）：①1415年—1870年代是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460多年中，殖民者的掠夺以奴隶贸易为主，只占领了10.6%的非洲土地，且除南非开普殖民地一小块地区之外，欧洲殖民者既没有把非洲建成垦殖型殖民地，也没有把它建成商业型殖民地。而且，即使是南非的开普殖民地，此时作为原料产地的作用也并不突出。例如，1865年，开普殖民地输入英国的羊毛总价值约为168万镑，只及同年澳大利亚输入英国羊毛总价值640万镑的26.25%（米切尔·B.R，2002）。②1870—1930年代，西方列强加快了非洲经济的殖民化进程，最终建立起殖民地的依附性经济结构。此时期是殖民者瓜分和再瓜分非洲，整个非洲沦为殖民地的时期。1870年代后，非洲逐渐变成了殖民宗主国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既有的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到193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依附性经济结构最终确立（于民，2007）。那些早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依附性经济结构进一步强化。1870年代后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解体，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亦变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经济结构迅速向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演化，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于民，2007）。因此，非洲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其被殖民的历史同步，经济的边缘化地位也从此奠定，而多个宗主国的殖民地划分又加剧了非洲经济碎片化的程度（崔荻，2009）。从1760年代开始到二战期间，英法殖民者强迫非洲国家畸形发展一种及以上的农矿产品，以满足宗主国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使得非洲经济开始就以低层次产业结构参与最低等级的分工。二战期间，非洲各国并未能从战争中获取经济收益和发展机会（崔荻，2009）。这样，殖民过程在非洲经济系统的典型表现特征就是依附性和单一性，即殖民地国家被迫形成了单一经济作物的依附性生产结构、单一矿产品的依附性生产结构、对宗主国的财政依附等，这都严重制约了非洲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城市的持续发展（于民，2007）。同时，长达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非洲国家人力枯竭，单一的附属经济从根本上破坏了产业结构和各地区各产业发展的平衡，非洲经济逐步陷入“边缘化”和“碎片化”的境地（崔荻，2009）。

首先，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的最主要办法是通过大肆侵占或掠夺土地来开办种植园或农场以及初级产品加工业，使之成为廉价的原料生产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地。

掠夺土地尤其是西方列强实行经济改造，是建立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自1830年，法国殖民当局通过一系列的法令、国王敕令和议会法案，以没收和出售为手段，在阿尔及利亚掠夺了大量土地。1850年殖民者占有了15万hm2土地，1870年达到了76.5万hm2（杨人楩，1984）。法国在其北部非洲殖民地规定：凡不能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土著居民，可视为仅仅是土地的使用者或随时可“抽地”的佃户。1877—1890年，阿尔及利亚有378000hm2的土地落入法国移民手中，1930年法国殖民当局占有土地近150万hm2，移民占有土地约100万hm2。在突尼斯，1881年时法国已占有土地100000hm2，法国政府进一步鼓励移民和殖民当局扩占土地，一年内就强行没收了35万—40万hm2土地。在利比亚，意大利追随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掠夺土地的做法，到1925年，殖民当局仅在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就通过购买和强行以“国有”名义占有、抢夺的土地67000hm2（Issawi，2013）。南非土著居民的土地被剥夺状况更令人发指，占人口80%的土著居民仅保留了12%的土地（Boahen，1985）。这些土地主要转入了法国移民手中。土地的转手破坏了非洲原来的土地公有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在土地上进行种植园的经营又为殖民国家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廉价农产品。在葡属佛得角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殖民者很早就在掠夺来的土地上发展起了种植园经济。1574年，圣多美岛60多家制糖厂共产食糖15万阿罗巴（1阿罗巴合11.5kg），1580年的食糖年产量增至20万阿罗巴，16世纪末的年产量高达30万阿罗巴（奥鲁诺·D.拉拉，1984）。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殖民当局通过土地特许证制和普拉佐制，把大量土地变为宗主国所有，并逐渐推行大种植园经济（奥鲁诺·D.拉拉，1984）。1850年，罗安达的种植园内就有6020名奴隶在劳动，占该地总人口的一半；1870年，罗安达至宽扎河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沿河的大部分肥沃土地都落入葡萄种植园主手中（Seleti，1990）。1643—1715年，法国先后占领了马斯克林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并在岛上发展起甘蔗和咖啡种植园经济。到1730年，留尼汪岛生产的咖啡已能满足全法国的需要（艾周昌等，1995）。18世纪初，开普殖民者的后裔布尔人加快了土地扩张速度，半个多世纪里就向北、向东共侵占土地10多万km2，并在侵占的土地上建立了大租地农场［有的占地多达10000英亩（1英亩＝4046.856m2）］，主要经营牧业，以满足大西洋—印度洋航线上对畜产品的大量需求（于民，2007）。1815年，开普殖民地正式移交给英国后，因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需要，开普殖民地发展成为英国羊毛原料的供应地之一。1846年，开普殖民地向英国输出的羊毛总量为295.8万磅（1磅≈0.454kg），1865年就上升到2992.1万磅（郑家馨，1999）。(www.xing528.com)

通过土地掠夺，殖民者直接控制了非洲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确立了在非洲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另外，剩余的狭小贫瘠土地，根本养活不了非洲众多的人口，这就保证了殖民者能在非洲获得充足的廉价雇佣劳动力，为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园的规模发展创造了条件。欧洲移民和公司在殖民当局的帮助下纷纷创建种植园或农场，种植各种经济作物。1890年代，德国商人开始在多哥和喀麦隆建立种植园。1913年，德国在喀麦隆的种植园已有58处，占地75000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0m2），雇佣非洲劳工18000人（Hopkin，1973）。在阿尔及利亚，1888年欧洲人已建立了总面积为103000hm2的葡萄种植园，年产葡萄250万百公升。英国重新征服苏丹后，立即发展了长绒棉种植园经济，长绒棉很快成为苏丹的重要出口产品（Boahen，1985）。非洲黄金海岸发展起可可种植园经济之后，产量和出口量逐年上升。1901年，可可出口量为536吨，1914年增至5万吨，此后一直到1926年，可可的出口量每5年增加1倍，1927年时的出口量为18万吨，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瓦利等，1973）。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非洲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结构到1930年代已形成。摩洛哥主要种植甘蔗类的经济作物，黄金海岸主要生产可可，利比里亚和安哥拉主要生产咖啡，埃及、苏丹、乌干达等国最主要是种植棉花，南罗得西亚以种植烟草为主。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不但破坏了非洲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使殖民地国家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而且其不得不从宗主国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而沦落为商品销售市场。再如，棉花是非洲大陆重要的农作物，非洲的棉花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许多地区的农民就把种植棉花作为自给性生产的一部分，收获的棉花用非洲窄幅织布机织成土布供当地消费。英、法等殖民者入侵之后，为了把非洲变为宗主国纺织工业的原料基地，在一些地区极力推广棉花，使埃及、苏丹、乍得等地形成了单一的棉花经济。非洲国家独立以后，为了满足本国需要和出口，普遍重视棉花生产，一些过去很少种植棉花的国家也在扩大种植。在非洲棉花种植早期，非洲的植棉业主要集中在北部非洲，占全洲棉花产量的65%；其次是东部非洲，占14%；中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棉田很少。北部非洲的棉田实际上集中于埃及的尼罗河谷地与三角洲、苏丹的吉齐拉平原两处，合占全非洲产量的60%以上。东部非洲的棉田也主要集中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估计占全洲产量的10%以上。

西方列强还通过开采矿藏和掠夺矿产资源，在非洲一些国家建立了以一种或几种矿业产品生产为主的殖民地依附性矿产经济结构。在对非洲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西方列强积极地发展采矿业，直接攫取天然财富并迅速地获得了高额利润。1867年，殖民者开始在南非开采金刚石，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南非金刚石、黄金的出口总价值分别为8900万镑和8600万镑（Kubicek，1991），其他地区的矿业开采也先后展开。1890年代，西方有近50家公司在非洲各矿区活动，投资总额近700万英镑（Wickins，1985）。一战前，除贵金属和个别矿产品以外，西方列强总体上对非洲殖民地的原料依赖程度并不深。非洲殖民地生产的各类原料还不到法国需求的1%，非洲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不到4%。一战期间，西方列强各交战国为维持战争、补充物资，强化了对非洲的矿产掠夺，加速了采矿业的片面发展，导致了非洲国家经济对采矿业的严重依赖。1911年，比属刚果的加丹加地区，铜的年产量只有1000吨，而1916年达23000吨，1917年又增至28000吨（Wickins，1985）。一战之后，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地的投资与日俱增。1914—1936年，英、法、葡、比分别在其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投资4.21亿英镑、0.29亿英镑、0.667亿英镑、0.944亿英镑（Boahen，1985）。另据1936年的统计，英属西部非洲殖民地吸收的欧洲资本达1.1673亿英镑（费奇·J.D，1977）。西方殖民者投资的2／3都流向了采矿业，进一步刺激了非洲国家单一矿产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对宗主国经济的依附性。1929年，南非的煤产量为1400万吨，而当时澳大利亚的煤产量只有1004万吨，加拿大的煤产量也仅为1485万吨。南非的煤不仅用于铁路运输和金矿开采，而且相当一部分还作为原料出口（Kubicek，1991）。1920年代后期，在尼日利亚的出口商品中，锡约占出口商品总价值的10%。在黄金海岸，黄金、金刚石和锰各占出口总价值的5%。后来，这些矿产品的出口总价值虽有所下降，但尼日利亚石油出口的显著增长依然说明，单一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一些非洲殖民地国家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Hopkin，1973）。采矿业的片面发展导致了非洲一些国家对于矿产经济的严重依赖，国民经济部门难以协调、均衡发展，形成了畸形的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

其次，殖民者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的另一重要办法，是以武力为后盾，以自由贸易为口号，使用关税手段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于民，2007）。1835年始，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法国商品一律免除关税；1851年起，阿尔及利亚出口到法国的绝大多数商品不再交纳关税；1867年起，免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出口法国的商品。阿尔及利亚的对外贸易随之大幅增长，1835年其对外贸易价值总额为80万镑，1861—1870年年均额增至107万镑（增长了0.34倍），但贸易额的增长并没有改变阿尔及利亚以小麦和葡萄酒为主的单一出口结构（Issawi，2013）。在突尼斯，欧洲殖民者不仅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权利，而且各国商品只需要缴纳3%的进口关税。结果，欧洲商品充斥着突尼斯市场，原本是其重要出口商品的土布和其他纺织品，因英国棉布和法国丝绸的竞争失去了市场，手工业衰弱了。同时，突尼斯变成了欧洲的原料产地，主要出口橄榄油、原棉、小麦和皮革（郑家馨，1999）。在《英土商业条约》实施之前，埃及阿里政权对工商农业和对外出口都实行严格垄断。1833年，阿里政权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小麦和棉花的价格分别为每百升3.34法郎、每公担（百千克）120法郎，出口价格分别为7.60法郎和250法郎，税率超过200%。而《英土商业条约》实施以后，对进口、出口和转口商品只能征收3%、12%、2%的低关税。结果，一方面是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埃及市场，另一方面是埃及的农副产品和其他原料大量流出埃及。1810年，埃及的对外贸易价值总额为150万镑，而1850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为500万镑。在埃及的原料出口中，长绒棉的出口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1821年，埃及出口英国的长绒棉为100000磅，1823年为259000磅，1850—1859年年均500万磅，1865年达25000万磅（Issawi，2013）。埃及已成为英国重要的棉纺织业原料产地。

再次，西方列强还通过贸易垄断来改造非洲经济，进一步增强殖民地对宗主国经济的依附性。西方列强及其殖民公司可随心所欲地关闭或开辟任何市场，根据自己的需要规定产品价格，土著居民只能被动接受。1898年，法国控制着其西部非洲殖民地贸易的40%，到1930年，法国所控制的贸易份额因塞内加尔花生加工业的发展而增至50%。在英属西部非洲殖民地，70%的进口产品由英国提供，同时50%的出口产品运往英国。比属刚果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仅在1929年即获纯利157.9万英镑（Hopkin，1973）。如此，殖民地的原材料大量流入宗主国，宗主国的工业制成品同时又畅通无阻地涌入非洲殖民地和充塞了非洲的市场。宗主国和殖民地间的这种“剪刀差”贸易，虽然促进了宗主国的经济发展，但也摧毁了非洲殖民地传统的手工业。

最后，为了更便捷地向非洲殖民地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非洲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并通过“债台高筑”加强了其经济对于宗主国的财政依附（于民，2007）。非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宗主国。1906年，法国扩建阿尔及尔港时，一次就投入资金220万镑（Issawi，2013）。在英属殖民地，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也主要来源于英国。1914年，北部非洲的外债总额为25000万美元，埃及的外债总额为9650万镑，仅利息就多达320万镑。1928年，比属刚果殖民地的偿债本息资金占其总收入的20%。1932年，除南非之外，殖民地的债务利率平均高达4.85%（Issawi，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