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民时期华夏青铜之美

彩陶上的鱼纹，

开始有了几分狞厉的味道，

象征男性威权的青铜文明，

已经开始悄然萌动

大洪水（我在《故宫艺术史2》里还将写到），是否成为导致彩陶文明消失的原因，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我想，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伴随着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男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致育能力，使得原有的“孤雌繁殖”观念最终走向了瓦解，在上古的初民们的眼里，大地也不再扮演孕育一切的地母形象，使彩陶的象征功能失去了它原有的依托。

我们知道，彩陶的功能，并非只是为了装饰和美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仅从日常生活的需要出发，素陶完全可以担负实用的功能，而人们竭尽所能地烧制彩陶，甚至像大汶口文化白陶鬶那样，近乎偏执地展示它的非人间特质，主要目的还是向神灵展现自己的虔诚之心。人们把彩陶用于祭祀礼仪上，以此来祈求神灵的保佑，或者，把彩陶作为明器安置在墓葬中，让自己在死后继续得到神的护佑，同时，也企望着新的生命源源不断地诞生，让自己的血脉在新的肉体上流淌，以此来消解死神的威力。也就是说，彩陶分别担负着祭祀祖先、保佑自己在“阴间”的生活和延续后代的祈愿，彩陶也因此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成功地连接起来。彩陶生产，主要是以神为“受众”，而不是以人为“受众”的。以神为“受众”的彩陶，生产的态度一定是严肃的，生产的程序一定是严格的，生产的工艺一定是严谨的。于是我们才能在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看到那么多不厌其烦、一丝不苟、素朴而美丽的彩陶。

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母系氏族公社向着父系氏族公社转移，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有阶级的奴隶社会转移，文明的重心从田园向城市（城郭聚落）转移，“人们不再认为大地母亲还具有以往时代的人们所崇敬的那种运用子宫就能创造万物的神奇力量，人们也不再用彩陶去模仿、去影响或传递地母的生殖力。男人们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大地母亲的创生能力，而是她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那种‘收回成命’，使一切生命复归于她的怀抱的权威神力。在这一时期，斧和犁的出现大概都是男性权威的象征。”^[12]彩陶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转变，尤其从纹饰上，后来在青铜器装饰体现出的恐怖与狰狞已经开始浮现，比如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鱼纹，开始有了几分狞厉的味道，象征男性威权的青铜文明，已经开始悄然萌动。

对此，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有这样的描述：

同属抽象的几何纹，新石器时代晚期比早期要远为神秘、恐怖。前期比较更生动、活泼、自由、舒畅、开放、流动，后期则更为僵硬、严峻、静止、封闭、惊畏、威吓。具体表现在形式上，后期更明显是直线压倒曲线、封闭重于连续，弧形、波纹减少，直线、三角凸出，圆点弧角让位于直角方块……即使是同样的锯齿、三角纹，半坡、庙底沟不同于龙山，马家窑也不同于半山、马厂……像大汶口晚期或山东龙山那大而尖的空心直线三角形，或倒或立，机械地、静止状态地占据了陶器外表大量面积和主要位置，显示出一种神秘怪异的意味。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常常是半山—马厂彩陶的基本纹饰之一，却未见于马家窑彩陶。神农世的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已成过去，社会发展进入了以残酷的大规模战争、掠夺、杀戮为基本特征的黄帝、尧舜时代。母系氏族社会让位于父家长制，并日益向早期奴隶制的方向进行。剥削、压迫、社会斗争在激剧增长，在陶器纹饰中，前期那种生态盎然、稚气可掬、婉转曲折、流畅自如的写实的和几何的纹饰逐渐消失。在后期的几何纹饰中，使人清晰地感受到权威统治力量的分外加重。^[13]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4]“祀”是祭祀；“戎”是战争，是兵戎相见。母系氏族时代（即神话中的“三皇”时代），气息是阴柔的，那个时期的物质充满了雌性的味道，恬静、温婉、美好。那时的人们专注于劳动，处理神灵和自我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的戾气。“彩陶的世界里没有惨烈的战争，没有狰狞的野兽”^[15]，所有的动物形象都是憨朴可爱的。而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郭沫若先生推断，“母权与父权之交替即当在殷周之际”^[16]），时代气息变得阳刚起来，变得粗犷豪放、张扬跋扈，甚至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戎”于是变得重要起来，与“祀”平起平坐。这带来了彩陶纹饰风格的变化，引导它走向了威严与狞厉，并裹挟着它，一步步走向消亡。

李泽厚先生的上述文字，为我们展现了大转变时期的宏观景象。在这一宏大叙事下，一些具体而微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一是轮制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陶器的生产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与手工制陶比起来，轮制陶器实现了批量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再由陶器来行使礼器的功能，已显得不够尊贵。恰在此时，新材料出现了，它就是青铜。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800℃，而纯铜的熔点为1083℃）。青铜铸造性好，耐磨，既不渗漏，也不易破碎，非常适合用于铸造礼器。距今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出现了青铜器，这也正是大约在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中晚期阶段。

青铜时代高歌猛进，属于彩陶的光辉岁月却走向它的尾声，但彩陶的历程并没有真正终结。在中原地区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的彩陶中分出的一支继续向西发展，经河西走廊一路逶迤西去，进入了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又缔造了短暂的繁荣，倔强地延续到西汉初年，属于彩陶的传奇，才走到了它的终局。

青铜器出现的时候，刚好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开始分化，乃至国家诞生的时候，将青铜这种贵金属运用于“祀”“戎”这两件最大的事，自然是统治者的选择。只有统治者，能够垄断昂贵的青铜资源；只有青铜，能够体现统治者的坚硬意志。自此，青铜与国家（王朝），达成了最深刻的默契。

田园牧歌式的彩陶时代，结束了。

血染征袍的战争岁月，开始了。

[1] 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第308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www.xing528.com)

[2]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第6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3] CCTV《走近科学》编：《彩陶之谜》，第35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 参见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第309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5] 《孟子》，第1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6]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 《圣经》，第7页，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版。

[8] 参见［美］理查德·E.苏里文、丹里斯·谢尔曼、约翰·B.哈里森：《西方文明史》（第八版），第一编，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

[9] 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第42—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0]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第61—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11] CCTV《走近科学》编：《彩陶之谜》，第40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2] 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第187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13]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4] 《左传》，第21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5] CCTV《走近科学》编：《彩陶之谜》，第38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6] 郭沫若：《释祖妣》，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3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