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的彩陶文化，
在距今约3000年左右，
也就是商周时期突然衰落，
走向它的末路。
彩陶，上古先民们制造的最美之器，在距今9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迎来了辉煌的时代，在以彩陶、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等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彩陶时代历时最为持久，时代纵深达5000余年，覆盖空间广大，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在大地上纵横铺展，跨越了老官台、大地湾、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屈家岭、大溪、红山、齐家等文化，涉及今天的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彩陶文化。这上下五千年独领风骚的彩陶文化，却在距今约3000年左右，也就是商周时期突然衰落，走向它的末路。
绚丽斑斓的彩陶世界，经历了一个逐步衰减的过程才最终消失。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晚期，这个衰减的过程已经十分明显。这一时期，作为半山类型彩陶最典型的纹饰——锯齿纹、四大圈纹已经消失了，壶口外的小附耳［图7-1］［图7-2］也不再出现，彩陶制作，变得敷衍、草率、漫不经心、偷工减料。“这不仅意味着半山类型彩陶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彩陶文化的由盛转衰，从此，彩陶便逐渐走向了日益衰落的时期。”[1]
到马厂类型，彩陶制作更加粗劣和简单，早已不复往昔的风华。林少雄先生这样描述：“这类彩陶以乐都柳湾为代表。柳湾这时期的彩陶器形仍以壶为主，但器形变高，下腹明显内收，外形显得瘦削。壶上腹的红色衬底变得暗而浓，在上面所绘的花纹变成深灰色，由于色调的对比反差变小，因而显得沉闷暗滞。彩陶壶上以变体神人纹为主要花纹，但神人纹已完全解体，变成抽象的带有爪指的折线纹和多道连续的三角折线纹。壶腹也有绘四大圈纹的，但已简化，四圈之间没有附属花纹，图案结构因此变得松散。有的还简化成两大圈纹，圈内只绘粗陋疏散的网纹等。双肩耳小罐的颈部变得粗高，上面多饰竖线纹，而腹部多饰二方连续菱格纹。柳湾这时期的彩陶不仅彩绘粗糙而且花纹的样式也变得简单，是一种衰退的表现。”[2]
到距今4500年到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间，出土的彩陶数量已经很少，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磨光黑陶或红陶。“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素陶的数量远远大于彩陶的现象。而龙山文化的年代已处于彩陶文化中晚期，可是按照考古学通常的认识，素陶应该是先于彩陶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历史似乎倒退了。”[3]
到商周之际的寺洼文化，彩陶数量更为减少，纹饰也进一步简单，趋于单一，器形上也只剩下一种双马鞍形口沿双肩耳罐，还出现了一种在烧制完成的陶器上绘有红色纹饰的彩绘陶器。本书开篇讲到了彩绘陶器与彩陶的区别，在彩陶消失之后，才迎来了彩绘陶器的新时代，经过商周时代的蓄积之后，彩绘陶器的能量在汉代终于喷发出来，并在后世走向繁盛［图7-3］［图7-4］［图7-5］［图7-6］［图7-7］［图7-8］。[4]
彩陶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专家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专家认为，这与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建立之前的那场大洪水有关。古籍记载在尧为首领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浩浩滔天的洪水。《孟子》中写道：
[ 图7-1]
彩陶勾云纹双系壶，商周时期辛店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2]
彩陶勾云纹双系壶，商周时期辛店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3]
彩绘陶螭纹罐，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4]
彩绘陶塑贴铺首盖钫，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5]
彩绘陶云气纹盖钫，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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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彩绘陶几何纹方壶，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7]
彩绘陶云气纹壶，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7-8]
彩绘陶卷草纹壶，西汉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5]
是说尧在位时，洪水倒流，泛滥于中原，龙蛇盘踞在大地上，人民居无定所，低处的人只能在树上筑巢，高处的人挖洞凿穴。
《史记》里有类似的记载：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6]
意思是在尧的时代，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围困了山岗，漫上了丘陵，老百姓非常忧惧。这话取自《尚书·益稷》，《尚书》原文是这样的：“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司马迁写《史记》，《尚书》是他的参考书之一。
《圣经》里也有对大洪水的记录，内容与《尚书》《史记》《孟子》大同小异：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有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7]
大洪水，已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共同记忆。河流如同双刃剑，一方面滋养了人类文明，地球上的远古文明，包括“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印度河流域），中华文明（中国的长江、黄河、辽河流域），以及南美洲墨西哥湾文明等等，几乎全都出现在大河岸边，有学者将这些称为“河流域文明”，以区别于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8]；但另一方面，河流也时常展现它们任性的一面，在奔涌的洪水面前，无论多么辉煌的文明，都将被无情地毁灭。
李学勤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他在英国伦敦大学见过一本书，书中搜集了全世界各种文献和民间传说中的洪水故事，包括中国的。他通读了这些故事，发现所有的洪水故事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即一个民族、部落、国家，因某件事情得罪了神，神就降下洪水，以惩罚人类的邪恶，之后，神又大发慈悲，使其复兴。只有中国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传说不同：
第一，它没有说人类犯了罪；
第二，人类通过治水的方法拯救了自己。
李学勤先生说：“有关洪水的传说，有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他们认为，洪水的故事与人的诞生有关。每个人都是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的，都经过‘洪水’才降生到世界上，所以人类的诞生也有一个经历洪水的过程。但是，这个解释也不适用于尧舜禹时期的洪水故事。”[9]
这些大洪水，并不发生在同一地区，但可能与相同的气候变化有关。据许宏先生介绍：“地球科学和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200年至4000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而距今4000年前后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也发生了巨变。一般认为，大禹治水也应是这一气候事件导致的历史事件中的一环。有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的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包括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黄河南北改道，改道又加剧了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展开的。”[10]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有了禹划九州、铸九鼎，从此奠定了“王朝中国”的宏伟基业。
考古学家在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垣一个名叫喇家村的地方发掘出一座齐家文化的房屋遗址，赫然看到十余具尸骨遗骸，均做求生状，场面惨不忍睹。“经考古测定，这群人是生活在距今4000年前的原始先民，可是，在4000年前的某一天，这群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体死亡了。”“考古工作者对挖出的遗迹进行了分析研究，从这座埋葬了十余人的大房子来看，显然，房子在当时发生了坍塌。他们应该是在危险来临之时躲进这间大房寻求庇护的，却没想到还有更强大的外力连房屋一起摧毁了。在这间大房子中，人们还发现了一对母子的尸骸，这位母亲将自己的幼子掩在身下，双手紧紧地搂住孩子，抬头绝望地作最后的挣扎，历史凝固在了这死亡的最残酷的一刻，一切迹象表明，这里一定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天灾，人们甚至连一点逃跑的时间也没有。”[11]
这天灾，很有可能就是那场大洪水。洪水让定居生存的“农业人口”无路可逃，也让以定居生活为基础的彩陶制造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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