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繁殖：性与无性方式

作为大地与天空的连接物，

在人类的早期思维中，

鸟成了超越现实的灵物，

一种带有神异色彩的生命。

[ 图4-27]
彩陶花瓣纹钵，新石器时代青莲岗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掬水月在手”，下一句就是“弄花香满衣”。只是溢满了8000年前花香的衣衫，我们看不见了。我们能够看见的，唯有彩陶上的花朵，在跨越了8000年至4000年的时光之后，依然芳香如初，只是这“衣”，不是人之衣，而是陶之衣，在这些红泥陶土烧制的彩陶上，妖娆繁密，婀娜多姿，生机盎然。

常见的花朵和植物纹样有：花瓣纹、花叶纹、豆荚纹、叶形纹、叶茎纹、勾叶纹等等。花纹，其实就是花之纹，后来才泛指所有的纹饰与图案。在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有“花纹”绽放的彩陶，其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旋花纹钵［图2-11］、彩陶旋花纹曲腹钵［图2-12］、青莲岗文化彩陶花瓣纹钵［图4-27］……

有学者认为，这些花朵、植物纹饰，是对雌性植物生殖器的描摹。花朵图案有些像生殖器的变形，而且，植物的“生殖器”就藏在花蕊中。但有学者认为，其他植物纹饰也与生殖有关，尤其是“叶形纹”，就是对生殖器的直观再现。比如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变体叶形纹”［图4-28］、庙底沟类型的“叶形圆点纹”、大墩子彩陶的“花卉纹”、河姆渡彩陶的“叶形刻画纹”等，都是对雌性植物生殖器（或女性生殖器）的表象形式，而“叶形网纹”［图4-29］，也是从上述植物纹饰中延伸出来，构成多个女性生殖器的对称组合图案，甚至于椭圆形圈网格纹［图4-7］［图4-11］［图4-12］［图4-30］，也是对雌性植物生殖器（或女性生殖器）的抽象与变形。^[47]

[ 图4-28]
“变体叶形纹”，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

[ 图4-29]
“叶形网纹”，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在上述文字里，雌性植物生殖器与女性生殖器被相提并论，原因是在上古先民眼里，还没有把人类同动物、植物区分开，雌性植物生殖器、动物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都是一回事，因此，我们把那些花卉纹、叶纹、网纹看作植物生殖器、动物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都是正确的。户晓辉先生说：“当我们说起彩陶纹饰表现了植物生殖器官时，实际上也是在说它表现了人、动物或大地母亲的生殖器官。”^[48]

将这些花卉纹、叶纹、网纹等植物纹饰看作生殖器的赋形，可以从其他原始艺术中找到佐证。比如阴山岩画中，就以椭圆形纹样表现女性生殖器。关于以树叶代表女阴，也有许多民俗为例，比如东北的满族，亦有以柳叶作为女阴的象征，将柳枝作为母神的标记的传统^[49]，陕甘地区的民间剪纸，也以花朵来象征女阴^[50]。

《诗经》里暗含着一个草木葱茏的植物世界，其中许多植物，都被用来指代女性，并且充满了性爱的暗示。这些植物有：桑（《鄘风·桑中》）、梅（《召南·摽有梅》）、花椒（《唐风·椒聊》）、芣苢（fú yǐ，一说为车前草）（《周南·芣苢》）、芍药（《郑风·溱洧》）……

德国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现代艺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格罗塞（Ernst Grosse）认为：“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51]

以植物纹饰承担生殖的主题，除了外形的相似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植物世界的花花草草，看上去是弱不禁风的，却有着植物更加强悍的生殖繁衍能力。动物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香火，植物则通过开花结果繁衍后代。植物的繁殖主要分成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方式。有性繁殖通过传授花粉来进行，当微风吹过，人们看得见花瓣在风中飞舞，却看不见雄蕊的成熟花粉被风吹送了很远，或者沾在蜜蜂、蝴蝶、飞鸟的身体上，落在雌蕊的柱头或胚珠上，当其中一个卵和胚珠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种子，结出新的果实，这种传粉方式，叫异花传粉，油菜、向日葵、苹果树等是异花传粉的植物。还有一种传粉方式叫自花传粉，就是植物将成熟的花粉粒传到同一朵花的柱头上，并能正常地受精、结实。水稻、小麦、棉花，都是自花传粉。无性繁殖则不涉及生殖细胞，不需要经过受精过程，直接由母体的一部分直接形成新个体。

[ 图4-30]
彩陶网格纹单柄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4-31]
绘鸟纹彩陶钵，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西安半坡博物馆 藏

与动物的繁殖过程相比，植物的繁殖过程更加隐秘，更加神奇，将大自然的伟力表露无遗。已经进入原始农业时代的初民们，尽管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植物学知识，但已然对植物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植物、花瓣纹饰出现在彩陶上，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需要，更是寄寓了他们对于自身繁衍的渴望。

同样我们可以理解，除了植物纹、花瓣纹，为什么鸟纹也变得发达起来。鸟纹较早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上，像这件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的绘鸟纹彩陶钵［图4-31］，描绘鸟侧身伫立的形象，圆头长喙，身如弯月，翅尾上举，静中有动，一副将落欲飞的模样。尤其是一些小型的蜂鸟，头部有长喙，在摄取花蜜时把花粉传开。也就是说，在植物（包括庄稼）繁育的过程中，鸟扮演着神奇的角色，仿佛在施展着某种巫术，在死亡与新生之间，建立起神秘的联系。众鸟的飞行轨迹里，竟然暗藏着植物生存的秘密。(www.xing528.com)

有学者认为，彩陶上的飞鸟图案代表的是男根的形象，郭沫若先生相信它“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52]但这推论过程过于简单，赵国华先生则做了更详细的论证：“由于多次性结合女性也未必怀孕，由于从性结合到女性感知妊娠中间相隔很长时间，所以，远古人类起初不了解男性的生育作用，只知道女性具有繁殖功能。初民观察到鸟类的生育过程之后，发现鸟类不是直接生鸟，而是生卵，由卵再孵化出鸟，并且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新生命是由卵发育而成的。于是，他们联想到男性生殖器也有两个‘卵’，又联想到蛋白与精液的相似，女性与男性的结合，以及分化的结果，从而认识了男根所特有的生殖机能，亦即悟到了‘种’的作用。这是人类对自身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是认识带有飞跃性质的一次深化。男性有两个‘卵’，相比之下，鸟不仅生卵，而且数目更多。因之，远古先民遂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生殖繁盛。”^[53]

这是对于鸟与男根关系的一次系统的论述，在我看来，从郭沫若先生到赵国华先生，虽然言之凿凿，他们的判断却都更像是猜测。然而，鸟与植物授粉之间的关系，虽不是显而易见，至少是隐而可见的。至于为什么同样承担着花粉传授职责的蜜蜂、蝴蝶并没有成为彩陶上的图案，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初民们对于植物授粉的认识有限，不可能一步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鸟类通过孵蛋进行繁殖，除了它传递花粉的功能，它自身的繁育链条也是清晰可见的，因此，鸟在初民们眼中自然成为一种神物。

鸟纹在陶器上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飞鸟（尤其是候鸟）的行踪，与季节的轮替有着鲜明的对应关系。上古先民们通过反复观察，发现了这一规律。古代文献中的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总结《礼记·月令》的记载，可知：

孟春之月：鸿雁来。

仲春之月：玄鸟至。

季春之月：田鼠化为（rú，鹌鹑类小鸟）。

仲夏之月：（jú，又名伯劳）始鸣。

季夏之月：鹰乃学习。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

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归。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

仲冬之月：鹖旦不鸣。

季冬之月：雁北乡。鹊始巢。^[54]

鸟类的周期性活动，向人间准确地通报了时节的变换，使鸟类不仅成为可靠的季节预报员，甚至成为“先知”，来自山川草木虫鱼的各种消息，鸟没有不知道的。因此，除了日月之升降，飞鸟之去来也成为上古先民们计算时令，以安排农事和人间各种事项的依据。鸟的去来行踪，对人类生产生活有了重大指导意义。在上古先民眼中，鸟虽然有着多重的功能，但都与繁衍、成长有关，人类生息、万物生长，都与天空中的飞鸟建立起关系，人类也把对谷物丰产、人丁兴旺的渴求，转嫁到鸟的身上。

许多民族的起源神话，都落实在鸟的形象上。比如，殷人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一天，三人同到河里洗澡，见玄鸟（燕子）降下一卵，简狄吞下去以后，怀孕生了契。契长大成人，帮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所以《诗经》里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55]

秦人的始祖也大致相同，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女脩正在纺织时，玄鸟掉下一卵，女脩吞下之后，生子大业，而大业，就是秦人的始祖。^[56]

在女真族的神话中，天上的三位仙女之一佛库伦，和她的两位姐姐——恩古伦和正古伦，在布库里山下的布勒瑚里池洗澡，神鸟把它衔着的朱果放到佛库伦的衣服上。佛库伦把那颗朱果含在嘴里，并且咽下去。不久，她怀了孕，无法飞上天了。姐姐们说：“你是天授妊娠，等你生产以后，身子轻了再飞回来也不晚。”她们飞走了，而佛库伦，在相别不久之后，生下一名男婴。那名男婴就是女真人的始祖——库布里雍顺。作为大自然的传人，他与神话里的各种始祖一样，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在鄂多里城，终日厮杀的三姓部族，见到他，都不约而同地停止厮杀，顶礼膜拜。他娶了一个名叫百里的女子为妻，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满洲。^[57]

此后，布库里雍顺的子孙虐待国人，引起国人反叛，杀死国主家族，唯有幼儿范察逃脱。范察的后人孟特穆，用计策将先世仇人的后裔四十余人引诱到鄂多里城西方一千五百余里的赫图阿拉，斩杀一半，报了大仇，遂在这里定居。这位孟特穆，就是清朝的“肇祖原皇帝”。而赫图阿拉，就是后来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后金）的都城。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主持编纂女真族早期文献时，对这一起源神话予以浓墨重彩的表达，这表明了这一起源神话的重要性。

无论是殷人、秦人还是女真人，他们的起源神话居然存在着如此惊人的一致性。在资讯和交通都极不发达的远古社会，他们彼此抄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那么，这种神奇的巧合，将提醒我们关注远古先民们的思维共性，在这种思维中，鸟，成为一个可以彼此互通的公共性符号。

天空中的飞鸟，用翅膀划出了它与人类的界限。作为大地与天空的连接物，在人类的早期思维中，鸟成了超越现实的灵物，一种带有神异色彩的生命。对鸟的崇拜，在古代“九夷”中普遍存在。“九夷”的提法，见《后汉书·东夷传》，在此书中，东夷被分有九种：“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这种分法，在后世日渐流行。有学者认为，风，就是凤，风夷是以凤凰为图腾的部族，指天皋氏；赤夷是以丹凤为图腾的部族，指帝舜的部族；白夷是以鹄为图腾的部族，指帝喾的部族；黄夷是以黄莺为图腾的部族，指伯益的部族；玄夷是以玄鸟（即燕子）为图腾的部族，指商人……^[58]透过九夷的名字，我们几乎目睹了一幅完备的鸟类图谱。天空中姿态各异的飞鸟，成为我们区分不同部族的记号。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却提到十种鸟，表明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可能不止九种。商朝中后期，夷人第三次向南方迁徙，他们的图腾，也飞过渤海，在山东半岛栖落。我们至今能够从战国时代文物中，与山东沿海地区神仙方术中的“仙人”相遇，这些“仙人”，一律是身上有毛、翅膀、鸟喙的人形，显然，这是夷人图腾在经历了漫长的奔波劳顿之后的变异——即使那支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漫长通道上流动的人群消失之后，两者在文化上的血缘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变形，在战国时代发展为齐国宗教文化的要素之一，并对燕齐区域的文化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鸟”，可能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鸟形文物。这是一只长达38.5厘米，宽48厘米，厚6厘米的大鸟，出土时已断成三截，专家考证它是新乐民族的图腾。几乎与此同时的河姆渡文化、仰韶半坡、良渚文化的陶器图案中，也出现大量的鸟的形象。但是，只有新乐遗址中的鸟，是以三维的形式出现的，这无疑是一只特异的鸟。现在，这只神秘的鸟被放大在沈阳的市政府广场上，成为这座城市人所共知的徽记。

如此，彩陶上出现鸟图案，也就不觉奇怪了。甚至到了青铜时代，许多青铜器上，如父丁方彝、父辛鼎、作父辛尊等，都铸有“四鸟”图案^[59]。鸟的图案由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转向商周之际的青铜器，一直没有消泯，体现出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