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其实泥与水合起来,
才是完整的人。
生命离不开水,更离不开土地。土地是神奇的,当人类结束了穴居和原始狩猎的时代,走到山地、平原上,看着一颗种子落进土壤,遇到水,遇到阳光,就会茁壮成长,变成人类的粮食,他们的内心,一定无比的惊奇,无比的震动。他们无法解释土地为什么会孕育万物,犹如他们无法解释母亲为什么能够生出孩子。
他们知道庄稼是大地里生长出的,孩子是母腹里生产出的。但他们并不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在他们眼里,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所有生命的诞生都是一回事,都受到同样巫术的支配。他们当然知道人是从母体中生出来的,但母亲又是从哪里来的?归根结底,人是大地的产物。人的生产,与其他生命的生产,都被归结在大地这个主题上。大地的形象,也从此与母亲的形象合二为一。
于是,在华夏古代神话系统中,地神的地位得以凸显,并且“戏剧性地模拟了创世主、始祖母亲和救世主的角色”[34]。中国古代神话系统的第一个女主角——女娲,也带着她特有的母性光环,出现了。
从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相信,是女娲,用泥和水,创造了“第一个人”。
女娲造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她经过黄河之畔,想起自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已经有了鹰击长空,有了鱼翔浅底,不再是一片寂静,但女娲仍然觉得少了点什么。她低头沉思不语,突然从黄河水里看到自己的倒影,顿时醒悟过来,原来世界上还缺少了像自己一样的“人”。于是,女娲就参照自己的样子,用黄河的泥土捏制了泥人,再施加神力,世界上从此有了人类。
造人成功之后,女娲想到他们总会有死的一天,到时候再做一批,太麻烦了。于是女娲去求上苍,安排男婚女嫁,于是有了婚姻,人类就开始了自己繁衍的历史,因此女娲又被视为主职生育与情爱的皋禖之神。
人是大地的产物,是泥和水的混合体,以至于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其实泥与水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而贾宝玉自己,也是大地的产物——他诞生于一块石头,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双重的母亲,一是女娲,二是黄土大地,或者说,女娲和黄土大地是一体的,土地本身就是雌性的,丰乳肥臀,有着非同寻常的孕育能力,它是天下生灵,当然也包括人类生命的真正来源。
有人把女娲抟土造人的过程,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生产过程对应起来,认为女娲造人的产生,是从陶器的生产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陶器的生产,是对女娲造人过程的模拟——用来制陶的黏土本身,就是女娲的肉体。蒋勋先生说:“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特征是农业的产生与陶器的制作,这两样文明都说明着人类对‘泥土’这种物质特性的发现。泥土特性的认识经过要比岩石复杂。岩石的认识是直接在它的质地与形状上去辨别,用击打、摩擦的方法,改变它的造型。但是,对泥土的认识,是经过了它渗水溶化的特性、被捏塑的特性,到晒干或烘焙以后形制固定的特性,其中认识的过程需要有更复杂的记忆累积。”[35]总之,只有进入陶器时代,人类拥有了陶器生产的经验累积,才能生出对女娲抟土造人的想象。女娲造人神话的出现,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至为生动的实例。
为了表达对土地生殖能力的崇拜,人们把蛙的图案绘制在彩陶上。鱼是生殖力最旺盛的水生动物,蛙则是生殖力最旺盛的水陆两栖动物[36]。蛙纹的出现,比鱼纹要晚,由鱼纹到蛙纹的转变,对应着彩陶纹饰的主体由水生动物向水陆两栖动物的转变,在人类由渔猎文明转向陆地耕作文明的过程中,蛙必然会逐步取代鱼的位置,并且最终由蛇、鱼、蛙“进化”成“龙”——一种集结了蛇、鱼、猪、鹿、牛、羊、鹰等生物水陆空优势的综合性神灵,虽然没有蛙,但蛙作为地神象征物之一,于上古农业时代的艺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想起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里写: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37]
在他的词里,蛙与丰收,那么完美地合为一体。
不只辛弃疾,当代作家莫言先生一部以生育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蛙》。显然,深谙中国民间信仰的莫言先生,对蛙的象征性了如指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女人在性爱和分娩时的姿态与蛙形十分相似,这很容易让那时的人们产生关于蛙的联想,并在蛙的生殖力与女性的生殖力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进而认为女性就是繁衍子孙的人间使者。
如此说来,神话中的女娲被赋予造人的功能,或许是先民们受到女性的生殖场面(类似于蛙形)的启发有关。女娲的“娲”,与“蛙”竟然同音,女娲,会不会就是女蛙?《古今韵会举要·麻韵》说:“蜗与蛙通。”《正字通》说:“(娲)音蛙”。可见,“娲”与“蛙”有着相同的字源关系,女娲因为女性在生殖上的作用而被赋予“造人”的功能,也是可以想见的。归根结底,女性是通过生育的形式来“造人”的,这与鱼、蛙产子没有什么区别,而女娲抟土造人,只是将人类的生育,与大地的养育功能合二为一罢了。
总而言之,人是女娲抟土造出来的,来自江河大地,水和土构成人的肌体,而女娲,就是人的创造女神。这样的印记,一直留存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不是有歌在唱么,“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土生土长不是贬义词,而是对中国人起码的身份认定。总之,在“土”里,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人类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人类的起源”[38]。(www.xing528.com)
朱大可先生说:“对中国人而言,大地的气息(地气)是生命的本源,人的居住必须承接‘地气’,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能量。这种地能,在希腊神话中成为提坦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的力量源泉。在先秦以后,地气以风水的形态进驻了中国人的家园。”[39]
朱大可先生还说:“地神与水神的最大区别,在于泥土是一种固体,跟流体相比,它更容易被抓握和拿捏,更易被塑造成有型的物体,更便于人类的手工创造。正是从地神的赏赐——泥土开始,人类踏上了发明的道路,学会盘整和耕作土地,种植粮食,甚至直接用泥土来烧制日常器具——瓦罐。正如陕西半坡出土器物所呈现的那样,在那些最古老质朴的陶器中,叠印着地神的机智面容。”[40]
蛙纹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大量出现,尤其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更加引人注目。严文明先生说,从地理分布、文化特征和艺术风格看,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发展和延伸。马家窑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彩陶中的两种传统图案——鸟纹和蛙纹。但是马家窑文化中的鸟纹更抽象,已几何化,仅能看出鸟的头部,而且到了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时期,已不见此类纹饰。而蛙纹,则演变成了马家窑文化的主题纹饰。马家窑类型的蛙纹通常覆盖钵或盆的全部内壁,生动逼真、独具特色。半山类型以后(包括半山类型),蛙纹开始简化,更加几何化、规范化甚至人格化,一般都绘在彩陶壶的外壁。[41]
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抽象蛙腿纹双系罐[图4-21],为泥质红陶,外壁于橙红色陶衣上,以黑彩描绘的图案,隐去了蛙身,只留下壮硕的蛙腿,仿佛在有力地蹬踏着,去把那隐去的蛙身高高地弹跃出去。
彩陶抽象蛙纹双系壶[图4-22]、彩陶抽象蛙纹瓮[图4-23],均为泥质红陶,只是在外壁上描绘的,是蛙的俯视图。那时的制陶人,已经懂得了以抽象化、几何化、规范化的纹样去描绘世界,造就了那个时代里的“现代艺术”;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康定斯基。而另一件彩陶折线纹双系壶[图4-24],我认为是对蛙纹的进一步抽象与简化。
在它们之前,或者同时代的彩陶上,仍然有许多蛙纹是具象化的、相对写实的,比如头部被画成一个圆圈,而不是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双系壶那样省略了头部,有些青蛙腿不是只有四个,而是被画成六个甚至更多。
有如鱼纹图案一样,蛙肢图案也是彩陶的“元图案”之一。连水波纹、漩涡纹、网格纹、锯齿纹、同心圈纹等,如石兴邦先生所说,“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幛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42],有学者认为,“如果放在陶器本身的圆腹器身上来整体地观察,它们都是对以蛙为代表的动物子宫、人的子宫、植物的子宫及地母的子宫之浑圆多产的象征表现。”[43]
除了蛙纹,彩陶上经常出现蝌蚪纹,那也是蛙纹的衍生物。所谓蝌蚪纹,就是一个黑色圆点,拖曳出一条弧线,也有的拖曳出两条或者三条弧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藏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钵内,中心部位就绘有这样的蝌蚪纹[图4-25]。蝌蚪在水里游动,就形成了“同心圈纹”和“旋纹”。器表下部的纹样,也全部由蝌蚪纹及其演化的“波纹”组成。[44]小蝌蚪找妈妈,找到了鲤鱼,找到了乌龟,但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先民们就已经知道,蝌蚪的妈妈是青蛙。
[ 图4-21]
彩陶抽象蛙腿纹双系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4-22]]
彩陶抽象蛙纹双系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4-23]
彩陶抽象蛙纹瓮,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青海省彩陶中心 藏
[ 图4-24]
彩陶折线纹双系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 图4-25]
彩陶钵,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 藏
[ 图4-26]
石蟾雕刻,西汉
现存陕西省兴平市霍去病墓前
蛙代表生殖、生存、丰盈、吉祥的寓意被后世继承下来,在商周青铜器上经常可以看见蛙纹装饰,比如殷墟晚期一件青铜卣形器的提梁上,就出现了蛙纹。“《韩非子·内储说》记载了越王勾践伐吴之前,要举行仪式祭怒蛙。在吴王祠的石屋里刻着吴王夫差和青蛙的形象,甚至吴王阖闾的印上同样有青蛙为饰。”[45]
从春秋战国直到魏晋,蛙一直被视为神物。在“秦始皇陵园东侧的上焦村M5,就出有秦代少府制作器皿上的银蟾蜍(蛙)附件”;高大威严的汉代霍去病墓前,也有蛙的巨大石雕[图4-26];东汉彭城王亲属墓出土的鎏金铜砚,通体作成蛙形;而张衡制作的候风地动仪,也装饰着蛙的造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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