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首次发现蛇形耳坠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人就是神。

我们看到人向神致敬，

其实就是人在向自己致敬。

伏羲接过燧人的薪火，创造了文字（书契）、八卦、音乐（琴瑟）、礼仪……让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告别了蒙昧，有了“文化生活”。但《三皇本纪》对他的形容是“蛇身人首”，听上去一点也不靠谱，很像是玄幻小说的笔法。晋代王嘉《拾遗记》里有一段文字更加离奇，是说大禹治水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堵塞了河水的去路，使奔腾东下的黄河水常常溢出河道，弥漫成汪洋一片。大禹到了龙门山，带领人们凿开了一个大口子，令黄河水倾泻而下。《拾遗记》里说，就在大禹率众凿龙门时，他意外找到了一个山洞，里面幽暗无光，禹就举着火把进去了……在它暗无天日的深处，见到一个神灵，就是蛇身人首，禹对他说话，他就向禹拿出了八卦之图，铺到金板上，禹这时发现，在他的身边，还站立着八位神灵，有点像威虎山里的八大金刚。禹对他说：“您就是华胥生下的圣子吧？”——还好，他说的是“圣子”，而不是“怪子”。对方答道：“华胥是九河神女，生下了我。”于是，他拿出一条玉简授给了禹，玉简长一尺二寸，以暗合十二时辰，让他以此度量天地。禹于是手持此简，平定水土。这位蛇身之神，就是羲皇（伏羲）。^[51]

伏羲怎么可能“蛇身人首”呢？翻读《山海经》，我们自会发现，《山海经》里的神灵，除了“蛇身人首”（伏羲、共工、女娲等神灵也一律如此），就是“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总之都与蛇脱不开关系。所谓“珥蛇”，就是把蛇当作耳环——神话学家叶舒宪先生统计，《山海经》中共有九处文字关涉“珥蛇”，其中七处是“珥两青蛇”，两处是“珥两黄蛇”^[52]，像著名的夸父，就是“珥两黄蛇”^[53]。他除了把蛇当作双耳的耳环，手里还攥着两条黄蛇。

可以想见，在上古神话中，蛇绝不是一般的生物。《山海经》中，记载着许多神异的蛇类。有一种“一首两身”的蛇，名叫“肥遗”^[54]（考古学家从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中发现的“肥遗”的图案，是迄今发现的中国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肥遗”图案）；有一种“赤首白身”的蛇，“其声如牛”^[55]；还有“巴蛇食象”，三年后才把骨头吐出来^[56]……即使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古老的文字里，感受到蛇的恐怖与威严。

除了外形上的怪异，原始初民们崇拜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蛇能蜕皮，于是人们就产生了蛇不会死亡的错误印象。在陕西、广西、安徽、江西等地，都曾流行一个传说：人本来是可以通过蜕皮而长生不死的，但人类忍受不了蜕皮的痛苦，就与蛇做了调换，于是人有了死亡，而蛇而可以通过蜕皮而长生不死。

在安徽淮南县，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在远古时期，人、牛、蛇都会衰老而死，有一天，创造万物的天神心血来潮，认为善恶有报，不应该搞平均主义，于是写了一份天书，交给自己的仙童，让他去人间传达。天书上写的是：“牛老死，人脱壳，蛇该杀。”牛老了，自然死亡；人脱壳，获得重生；蛇恐怖，应该杀掉。这恐怕是最符合人类意愿的吧，但仙童到了人间，把天书弄丢了，反复回忆才想起来，却把顺序记错了，于是就成了：“人老死，蛇脱壳，牛该杀。”人、蛇、牛的命运，就被篡改成今天的样子。^[57]

朱大可先生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中分析，对蛇的崇拜，是上古人类“水神”崇拜的附属物。他注意到，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有共同的“神显”，就是水神、地神和日神，而水神，是最古老的神祇^[58]。我想这与世界古老文明皆起源于大河之畔有关。而蛇，正是水神的象征物之一，所以伏羲才是“蛇身人首”，而伏羲、女娲的交尾图像，亦是人类从蛇交尾的场景中得到的启发。

总之，在那个年代里，蛇成了一种图腾。以“蛇图腾”为基础，出现了“蛇身人首”的图像，后来才一点点发育成集合了蛇身、猪头、鹿角、牛耳、羊须、鹰爪、鱼鳞的“龙图腾”。蛇从此变得低调，成为在十二生肖中的“小龙”。^[59]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60]

如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灵的象征，一定要以蛇为装饰了。蛇，既然是大自然的丑陋恐怖之物，那么以蛇为“宠物”、与蛇共舞的人，必定拥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以它为图腾的部落，也是非同一般的部族（所以才有“兼并与同化”其他“弱小单位”的能力）。今天电影里的那些黑社会老大，不也是时常把蛇、蟒套在脖子上以显示威严吗？对蛇的控制，凸显了神灵的伟力，以至到了秦汉时代，皇帝的超人特征，也要借助蛇的形象来完成，于是有秦文公梦见一条黄蛇，身子从天上下垂到地面，嘴巴一直伸到鄜城的田野中，秦文公请史敦解梦，史敦答曰：“这是上帝的象征，请君祭祀它。”又有刘邦在丰西芒砀山醉酒斩白蛇，被解释为来自南方的赤帝（刘邦）斩了来自西方（秦国）的白蛇。在君权时代，蛇的形象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涵。在神话时代，“珥蛇”“践蛇”“把蛇”乃至“蛇身人首”，更是成了非凡人物（神灵）的“标配”。

有意思的是，2012年，在辽宁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中，首次发掘出戴在墓主人右耳的“蛇形耳坠”，让我们不能不想到《山海经》里众多大神“珥蛇”的记载。新华社报道说：“这枚蛇形耳坠的大小约为成年人食指中指并在一起的样子，体呈灰白色，蛇头部嘴巴眼睛清晰可见，而且非常光滑，底部略粗糙于头部。”^[61]叶舒宪先生推测，墓葬主人有可能是巫觋萨满之类的神职人员，玉蛇耳坠不仅是一件装饰，“也是其升天通神能力以及独特身份的标记物”^[62]。

原来，所谓的“珥蛇”，很有可能就是神职人员耳上佩戴蛇形耳坠。否则，怎么可能把真蛇当作耳饰呢？那么，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记载，我们有理由推测，伏羲完全可能是以上古社会的神职人员的身份来获得和主宰权力的，所谓的“蛇身”，很有可能是他身上绘有蛇形的图腾，或者，是对“珥蛇”“把蛇”“践蛇”的形象简化。

还有一种可能：所谓的“蛇身”，是人们的身体上画有蛇形的文身。尤其南方民族，确有断发（修剪头发）文身（刺画身体）的习俗，我们从文献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淮南子》）

越人以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也。（《淮南子》）

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说苑》）

（粤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

（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汉书》）

（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像龙文。（《后汉书》）^[63]

“处海垂之际”“常在水中”“陆事寡而水事众”，都是说南方人经常与水打交道。无论他是越人还是粤人，也无论他在九疑之南还是哀牢山中，他们都经常受到龙的侵害（有可能是水患，也有可能是蛇患），于是他们把龙（蛇）形画在身上，表明自己是龙种，这样，真正的龙就不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甲骨文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在金文里，“文”是这样写的：

都是在表现一个站立的人，胸前装饰着花纹。甲骨文和金文里的“文”字还有几种其他的写法，但大同小异，只是胸前的花纹不同而已。

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疑心创造人首蛇身的始祖的蓝本，便是断发文身的野蛮人自身。当初人要据图腾的模样来改造自己，那是我们所谓‘人的拟兽化’。但在那拟兽化的企图中，实际上他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人半兽的地步。因为身上可以加文饰，尽量的使其像龙，头上的发剪短了，也多少有点帮助，面部却无法改变，这样结果不正是人首蛇身了吗？”^[64]

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双耳陶瓶［图3-1］，发现于1958年，泥质，红陶，深褐彩，小口细颈，深腹平底，腹侧附一对半环形耳，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0.8厘米，系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早期器形。关于器身上绘制的图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就长成这个样子^[65]，甚至有可能就是伏羲氏的形象，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将它标注为“人首蛇身壶”；也有考古专家认为它绘制的不是“人首蛇身”，而是鲵鱼。鲵鱼的面部长得像小孩，而且能发出小孩子的啼哭声，所以俗称娃娃鱼，遨游在甘肃省东南部的溪谷激流中，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神异之物，并作为氏族图腾，绘制在陶瓶身上，这件陶瓶因此被命名为“彩陶鲵鱼纹瓶”；还有学者认为它是龙的原始图形，“认为这种人面鲵鱼是中国最早的龙图，视之为龙的‘史前祖先’”^[66]。

[图3-1]
彩陶鲵鱼纹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甘肃省博物馆 藏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这件彩陶鲵鱼纹瓶（或者像李泽厚先生那样称之为“人首蛇身壶”）的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距离“羲皇故里”——甘肃天水，只有咫尺之遥。

天水古称成纪，地处甘肃省东南部、秦岭西段，那里正是伏羲的出生地。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唐代司马贞在《三皇本纪》中说，自从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将自己的脚踏在了雷泽的脚印上，从此怀孕，在成纪生下了伏羲。

从天水向西，沿渭河行走，过甘谷县，就是武山县。1973年，甘肃省武山县文化馆在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又发现一件彩陶鲵鱼纹瓶［图3-2］，体量小于前者——高18.5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5.7厘米，年代距今约5800年。

在天水附近的渭河平原上，人们不仅接连发现了多件彩陶鲵鱼纹瓶，瓶身上的图案，让人不禁想到伏羲的“人首蛇身”，1958年，考古工作者更在天水以北的秦安县发现了距今8000年至4800年的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1978年，历时七年的考古发掘开始了。在这个遗址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典型的原始村落遗址，遗址中有宫殿式建筑雏形、地画、农作物种子等，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均为时代最早，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文物近万件。其中，宽带纹三足彩陶钵［图3-3］，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出的最早的彩陶，大地湾发现的直径51厘米的彩陶圜底鱼纹盆［图3-4］,是目前国内发现直径最大的鱼纹盆。

千里之外，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许多陶器，也有大量的蛇形纹饰［图3-5］，甚至还有一些蛇身鸟首的纹饰，“多数鸟首蛇形纹配有底纹，如卞家山G2出土的这件壶颈残片，螺旋纹和线束交缠的网格状底纹，衬托着均匀排布的鸟首蛇形纹［图3-6］。也有少量纯粹的鸟首蛇形纹会不断嫁接和复制，作二方和四方接续，填满器表或框定的区域。”^[67]也有一些鸟首蛇形纹，“简化为没有蛇形身躯的双头或多头鸟纹，等距刻画在底纹之中［图3-7］。”

由此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灵蛇崇拜不只在一个文化区域中出现，而是覆盖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只是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距离10000年前农业起始时代过于遥远，无法证明这种灵蛇崇拜，与“人首蛇身”的伏羲的关系。

在8000年前的大地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结绳织网的工具（如陶纺轮、骨椎等）、十余种刻画符号、动物骨骼，以及面积广大之殿堂，似乎验证了文献中有关伏羲氏“命阴康氏主农田”，“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始创文字”，“养牺牲以充庖厨”，“命大庭氏主屋庐为民居处”的记录。至少，大地湾遗址与伏羲氏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更近。一位考古学家承认，它与文献记载的伏羲“生于成纪”的传说，有着“惊人的相类似之处”。^[68]

[ 图3-2]
彩陶鲵鱼纹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
甘肃省博物馆 藏

[ 图3-3]
宽带纹三足彩陶钵，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
甘肃省博物馆 藏

[ 图3-4]
彩陶圜底鱼纹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甘肃省博物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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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葡萄畈刻纹陶片，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 图3-6]
卞家山G2 刻纹陶片，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 图 3-7]
卞家山G1 刻纹豆把，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据日本学者宫本一夫介绍：在中国西南苗族与瑶族的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氏原本是亲生兄妹，在一场大洪水中藏身于葫芦中，得以生存，后来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先祖。这与旧约圣经中有关诺亚方舟和亚当夏娃的故事异曲同工。^[69]

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神话最早见于《淮南子·览冥训》。《礼记》《山海经》《淮南子》等先秦著作和秦汉以来的《汉书》《风俗通义》《帝王世纪》《独异志》《路史》《绎史》《史记》等，都有对女娲的记载，成为一个相互衬托和映照的话语体系。

从今天的眼光看，女娲一点也不美丽，因为女娲也是“蛇身人首”，最多也只能算作美女蛇吧。司马贞这样形容她：“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伏羲）立，号曰女希氏……”^[70]

伏羲、女娲“蛇身人首”的形象，就这样在历史中凝固下来，在时间中不断繁殖。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的漆箱盖的绘画中，就绘有两条头尾颠倒、身体缠绕相交的人面双头蛇，从漆箱盖顶上的日、月、扶桑、蟾蜍等图形推断，这两个人面蛇身的形象，就是伏羲和女娲。^[71]

[ 图3-8]
马王堆一号汉墓T 形帛画（局部），西汉
湖南省博物馆 藏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T”字形汉代帛画中［图3-8］，有一“蛇身人首”的形象高居在顶端。他头披长发，身着蓝衣，足以下为红色的蛇身，在周围环绕，并在身下相交。郭沫若先生指认这位神灵为女娲^[72]；钟敬文先生则更相信他是伏羲^[73]。

在雄风振采的汉代，出现了重述历史的强大冲动。司马迁以刑余之身，完成了“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史记》，尽管在那时，司马迁不知道什么是“二十四史”，不知道会有那么的述史者紧随其后，一朝连着一朝，一代接续一代，持之以恒、亘古不休地，完成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叙事。

与此同时，汉代画像砖，也犹如一块块活灵活现的屏幕，完成了对神话传说、历史场景的视觉再现，从而形成了追述历史的图像志（iconography）。在山东嘉祥县武梁祠西壁的画像石上，最上层绘出了西王母的形象，第二层自右至左，“三皇”“五帝”济济一堂，一个也不能少，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依次出场。其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二尾交缠，伏羲执矩，女娲执规。山东微山县文化馆藏两城镇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图3-9］也是同样的画面结构，就是西王母居中央，伏羲、女娲列两旁，而且伏羲执矩，女娲执规，都是人首蛇身，二尾紧紧相缠，不离不弃。

既然龙是脱胎于蛇的形象，那么，后世流行的“二龙戏珠”的图案里，或许就埋伏着伏羲、女娲二蛇交尾的影子呢？“二龙”（即从前的“二蛇”），也从此具有了某种神圣的象征性。“禹平天下，二龙降之”^[74]；“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75]。凡是人世间的大事，“二龙”都会出面掺和一下，以示隆重。

在一些画像砖上，伏羲和女娲是分开的，分别以“单人像”的形式出现，比如河南南阳汉画馆收藏的伏羲、女娲画像［图3-10］,画像上的女娲头梳高髻，手持仙草，伏羲则双手持着华盖，四周有云气飘动。在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可以看见一件墓门框上的画像，是一幅以平面减地的线刻，再用墨线勾勒的伏羲图，缺少了一份威严，却有些“萌萌哒”，十分的憨朴可爱。

画像砖是“黑白照片”，壁画则是“彩色照片”。在洛阳发现的卜千秋墓（时代为西汉中期稍后）、浅井头汉墓（汉成帝至王莽时期）、新安县磁涧镇里河村汉墓（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偃师辛村汉墓的壁画中，都有女娲和伏羲的形象出现，而且一概是“蛇身人首”的造型。其中绘画最精的，是卜千秋墓壁画，女娲画像是升仙图的一部分，线条简劲而富有弹性，伏羲的画像用笔极为概括而简练，迅捷而凌厉。^[76]在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原洛阳古墓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墓室壁画上，也可以看见伏羲和女娲的形象。

[ 图3-9]
两城镇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东汉
山东微山县文化馆 藏

到唐代，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在遥远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地一带，高昌古城内外，在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隋唐时期墓葬群，十之六七的墓室顶或者棺盖上，都绘有伏羲、女娲的图像。如67TAM77:13出土的伏羲女娲像，女娲头绾高髻，曲眉凤目，额描花钿，脸施靥妆，身穿卷云纹短襦披帛，是隋到初唐妇女的典型服饰；伏羲头戴软角襆头，也是初唐男子冠服的式样。

有意思的是，来自黄河上游的伏羲、女娲，在“进入”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后，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吐鲁番出土的那件唐代《伏羲女娲图绢画》，画面上伏羲、女娲，深目高鼻，卷髭络腮，胡服对襟，眉飞色舞，完全是一副异域的形象。但伏羲左手执矩，女娲右手执规（象征二者画定方圆、创造万物的历史性功绩，也暗合着当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人首蛇身的外形，依然是他们永恒不易的标准造型。

在绘画（壁画、绢画等）之外，在一些雕塑中，伏羲、女娲依旧以“人首蛇身”的形象示人。河南省巩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绘彩人首蛇身交尾俑，高29厘米，宽29厘米，厚14厘米，手制素烧,陶胎粉红色，造型基本为圆形，上施彩绘依稀可见，正反两侧各塑一男一女，其中面容圆润丰满的是女娲，面容清瘦、表情狰狞的是伏羲，均为人首蛇身，兽足前伸，利爪蜷曲，做匍匐状，头发茂密，丝丝缕缕清晰可见。伏羲和女娲昂首挺胸，尾部相缠，身体相交至头顶呈佛光火焰纹。^[77]

作为视觉形象的“蛇身人首”，就这样融入华夏民族的原始思维，成为一种通灵的象征。不是“狐假虎威”，而是“人假蛇威”。人们相信，伏羲、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也是人们死后的保护神，成为象征生命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反复呈现，成为薪火相传的“文化遗产”，以至于红尘中人，也要借用人首蛇身之形，来企望生命不息。

[ 图3-10]
伏羲、女娲画像，东汉
河南南阳汉画馆 藏

[ 图 3-11]
人首蛇身俑，南宋
陕西历史博物馆 藏

南京博物院藏五代时期人首蛇身俑，来自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璟之墓，光头的人首，胖胖的脸颊，以及像肉虫子一样蠕动的身体，看上去颇有几分憨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南宋人首蛇身俑［图3-11］，头部是女性形象，面容圆润，嘴角上翘，似在微笑，身体似蛇，蛇尾盘绕两圈，成为陶俑的底座，设计巧妙，透着几许祥和之气。

有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亦是一个历代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认为，蛇凭水而居，对蛇的崇拜，是上古人类“水神”崇拜的附属物；蛇能蜕皮，使人类生发出对于死后重生的幻想；二蛇交尾，又引发了人类对于自身起源、繁殖的想象。这是先人们的“上古生物学”给他们的启示，蛇就这样，在众多的生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带有某种神性的生物。所以，当先民们把蛇、猪、鹿、牛、羊、鹰、鱼等不同元素组合成了一全新的形象——龙，其主干部分依然是蛇。

但龙的产生，并不这样简单。除了“上古生物学”的启迪，龙图腾的生成，亦与“上古天文学”密不可分。古代之先民，不仅“俯察地理”，而且“仰观天象”，从而发现天空并不是一个与大地无关的平行世界，而是可以与大地参照甚至互动的世界。

先民们把天球黄道、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共“二十八宿”，又将“二十八宿”按照东南西北四方各分为七宿，即为“四象”：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山海经》把东南西北四方分为夔龙、应龙、烛龙、相柳）。

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78]

东方对应着春，于是，每到春天的黄昏，东方苍龙星象即升起于东方的天际，自仲春至初夏，角宿率先出现。角宿初见，是春天来临的标志。之后亢、氐、房、心、尾跟随其后，逶迤上升，横亘于东南方的夜空。东方苍龙星象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又称“苍龙六宿”，之所以忽略了箕，正是因为前面六宿组成了一个龙的形状，这也是先民们把东方星象以“苍龙”命名的原因。^[79]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山海经》形容北方烛龙“身长千里”^[80]，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想象，而是如实的描绘，即烛龙本身，其实是天上的星象。唯其如此，才能“身长千里”，而且不止千里，而是要以光年计算（上古时代没有“光年”的单位，只能用“千里”形容其长），在大地上，无论如何找不到如此长度的生物。

因此，龙，就是天空中排列的星宿，后来才被一步步神格化，升华为《说文解字》里形容的“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神异之物。龙之所以受到尊崇，也缘于“苍龙六宿”御天而行，像时钟一样，“掌管”着时序的轮转，进而引发着大地上风雨雷电的万千变化。

《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81]春天的惊雷，不仅发出巨大的声响，而且发出闪电，惊动了蛰伏已久的昆虫动物，纷纷打开洞穴，爬到外面。刘宗迪先生在《失落的天书》中写道：“上古时代，作为苍龙之首的角宿暮见于东方之时，正值仲春日时节，此时大地回春，春雷奋发，万物复苏，蛰伏了一冬的动物也开始苏醒，是谓‘惊蛰’。”“龙星升天既为百虫惊蛰之时间标志，故被命名为龙，龙者，虫也”^[82]。当然，在林林总总的虫中，蛇（长虫）是最敏感的一种，它跨越漫长的冬季之后醒来，成为万物复苏的最典型的象征。

“龙入地则为蛇，蛇升天则为龙。”龙是天上的星宿，也是地上的百虫（以蛇为代表），前者为大龙，后者为小龙。天上星宿与万物生灵，就这样在古人的心中达成了统一。

以上谈到龙与蛇的关系，“龙入地则为蛇，蛇升天则为龙”，龙和蛇，都是人间崇拜的灵物，只不过龙是蛇的“升华”而已。在陶器中，龙的形象还隐而未见，这或许说明在那个时代，龙尚未成为华夏民族共同认识的图腾符号。到了后来的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器物上才清晰地浮现出龙的形象，不过，那将是《故宫艺术史2》的话题了，在此暂且打住。

蛇的形象却在陶器中显现。我在前文提到一件双耳陶瓶［图3-1］，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将它标注为“人首蛇身壶”；也有考古专家认为它绘制的不是“人首蛇身”，而是鲵鱼，这件陶瓶因此被命名为“彩陶鲵鱼纹瓶”。现在，我来做一个中立的判官——将陶瓶上绘制的水中生物称为蛇，或者鱼，其实都不算错。我们来看《山海经》，在《海外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83]什么意思呢？清代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郝懿行解释说：“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也。”^[84]郝懿行是山东栖霞人，自然从山东方言出发解释《山海经》，时至今日，山东人也将蛇称为“长虫”，所以虫就是蛇。那蛇为什么是鱼呢？说是“讹声相近”，有些解释不通了。刘宗迪先生解释，“蛇号为鱼”，原本应是“蛇乃化为鱼”，声相近，而久传成讹。^[85]

蛇又怎么能化为鱼呢？季节轮转中，一物来，一物走，物物相替，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古的先民们还没有掌握动物蜕化、迁徙的知识，还以为是一种动物变成了另一种动物，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当蛇类消失，鱼类活跃，人们就以为是蛇变成了鱼。这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测，在《礼记·月令》中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如：仲春之月，“鹰化为鸠”；仲春之月，“田鼠化为”；季秋之月，“爵入大水为蛤”；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等等，都反映了先民的这种思维。而“蛇乃化为鱼”这句话，也不是像刘宗迪这样的当代学者向壁虚构的，在《山海经》里就找得到出处。在《大荒西经》中，写着这样一句话：“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86]。在六七月之交，夏秋转换之际，暴雨横行，连泉水都满溢而出，先民们相信，蛇变成了鱼。在上古先民们心里，蛇与鱼是没有区别的，蛇就是鱼，鱼就是蛇，只是在不同的季节，化作不同的形骸而已。

竺可桢先生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中说：“我国大雨时期，长江流域在阳历九月，黄河下游在七月，而陕西山西则在八月，即秋初。”^[87]阳历的八月，恰好是农历（阴历）的六七月之交，而在陕西、甘肃附近的渭河平原上，多次发现了彩陶鲵鱼纹瓶，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的记录刚好吻合。因此，渭河流域的先民们，混淆了鱼与蛇，指鱼为蛇，或者指蛇为鱼，都是合乎逻辑的。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描述不失玄幻，但倘若“穿越”到那个年代，我们的想法想必会与先民们如出一辙。因此，我们把那件双耳陶瓶称为“鱼纹瓶”还是“人首蛇身瓶”，也就并不重要了。

至于有学者认为它是龙的原始图形，甚至视之为龙的“史前祖先”，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蛇与龙，原本就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苍龙在天，大泽龙蛇，早已天衣无缝地融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涅槃重生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