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故宫艺术史的初民之美

传说中，

他们变得无比遥远了；

在洛阳铲下，

他们却触手可及。

到了20世纪，“五帝”及其以前的历史突然被宣布为“伪历史”，因为这些历史都附着在口头上，口说无凭。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此，对于东周以下（即孔子以后）的史料，主张“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孔子的目光所及，于是被当作中国的历史起点。1917年，二十七岁的胡适从美国归来，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35]，展现出“截断众流的魄力”。胡适主张，要“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36]。

1921年，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开始撰写“古史辨”论文，两年后，顾颉刚在《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他的文章里，不仅从黄帝到舜帝的“五帝”历史被视为无稽之谈，连禹的存在都变得形迹可疑，认为禹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条虫，即九鼎上所铸的一个动物。

鲁迅读过顾颉刚的高论，蘸墨，继续写他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理水》，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小说里用一个学者的腔调嘲讽说：“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37]

也是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意气风发地讲授《中国哲学史》的1917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殷周制度论》等文章，以新出土的甲骨文和纸上旧文献彼此参照，考证出《史记》中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大致无误，甚至《山海经》《楚辞·天问》中记录的神话传说，也并非荒诞不经。只是这些文章，并未吸引学界的目光，以至于胡适先生发表这样的感叹：“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38]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了一门课，叫《古史新证》。王国维先生与胡适、顾颉刚先生的私交甚好，一年前，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旧日皇宫里做“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也下了岗，他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正是胡适、顾颉刚两位先生推荐的（原本推荐他做院长，他坚辞不受，只做教授）。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颉刚之才善可，发其见解亦有独到处”，只是对其治学方法，“不能尽赞同者”^[39]。《古史新证》，算是《古史辨》的对台戏吧。

《古史新证》认为，中国古史，本身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体，史实之中有传说，传说之中亦有史实，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当然，这是我的复述，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比我文雅，他老人家的原话是：“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就是夸大其辞——引者注），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40]。

在王国维之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为《韦氏大词典》“神话”词条所做的注解，几乎与王国维先生如出一辙：“神话，一种故事，它涉及的是已被遗忘的事物的起源，这种起源显然与某些历史有关。”^[41]

综上，神话不是凭空想象、漫无边际的胡言乱语，神话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就是历史）有着重大的关联。刘宗迪先生在《失落的天书》中对神话的本质做了精彩的阐述，现引录于下：

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宏大叙事，保存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历史连续性并维系自我认同的纽带，在古人看来，它就是他们祖先真正的历史。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在人们看来关乎整个民族的生存的文化制度，只有那些强烈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事件，只有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先贤圣哲，只有那些在古人看来决定着这个世界之兴衰存亡的神灵或恶魔，才有可能被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颂不已，才有可能深深地扎根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也就是说，才有可能成为神话。并非随便什么事情都能够被神话记忆下来流传下来，即使是非同寻常的奇闻逸事，即使它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惊讶甚至恐慌，例如数日并出的奇异天象，此种天象即使果真曾经进入我们先民的视野，但由于它发生的频率极小，延续的时间非常短促，又无任何自然或政治上的后果，它也只能引起有限的一些目击者的惊讶和议论，而不会成为整个群体乃至民族的共同话题，那些人的窃窃私语，不久之后就会风平浪息，除了保留在几个人的记忆中，并随着这些个人记忆的消失而澌灭，不会给历史、文化、神话和民族共同记忆留下任何痕迹。^[42]

在真正的历史学形成以前，神话就是我们的先民们表达历史、记诵历史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虚构，不是狂想，而是历史事件在先民们内心深处留下的烙印，这些烙印通过神话的方式得以传诵、传播和传承，融入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神话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神话中一定裹藏着真实的历史。对此，叶舒宪先生举例说：“‘历史’和‘神话’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物。不论是《圣经·旧约》讲述的希伯来历史，还是希罗多德《历史》讲述的古希腊历史，其中的离奇传说或神话故事，总是和历史的影子交织在一起。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认为《荷马史诗》的传奇中有历史的背景，当时他的想法遭到了学者们的嘲笑。可是他按照《荷马史诗》中的记载选择了发掘地点，居然真的找到了失落了3000多年的特洛伊城和迈锡尼文明，震撼了世界。”^[43]

王国维先生的主张是，疑古或者信古，都不要走向极端，而是要充分处理古史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把孩子从洗澡水里抱出来，就是把历史的真实从神话传说中打捞出来。至于哪些算是“古史材料”，王国维先生指出，包括“纸上之材料”，也就是文献古籍的记载，还特别指出，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纸上”与“地下”，构成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将纸上的文献与地下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联系、对应起来，可以打破纸上文献的“话语垄断”，让历史的面目更加血肉丰满，也给历史研究的准确性上了“双保险”，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早在1912年起，王国维先生就已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自觉地运用了“二重证据法”，他写的《流沙坠简》，曾令鲁迅耳目一新。他在杂文《不懂的音译》中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王国维先生开始使用“二重证据法”的时候，中国现代考古学还没有起步，但王国维先生已经隐隐地预感到，考古的大时代，即将来临。(www.xing528.com)

谁也没有想到，胡适所说的那个“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的时代，竟然来得无比迅猛。1926年，是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课程的第二年，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从此成为史学界一颗炙手可热的新星。具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刚满三十岁的故宫博物院理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并任“清华五导师”的李济先生（一说吴宓），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1928年，他又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1930年他再度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打开了龙山文化这瓶陈年老酒的瓶塞……

好像是对“疑古派”的刺激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这一切发生得猝不及防。李济先生说：“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原来依靠）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44]

几乎与中国现代考古揭开大地之下的历史秘密同时，有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在时光中逆向行走，把目光投向了上古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现代的神话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平行发展，互相渗透、互证、影响、交织，重构上古中国的历史时空。这与旨在打倒“孔家店”这一旧招牌的“新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32年，身为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教授的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专著之间，写下了一系列有关上古史的重要论文，《汤祷篇》便是其中之一。在这篇论文中，郑振铎先生就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以为古书（书中的神话记载——引者注）固不可信以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于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愈是今人以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作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45]

对怀疑古史的“古史辨”派，郑振铎先生表达了彻底的怀疑：“我以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条路走的必要。”^[46]

考古学，就是这另外要找的一条路之一。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尹达先生在他1955年出版的《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写道：“祖国氏族制度的历史好像一部‘无字地书’，它千万来年、一遍遍、一章章、一页页地渐渐叠压在大地之下；但是，我们的祖先用生活实际写下的这部遗著，却不那么好读，每页上都没有文字，而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一个个的遗物，一块块的遗迹；由于千万年来无意间积累下来，经历了无数次损坏，章节篇页残缺不全，且相当凌乱。……我们应当万分珍视它。要使这部好史书成为人人可读的书。……要我们把遗迹遗物所含蕴着的社会生活内容，如实地翻译成明白无误的现代文字；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这部书的篇章和内容整理成为眉目清醒、篇页正确的书。”^[47]

尹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是“中博”“考古十兄弟”之一，1931年参加殷墟发掘，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代表北平军管会接收故宫博物院，而当年“打倒孔家店”的若干“主力队员”，在“后五四时代”也都纷纷“向后转”，转入到传统国学的研究中。

其中，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先生痴迷于“小学”（音韵学、文字学综合之古称），写下《小学识字教本》《荀子韵表及考释》等音韵训诂学著作；闻一多先生浸淫于古代神话学研究，他的《伏羲考》《神仙考》《说鱼》《龙凤》等文对本书写作皆有指导意义；连持有坚定的疑古立场的胡适先生，早在“五四”运动第二年（即1920年），就试图出版《国故丛书》，三年后，在西湖草拟了一份《整理国故计划》。当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但纵观胡适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无不建立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如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系统梳理、对《水经注》案的重新审判、对古小说的考证等等。更不用说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为我们坚守着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最后底线，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风压倒东风’的20世纪得以逆风飞扬”。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强势反弹”？原因在于新和旧，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旧，就谈不上新；没有新，又何其为旧？只有在旧的面前，新才能凸显其意义；而在新的面前，旧亦可显示其魅力。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一分为二，比如夜与昼，男与女，左与右，前与后，上与下，快与慢，文与武，刚与柔，哀与乐，吉与凶，治与乱，枯与荣，死与生……这是天地之道，是世界之本。新与旧，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甚至是可以相互滋养的关系。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在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中，新也可以成旧，旧也可以出新。假如割断了新与旧之间的关系，那么二者都将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所谓历史，就是在旧与新的博弈中展开的一个时间过程。

还是回到古史吧。无疑，在“五帝”之前，在《尚书》《史记》，乃至《汉书》的追忆之前，“历史”（history）仍然是存在的。^[48]好比我们从二十岁开始写日记，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十岁以前的我们不存在。即使没有日记，二十岁以前的我们依然存在，而且还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地存在着。自呱呱落地到七尺之躯，我们的生命是具有连续性的，我们的生命可以跨越没有记录的时代和有记录的时代，日记或者其他任何的记录，都不曾阻碍我们的成长。

“五帝”之前那些未有明确文献记录的时代，被考古学界称为“史前”（prehistory）。但“史前”仍有“历史”，“史前”的“历史”被赋予了一个无比奇怪的名字——“史前史”。这好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叫法，既然是“史前”，意思是有“历史”以前，有“历史”以前就是没有“历史”，但把它叫作“史前史”，又说它也是“历史”，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这样的叫法，有一点神经病，仿佛我们在说，这是一个不是人的人，这是一头不是猪的猪。但我理解历史学家的苦衷，因为我们总要对事物进行命名，而任何一种词语指认，都不能像阿庆嫂开茶馆那样滴水不漏。在我看来，历史学界所说的“史前史”，就是夏代以前的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及尧、舜、禹所处的传说时期，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跨越了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抵达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

“历史”从大地上无声流过，却被考古发掘出来的古老器物（陶器、玉器以及后来的青铜器等）所记录，使它们成了时间的刻度。文字世界里的巨大虚空，渐渐被考古弥补、填充、夯实了。“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老师的预言，就这样变成了现实。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仅中国陶器的历史，已长达10000多年，玉文化的历史，也长达9000年。这些上古时代的文物，许多静静地陈放在故宫博物院里。它们经历了万年以前的中国，把我们的国家称为“万年之国”一点也不算夸张，朱熹把我们的历史称为“万古”，也绝对不是虚妄之辞。所以我特别同意刘刚、李冬君提出的“文化中国”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与“王朝中国”相对的概念。“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二十四史”里的历史全都是“王朝中国”的历史。“王朝中国”，是从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开始的，启破坏了尧、舜、禹建立起来的禅让传统，让王朝变成了“家天下”，到1912年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延续了3900多年。但这近4000年的“王朝中国史”，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比它更长的，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如前所述，仅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10000多年前。因此说，“王朝虽然赫赫，不过历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实乃历史本体。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过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家国兴衰，还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还在。”^[49]

因此，以“文化中国”的眼光打量历史，比起“王朝中国”更加深远，它所蕴含的价值，也更加永恒。

那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史前史”吧。那段没有文字历史的历史，也曾密密实实地存在过，在大地上散落着无数的遗迹。那段“历史”，比起“王朝中国”的历史更恢宏浩荡，波谲云诡，更荡气回肠，我们可以把无数的好词，堆放在那段还没有被书写的时光中。

还是回到“三皇”时代吧，考古学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发现燧人的身影，但那个时代人们用火、制陶的痕迹，却被接二连三地发现。1987年，考古工作者居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碳十四测定，它的年代在距今10500年至9700年左右。遗址中不仅发掘出五十余片陶片，器形有罐、钵，以平底炊器为主，还发现了两个用火遗迹、烧烤动物食品的痕迹。

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于火已经有了非比寻常的控制力。陶器烧制需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火的最高温度却可以达到900℃左右。有人说：“制陶，是用火的艺术。”^[50]这完全可以与燧人氏的事迹相对应——他不仅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从此吃上了熟食，而且让人类从此有了自制的炊器，有了盛食、盛水的器皿，原本散漫如水的生活被塑造得有形、有声、有色，“文化中国”的历史大幕从此徐徐拉开，文化的传递也从此有了一个形象的词语：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