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框架：初民之美

彩陶在黄河流域开始萌芽，

让中国新石器文明进入了彩色时代。

仰韶文化的前身，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15]，初期仰韶文化的盆、钵、罐、壶等主要陶器，都可从之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地湾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天水秦安县，距今8000年至4800年）、白家文化（最早发现于陕西省宝鸡斗鸡台沟东区，距今8000年至7000年）、裴李岗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距今8000年至7000年）和磁山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磁山，距今7400年至7100年）中找到源头。^[16]

裴李岗文化系统完成了中原地区首次文化整合，并深刻影响了关中地区、太行山东麓、海岱地区^[17]、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形成了包括整个中国中东部的大范围文化交流圈，可称为最早的“中原文化区”和“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18]在裴李岗的时代里，形成了以贾湖文化、兴隆洼文化、高庙文化等为代表的三大艺术和原始宗教中心。

假若我们的目光顺着裴李岗文化回溯，又可以看见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贾湖文化。贾湖文化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贾湖文化最重要的出土文物，应当是贾湖骨笛了［图2-3］［图2-4］。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上，发现了四十多支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制成的长笛，大部是七孔，可以吹出标准的七声音阶，也有二孔、五孔、六孔、八孔。这些古老的骨笛，成为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可以完整吹奏出最早的五声或七声乐曲，只要循着骨笛吹奏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回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湖之畔，寻找到在那里生活和劳动着的人们。

[图2-3］
贾湖骨笛，新石器时代早期
河南博物院 藏

[图2-4］
贾湖骨笛（管腔局部），新石器时代早期
河南博物院 藏

沿着时间的长河回溯，我们的目光变得愈发悠远，一直抵达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文化。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是考古学家设定的一个时间区段，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以石器的形制作史前文化分期的标准”。有些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把农业起源当作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人类“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19]。

关于中国什么时候进入新石器时代，我们如何界定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文化，韩建业先生从发现最早陶器的华南及附近地区相关遗存入手，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8000年。

学术界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横亘着一个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严文明先生说：“从旧石器时代结束到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时代，即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其中中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都有过渡性质，在有些著作中划分石器时代的时候，往往不把它们列为单独的时代，而只是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20]但严文明先生也承认，“直到目前中石器时代的考古的确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甚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我们也不清楚。”^[21]西亚考古学编年没有直接使用中石器时代这个命名，“却认为新石器时代不是从旧石器时代直接发展起来的。”^[22]所以，考古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的张忠培先生对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定义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自中石器时代结束，止于夏王国创立时期，经历了一万余年。”^[23]

我们还是越过中石器时代，直接进入新石器时代吧。对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韩建业先生做了这样的概括：

约公元前18000年至前7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又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

其中，约公元前18000年至前9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早段。此时出现了农业（或饲养业），石器由打制向磨制过渡，陶器已经出现。在广西桂林甑皮岩第一期（位于江西万年县城东北15公里处的小河山）发现了一件造型酷似士兵钢盔的陶器残片，考古专家把它称为圜底釜，经科学测定，将甑皮岩首期陶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在江西仙人洞，发现了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把华夏先民制作陶器的时间又上推到公元前20000年至前19000年，与玛雅太阳神面具（危地马拉）、尼安德特人的药箱（西班牙）、欧洲最古老的石刻（法国）等一起，被美国《考古》杂志评选为“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早段的中国陶器，仅有圜底釜和圜底钵两种，一般是夹砂褐陶，胎质大多粗糙，烧制温度较低，器表斑驳，流行素面纹、绳纹、编织纹、乱抹条纹，由绳纹、编织纹，我们可以反推，当时已经出现原始纺织技术。

公元前9000年至前7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晚段，主要文化遗存有广西桂林甑皮岩第二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李家沟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沂源扁扁洞早期遗存等。^[24]

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又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农业文化开始向东北、西北挺进，不同文化区域间开始了远距离的碰撞交流，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开始崛起，在整个华夏文化圈里日益显示出特殊的地位，“早期中国”^[25]由此开始萌芽，主要文化遗址有：黄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渭河流域的白家文化，太行山以东、华北平原上的磁山文化等。^[26]

此时陶器工艺有很大改进，烧成温度提高，以红色、褐色陶为主，但器表存在色泽不一的现象，装饰普遍比较简单，像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红陶双耳三足壶［图2-5］，彩陶在黄河流域开始萌芽，让中国新石器文明进入了彩色时代。

公元前5000年至前245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期，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三个文化和地理圈（即黄河流域、南方落叶林带和北方森林草原地区）已经拉开了各自的阵势。这一时期绚丽耀眼的文化遗址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华夏大地上首次形成以黄河中游（即“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迅猛发展的物质文化落实在制陶技术上，一个显著的表现是部分地区出现了轮制技术，陶器颜色仍以红色为主，但色泽纯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黑陶与灰陶比例逐渐增多，装饰手法也开始丰富多变，像龙山文化的黑陶高柄杯［图2-6］,敞口、高柄、喇叭足，高柄上还有弦纹和三角形镂孔,极具现代感，与今天的高脚杯几乎没有区别。龙山文化的黑陶单柄杯［图2-7］、黑陶弦纹杯，胎薄如纸，腹间微收，器表漆黑如墨，外壁除了三周弦纹，不再有任何装饰，造型如此简洁，与我们今天日常所用的杯子何其相近。龙山文化黑陶带盖觚［图2-8］、青莲岗文化黑陶三足觚［图2-9］,身材高挑，亭亭玉立，而来自崧泽文化的黑衣灰陶镂孔双层罐［图2-10］，装饰更加复杂，它分成了内外二层，内层为罐形盛器，外层镂刻着弧线三角形和圆形组成的图案，这是崧泽文化的典型纹饰，器口和圈足皆呈花瓣状，整个器物有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有极强的设计感，只不过设计师的名字，早已在时光中隐去。

此时，彩陶在黄河流域开始流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旋花纹钵［图2-11］、彩陶旋花纹曲腹钵［图2-12］，都映射出黄河流域彩陶文化的迷人光泽。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彩陶发生和成长的历史脉络：中国陶器文化的诞生，距今至少在10000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彩陶文化，则发生于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学界一般认为，在泾、渭流域陕、甘一带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中，彩陶走过了它的初创期，并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左右挺进中原，形成了黄河中游，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核心区。

[图2-5］
红陶双耳三足壶，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田园给先民们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口粮，为满足劳动与日常所需（如汲水、炊煮、饮食、储藏等）而制造出的容器，它最早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制造的，慢慢地，才变成了一种装饰和造型的艺术，进而走到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之前，成为中国艺术的先锋——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现比陶器年代更早、更完美、更典型的造型艺术品——也成为其他门类艺术的母体和源头。

[图2-6］
黑陶高柄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7］
黑陶单柄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8］
黑陶带盖觚，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9］
黑陶三足觚，新石器时代青莲岗文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10]
黑衣灰陶镂孔双层罐，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
上海博物馆 藏

[图2-11]
彩陶旋花纹钵，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12]
彩陶旋花纹曲腹钵，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图2-13]
彩陶舞蹈纹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www.xing528.com)

[图2-14]
猪纹陶钵，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
浙江省博物馆 藏

[图2-15]
彩陶鹳鸟石斧瓮，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以绘画而论，中国最早的人物画，就是青海孙家寨出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舞蹈纹彩陶盆［图2-13］，彩陶内壁上绘有三组舞蹈人物，每组有五个垂着短辫的少女，手拉手，头右转，臀部尾状物向右飘起，踩着整齐的步点，跳着当时流行的“集体舞”，透露出一派欢愉的气氛，让那个古老年代里最值得流连的时光，永远留贮在彩陶上。舞蹈者脚下还饰以水纹，表示彩陶盆为盛水之用，若将水刚好盛到水纹的位置，舞蹈者就在水上起舞，她们的倒影会映入水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设计者的巧思。这件彩陶盆，“不仅是彩陶中的珍品，更重要的它是我国最早的人物画杰作。”^[27]

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黑陶猪纹体上刻画的猪纹［图2-14］，则以相当写实的手法，让一头憨朴可爱、呆拙粗壮的猪跃然“陶”上，猪的鬃毛，以及猪身上装饰的叶子花纹，都一丝不苟，清晰毕现，让这头猪，成为一头有美感的猪。以猪纹作陶器装饰，仅在河姆渡文化中见到，在其他文化类型中皆未见到。

而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鹳鸟石斧瓮［图2-15］,是作为葬具的瓮棺，以平砂红陶制成，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敞口，平底，深腹，腹壁上绘有一只高大的白鹳，口中衔着一条鱼，右侧竖着一柄装饰考究的石斧，是彩陶中罕见的大型动物画。

《周易》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28]译成白话文，就是：安于所处的环境，敦厚其仁爱之心，才能博爱天下之人。“安”是“仁”的前提，而“仁”又是“爱”的条件。只有建立了稳定而富足的日常生活，才能有形而上的“仁”与“爱”。陶器正是因形而下的日常而生，最终指向的，却是形而上的美学与宗教。这也正概括了中国艺术的特点——它是具体的、当下的、现实的，与我们的生活、生命密不可分的，没有了生活、生命，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它同时又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形而上的，指向深广无边、横无际涯的精神宇宙。

于是，大自然之美，尽被收纳在新石器时代的器具之美中，数千年之后，依然让我们感动。那些游动的鱼、飞翔的鸟、攀升的豆荚、盛开的花瓣，充满了动感，充满了生命的力度，却与陶器彼此相依，让我们感受到泥土与河水、阳光、动物、植物的密切联系。蒋勋先生说：“史前陶器的形制和纹饰都展现着一种进入较缓和的农业社会时的优美心情。那些延展的曲线，连绵、缠绕、勾曲，像天上的云，又像大地上的长河。因为定居了，因为从百物的生长中知道了季节的更替、生命从死灭到复苏，中国陶器中的纹饰除了图腾符号的简化之外，又仿佛有一种静下来观察万物的心情。是坐在田垄边‘子兴视夜，明星有烂’的农业的初民吧，那陶器中浑朴、厚重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不衰，那‘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精神想必也是中国农业传统的重心吧。”^[29]

陶器，是最早的“中国制造”了。一如艺术史家所说：“从岩石到泥土，我们的祖先经历了第一次物质的大更换。就像以后的从泥土改换成金属，改换成木材，改换成化学材料一样。每一次的物质改换都使人类一方面感觉着对新的材质的兴奋，而另一方面又感觉着对旧的难以割舍的情感。”^[30]但发明陶器的意义在于，这是“早期中国人”第一次在原有的世界上，创造新的“物质”。这个世界上有山，有水，有土，有木，有火，却没有“陶”这一物质。陶，是“无中生有”，亦是“有中生有”，它把水、土、火三种事物集合起来，熔炼、生成了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与打制、磨制石器有了根本的不同。陶器的发明，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区别之一。^[31]

[1] 吕成龙：《仰韶文化彩陶几何纹盆》，见故宫博物院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eramic/227055.html。

[2] 参见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第5—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3] 参见百度百科“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词条，原文链接：https://baike.baidu.com/item/人头形器口彩陶瓶/11046555？fr=aladdin。

[4] 张光直先生把中国早期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文化和地理圈：黄河流域、南方落叶林带和北方森林草原地区。其中：一，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及其支流所流经的地区，还包括长江少数支流的上游以及河北平原上的几条单独的小河。二，南方落叶林带：中国南方的大小水系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水网。这些水系包括长江、淮河和珠江水系以及几支地处西南和东南沿海的小水系。三，北方森林草原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以北并与之紧密相连的现在的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参见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韩建业先生将距今7000年前后（即新石器晚期）的早期中国分成三大文化区（或三大文化系统），即：一,黄河流域文化区的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二,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三,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第71—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5] 甘阳、侯旭东主编：《新雅中国史八讲》，第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6] 齐岸青：《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第3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

[7] 《庄子》，第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8] 赵世纲：《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原载《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9] 参见齐岸青：《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第3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

[10] 《庄子》，第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11] 甘阳、侯旭东主编：《新雅中国史八讲》，第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12]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

[13]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20世纪以降，随着大量历史学、考古学成果的涌现，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说频现、锐见迭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趋于深化。除了上述观点，其他主要观点还有：一，中国文化西来说：自先秦以来，古文献基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具体则为中原地区，“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源远流长。迄至清末，这一看法始终根深蒂固。19世纪末，法国人拉克伯里首次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仰韶文化遗址，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20世纪20年代，此说颇为流行。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此说迅速被湮没。二，东西二元对立说：192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小屯村，开始大规模发掘商朝晚期都城殷墟。20世纪3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山东历城发现龙山文化。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迄至50年代中期，此说一直在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三，长江流域中心说：2013年11月，郭静云在其七十万字皇皇大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认为中国上古文明首先发源于长江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此说在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议。参见南凯仁：《中华文明起源认识在争论中不断深化》，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

[14] 顾实先生认为：“胥、疋（yǎ）、雅、夏古字通，‘华胥’即‘华夏’也。”参见顾实：《华夏源考》，原载《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二期。

[15] 参见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见《仰韶文化研究》，第12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6] 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第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7] 指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滨海地区，以现在的山东省为中心，辐射邻近的皖北、苏北、豫东等地。

[18] 参见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原载《江汉考古》，2004年第1期。

[19]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第1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0]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第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

[21]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第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2]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第7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

[23]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第7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第53—54页。

[24] 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第20—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百度百科“新石器时代”辞条，原文链接：https://baike.baidu.com/item/新石器时代/21432？fr=aladdin；等。

[25] 韩建业先生在著作中指出：“‘早期中国’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Keighley）于1975年创办《早期中国》（Early China）刊物时提出，时间范围从史前直到汉代，但所谓‘中国’更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韩建业先生所说的“早期中国”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因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第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26] 韩建业先生在著作中指出：“‘早期中国’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吉德炜（David N.Keighley）于1975年创办《早期中国》（Early China）刊物时提出，时间范围从史前直到汉代，但所谓‘中国’更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韩建业先生所说的“早期中国”或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因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第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9页。

[27] 邓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原始社会到南北朝的陶瓷艺术》，见《中国美术全集》，第三十六册，工艺美术编（陶瓷·上），第6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28] 《周易》，第5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29] 蒋勋：《美的沉思》，第23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30] 蒋勋：《美的沉思》，第23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31] 假如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中石器时代，那么农业的起源就不是旧、新石器时代的分水岭，而是中石器时代进步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当然，在农业起源之后，采集—渔猎经济仍然存在。参见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第75—76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