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成为不曾存在的过去，
它在许多地方秘密地留下自己的刻痕。
万物皆有始，所有的历史，都要从开头讲起。但历史叙述的困难，恰恰在于我们很难确定它的缘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就是历史是怎样开始的。我们既不知道宇宙的空间起点，也不知道历史的时间起点。时间是否真的有一个开始？我们的艺术史，是否也有一个明确、唯一的起点，让我们的祖先，从此开启了美的历程？我们说，中华文明与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那个很远的“源”，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似乎不只是史学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家，史学和哲学的关系尤为紧密。有人说，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三个问题是哲学的重要命题，早在战国时代，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长诗《天问》里，就写下了这样的发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www.xing528.com)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1]
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天问》里，总共包含了多少个问题。《天问》，就是由问题组成的长诗。屈原这个诗人，简直就是一个“问题青年”。但《天问》之问，是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邃远的古代历史，是谁传递下来的？天地没有形成以前的状态，如何能考察清楚？宇宙明暗混沌的时代，谁能探究明白？元气充盈的虚拟之象，通过什么才能把握？诗人试图通过这些提问去探索世界的本源，《天问》一诗，是一首关于历史、关于哲学的诗，一首哲学性的史诗，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像屈原这样杰出的诗人也束手无策。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多么渊博的学者，放在历史、宇宙的尺度上，也只是一粒微小的尘埃，风吹即逝，只有天地、宇宙、岁月永恒。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更像是一个悖论。我们存在于时间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亲身体验。我们的经验、记忆、目光，都无法触及历史的神秘开端，而史学（包括艺术史）的使命，恰恰是与时间对抗，去探寻有关过去的真实消息。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不断向过去发问。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先生说：“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2]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经过历史的累积，一点一点地生成的。我们的思维、情感，甚至行为方式，也都是在历史中逐渐沉淀的。在中国人的心中，历史被认为是与真理相关的事物。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3]；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4]可见“道”之珍贵，求索之艰难。“道”，是一条难以抵达的道路，它包含了世界的本源和运行的真理。
天地间不可解的秘密，上古的先民们都交给了神话。所以，《山海经》里，记录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创八卦文字，为没有开始的历史，赋予了一个开始，也为中国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源头。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历来围绕考古展开，但神话无疑是艺术史的一个重要推手，因为越是模糊的过去，越能够刺激人的想象，越让人产生神秘感。没有了想象力与神秘感，也就没有了艺术。
我的朋友张锐锋说：“历史不会成为不曾存在的过去，它在许多地方秘密地留下自己的刻痕。”[5]神话，就是这样的刻痕之一。因此，破译神话的秘密（包括《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古代神话的文献），也成为我们探索艺术起源的途径之一。神话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它们并不是唯心的。并非所有荒诞的想象都能成为神话，神话是经过筛选、经过沉淀的。它们之所以跨越万年光阴依然清晰如初，其中一定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神话里浸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生命观。对此，我在第三章《神话时代》中还要详说。迈克尔·苏立文先生在《中国艺术史》第一章写道：“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往往暗示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指盘古开天——引者注）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忆。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类的恭顺回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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