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1858年版导言，揭示神秘的礼仪风范和古老文明

1858年版导言

中央帝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奇的民族——本书拟大力铺陈的，正是这个国家的礼仪风范、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古老文明。近年来，这个泱泱大国渐成西人关注的焦点，先后推出的介绍资料塞道盈途；特别是近日战事的结束，更将这个东方国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1858年6月26日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交流扫清了障碍，从此英籍人士只须手持一纸护照，即可在这个东方国度里畅行无阻，经商旅游，无所不可；英国大使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拖家带口到北京居住；另外九个当下或者一俟条件成熟后即告知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领事亦可随时入驻；新教、罗马天主教获得了传教自由；英国官方机构通信联络使用的常规语言，也由硬性规定的汉语换为英语；中国政府担当起培养合格语言人才的任务，负责两国往来文本的中英文对译；跨国贸易方面，吨位率和进口关税依照合约也要下调。条约规定，英国战舰可以进驻任何中方港口；英国军官所到之处，中方官员必须以礼相待：“朕”这个居高临下、貌似体现大国威仪、实则野蛮陈腐的词汇，必须从涉外语言中剔除。《天津条约》议定条款多达五十六项，内容涵盖打击暴民海盗、给予大不列颠“最惠国待遇”等诸多方面，以上所列，仅其荦荦大端而已。

《天津条约》令长期以来奉行闭关锁国施政方略的大清帝国放下身段，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条约得以顺利草签，额尔金伯爵功不可没。英国扩大对华贸易口径，必然刺激中国的出口产业；而基督教的大行其道，也在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增进了华人福祉。英国得便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乃是中央帝国做出的巨大让步，大不列颠从此登堂入室，有机会与专擅对华关系之利、独享在京设立永久使馆之权的俄罗斯一较短长、沾光分肥；另外，“朕”这一称谓的废黜，将中央帝国统治者君临天下、视异域如草莽的优越感打落尘埃，对提升大英帝国的主体地位大有裨益。

《天津条约》规定，自该条约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开放镇江；一俟南京及周边地带匪患消弭，长江水域择设三处对外通商口岸，开放区域从仅限东南沿海延伸至内陆的杭州；同时开放的城市还有牛庄、登州、台湾、琼州，以及香港东北部自发性国际贸易已成气候的滨海小镇汕头。除牛庄一处名不见经传外，其余各口岸皆商旅云集、早为中国贸易发达城市。牛庄位于辽东半岛东进北折的辽河三角洲地带，系奉天省的出海口。奉天是满人的发祥地，大清帝国南定中原之前的都城，立国前后建宗立庙、安置诸帝陵寝之地。现在的奉天设有多家府院衙门，是大清执一方之牛耳的亲王驻跸之地；牛庄也一改原边远小镇的荒凉面貌，成为大清帝国整个东北后院的门户。牛庄、登州扼东北全境及朝鲜半岛与外界商务往来之咽喉，其开放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改变了对华贸易中广州一家独大的格局。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排外仇外情绪之强烈，远超中国内地，游踪处处阅历广泛的福琼先生、于克神父、米怜神父、温格罗夫·库克先生等人，对此深有体会。

近年来，特别是《天津条约》签订以来，欧洲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世俗人士希望揭开东方神秘大国的面纱、了解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及风土人情，传教士们则希望将上帝的荣光播撒到世界的另一端。他们亲历躬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满足双脚从未跨出国门半步的那部分读者猎奇览胜的需要。绝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均来自这些先驱者发自一线的报道。中国太大太遥远，有条件亲临其胜境的英国人毕竟是少数。仰赖前述诸人及伊万博士（法国使团随团物理学家）的大作，我们才得以领略东方文明古国之全貌。本书对前人作品多有借鉴，若非原作湮灭无人查考，书中引用资料均注明了出处。

世人皆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帝国。中央帝国以中原为腹心，外引东北三省、蒙古、西藏，襟带海南、台湾两大岛屿，有朝鲜半岛为其属国，经营八极、囊括四海，幅员辽阔；大清历代皇帝勉力开疆拓土，功在不表。中央帝国的关外之地远大于中原，不过人烟相对稀少。约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域，四亿至五亿人口，构成了泱泱中央帝国。

本书主要涉及的大中央帝国传统疆域——中原地区位于北纬20度至42度、东经97度至123度之间，大小相当于六个法国、面积超过十一个英伦本岛；北以蒙古、满洲为屏障，由东至南依次为黄海、东海、南海三大水域所拱卫，西南邻暹罗，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欧洲人管窥蠡测，自然难知其详。从北方绵延不绝的大山、苍凉广袤的高原，到中部浩渺无际的冲积平原，再到南部“犬牙差互的山峰与大片盆地交织而成”的复杂地貌，中央帝国地形总体上呈西升东降、北高南低的走势，山地占区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而其中最著名的山系有两条：秦岭，南岭。秦岭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横亘北纬31度与34度之间的广大地域；南岭大致呈东西走向，蜿蜒在北纬24度与27度之间。中国是个多山多河流的国家，中原大地上分布有三大水系：海河、黄河、长江（扬子江）；其中长江雄踞南方地区、斗折蛇行注入东海，是中国最长最大的河流，几贯通东西两界；中部地区有黄河东流注入黄海，北部则有海河注入渤海湾（黄海西北部海域向内陆延伸形成的中国内海）。珠江流量不小，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即坐落于河口三角洲地带，不过就流域覆盖面及重要性来讲，该河尚不能与其他三条大河同日而语。中国也是一个多湖泊的国家，境内著名的淡水湖计有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西湖和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界处的太湖。与其辽阔的疆域及复杂的地貌相对应，中央帝国的气候也呈多样化态势；与同纬度欧洲地区相比，那里冬天更冷、夏天更热。中国的动植物及矿产资源极其丰富，除了我们欧洲司空见惯的牛羊等家养动物，犀牛、骆驼、水牛、熊、山豹、金钱豹、老虎、牡鹿、梅花鹿、羚羊、猴子、貘等大型哺乳动物出没于高山深林、游荡于旷野滩涂；欧洲拥有的两栖动物，中央帝国差不多应有尽有。至于鸟类，中国更称得上物华天宝、极尽丰饶：孔雀、雉、鹌鹑、灰鸽、鱼鹰，以及英国人常见的鹅、鸭一类水禽，在中国分布极为广泛；相关话题，本文后续部分将详加解说。驰誉世界的茶是中国的特产，当地繁育的木本植物还有桑、枣、桔、乌桕，以及枝叶扶疏高逾五十英尺的樟树；灌木类、多年生草本类经济作物也不少，诸如棉、大黄、人参、天门冬等；水果类除前面已有提及的橘子之外，还有荔枝、枇杷、黄皮等；从印度引进的甘蔗得到广泛种植，水稻、大麦、粟、小麦等粮食作物南北遍布；矿产资源种类也不少，从贵金属金、银，液态金属汞，到普通有色、黑色金属铜、锡、铅，再到红宝石一类奇珍异品，琳琅满目，不胜枚举。中央帝国还盛产一些特殊的矿物，如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刚玉，用于制作砚台、花瓶的板岩，还有翡翠——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绿色宝石，以及云母、玉髓、蛇纹岩等等。加工业方面，中国除了制茶业相当发达外（出口国外的茶叶均为炮制过的人工产品），陶瓷、丝绸产业源远流长、工艺精湛，其发展水平之高，他国难望其项背；中国人还擅长制作漆器及象牙饰品，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欧洲人莫不趋之若鹜。

中国行政区划共分十八个省（指当时的中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地理数据漏洞百出、各个版本相互龃龉、很难让人认同。下表是一位大学土木工程教授通过内部渠道获得的最新数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截至目前最可信的版本：

* 备注：括号内的数字为译者计算所得，原表所列数据（相应表项括号外的数字）有失精准。

单从人口角度看，中央帝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国。英联邦与俄罗斯疆域面积超过中央帝国，但人口总数不能与“天子之邦”——天子，中国人对皇帝的专用称谓——相提并论。事实上，俄罗斯的人口数只及中国的七分之一。如此庞大的民族，关于其历史传承、礼仪风俗、人文特点等方面的描述文字屡屡见诸书报资料，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读者无从得出完整的结论。根据于克神父的记载，中国人在他面前评论英国人，每发荒诞不经之言论，令人啼笑皆非。譬如他们宣称：“英国人跟鱼一样在水下生活，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会冷不丁跳出水面，向你疯狂地发起进攻。等你引弓搭箭发起反击的时候，他们又会跳回水里，活脱脱就是一群青蛙。”一位报刊撰稿人认为：“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虽然没有那么离奇，但也与准确到位相去甚远。”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与我们不同的习俗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占据人类历史发展顶点，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出其右。不过近数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抱残守缺，陷入全面停滞状态。工艺美术水平每况愈下不说，造纸、印刷、指南针这些古哲先贤的发明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以致欧洲人后来居上，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9世纪基督教文明席卷、将人类发展史带入全新境界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蒙昧阶段。崇尚古制、裹足不前，奉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驭国之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

中外交流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央帝国的民族性：闭目塞听，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除非动用武力，外来文明征服不了。内战频发、外患迭至，最后被满人的铁蹄征服、在外来政权控制之下苟延残喘数百年的中国，长期执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不经满清当局允准与外国人私相往来，论律等同于叛国。如此繁庶的一个民族，我们的了解程度远不及史上有名的其他国家，究其因就在这里；历史固然悠久，却又盛行旧风陋俗，溯其源不外乎此。

中央帝国理论上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政体，特点是中央高度集权，讲究“君臣之道，俨如父子”。“中国通行的政治体制运作形式是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乔治·斯当东爵士说，“事君当如事父母，必须绝对服从。”中国人普遍认同这一观念，“君父”、“子民”就是对皇帝与臣工、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准确界定。如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爵士所言：“皇上敬天，而民敬皇上。”我们从史志年鉴上看到的事实情况是，中国社会纲纪不振、变乱频发，这一套礼教往往流于形式；草民对“父母官”的敬重程度，显然与“钦封”、“诰命”的身份不相称。福琼先生指称，与高度集权化的施政体系相应，中央帝国的大员集地方军政司法权力于一身，吊民罚罪、遏制叛乱，其首要职责便是忠君报国。“皇宫门外，骑者下马、驾者下车，任何人不得僭制驰行。代表九五之尊的‘龙椅’，连同象征皇室尊贵身份的金黄色帘幕，即便皇帝‘龙体’阙如，众大臣也得敬奉如仪。圣旨到处，官吏须当庭焚香，面向北京跪拜接听。朝议大厅——所谓的‘金銮殿’——设有一条铺陈华贵的通道，除皇帝一人之外，无人可以踏足。不过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统治者不同，中国皇帝的穿着打扮不似品秩分明、极尽繁复的官员朝服，反以简单见长。”皇帝总揽天下威权，在“家天下”体系框架内指定皇储、委派朝野各级官吏。中国采用督抚官制，署理一省民政之要员名曰“巡抚”；“总督”则统辖区域在两省以上，“两广总督”即兼领广东、广西两省军政大权，治所设在广州。若遇非常事态，皇帝特命“钦差大臣”全权处理相关首尾事务，以此作为常规吏制的有效补充。1841年至1843年间，中英两国在广州处理外资争端，中方负责交涉的就是“钦差大臣”。以下设布政使，专司财赋、民政；又设按察使，专管刑狱。此外，食盐产销关系国家命脉，故各省设有盐运使职司——“使”是大清帝国专司部门署理长官的通用职衔。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增设海关税务司，按律课征关税。戴维斯爵士指出：“海关税务司长一般由皇帝信任的满人担任，借外贸交易聚敛财富”，往来外籍客商悉受节制，“未经司长允准，一例不得放行”。

大清皇帝有四位辅政大臣：由满人主导，满、汉殿阁大学士各两名组成的内阁，其成员统称“中堂”、“阁老”；内阁大员与帝国中央学府翰林院掌院学士组成最高议事机构，决机断事；另一中枢机构是军机处，专司涉密军国大事；民族及涉外事务，悉归“理藩院”署理；处理内政的机构是“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职司分明，配备部吏若干。除此之外，中央职司部门还包括都察院，属员四十至五十人。都察院御史巡查各地吏治民生并具折呈报朝廷，以“钦差”之名行“间谍”之实，故可无惧地方各级官吏压制，为所欲为。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毫无顾忌，一旦他们的奏折入不了皇帝的法眼，轻则失宠、重则身败名裂，权力和风险总是互为表里、相生相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清帝国拣选上述文职官吏的原则是非饱学之士不用：据称从公元前10世纪起，中国即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学体系；“学而优则仕”，学者参政有制衡皇权的积极作用。而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为天下学人铺就了晋身之阶。不过学养渊深的人道德未必醇厚，贪官污吏多出学门，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故此一考定身价的做法，自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www.xing528.com)

关于中央帝国的军队、警务系统建设及社会处罚机制，后文将辟专章予以分剖。中国崇文轻武，武将品秩低文官一级。这个国家社会分化严重，动乱频仍，集团间的争斗及底层民众的叛乱史不绝书。不过有位法国现代作家坚称：“中国人自幼接受和平主义教育，视战争为最大的社会灾难、上天震怒对罪人实施的责罚，是人性灭绝道德沦丧招致的恶果。”他还说：“中国历代皇帝有罢兵革、劝农桑的传统，奉行‘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治世哲学，注重工农业生产、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见，赳赳武夫在中国难有作为，无论地位多么尊崇，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只能充当文职官员的配角。

中国人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天地河海诸界神仙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这些神仙冥冥之中掌控人间诸般事务、决定每个人的生死荣辱，中国人敬畏之余，建庙立祠予以祭祀。某些沿袭至今的节日，即与祭神有关。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流派有儒、释、道三支，欧洲学人探幽发微，对此多有介绍。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少，该教何时流入中国，已经无从稽考，米怜神父经过长期潜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时间可上溯至公元752年左右。”后一百年，两位阿拉伯游方人士的笔记中首次出现“中国”字样。中国境内有以色列部族存在，基督教早在公元635年左右即开始在该地区传播，史载最早的传教士是一位名叫聂斯托利的主教。1235年，基督教被朝廷认定非法，遭到取缔。不过《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一段话提到，与南京相邻、位于扬子江畔的某座城市“有两处建于1274年的聂斯托利派大教堂，一名聂斯托利教徒甚至受封为官，在当地衙门当职三年之久。这些教堂就是这位教士利用职务之便，在其任上动工兴建的。其人卸任后，当地政府衙门依例供养不怠。”早在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即纵横捭阖、为天主教扎根罗马打下了基础；而北京首现天主教传教士踪迹的年份，一直延宕至1288年。这一年，中国当朝皇帝亲切接见了孟德高维诺神父，并法外施恩，允准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天主教堂。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主教在中国寂寂无声、始终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迨至1575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派遣一位耶稣会教士至中国皇都传教，情形才稍有改观。这位教士获准在中国自由传教、发展信徒。耶稣会采取了灵活的治教策略，将适应中国传统礼仪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初期虽有建树，但吸纳的会众并不多。1704年，教宗特使铎罗神父奉命赶赴北京，向在华信众颁布教宗敕令，禁止教友从事不合教规的礼仪活动。教宗的圣谕被当朝认定有粗暴干涉帝国内政、颠覆皇家尊严之嫌，耶稣会逐渐成为社会排斥、政府打压的对象。1724年，耶稣会被宣布非法，诸多西洋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不过大清帝国对天主教本身网开一面，罗马教廷尚得勉力支撑中国境内的教堂，但处境艰难、动辄得咎，影响力日渐式微。俄国人在北京也建有宗教设施，不过其志不在劝诱改宗：18世纪初创设新教传道会，至1810年已发展信徒二十万。从1812年大清皇帝颁布禁教令直至南京条约签订的几十年间，这些俄国人也鲜有作为。《南京条约》的签订为新教的膨胀提供了便利条件，包括上海、厦门在内的多个城市获准兴建教堂：现在福音广为传播，整个中华大地莫之能御；依今之势，新教之光有望烛耀整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不过现实不容教会中人回避：他们的道路依然漫长，并且荆棘满布。中国人并不偏执，他们不会自设藩篱、阻隔外来文化；三教九流，各行其道，中国人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信仰持何种态度：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信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是劝善之道。“你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也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对方的信念与自己相左，其绝对不会大惊小怪：“宗教派别繁如过江之鲫，不过都重在教化。信仰不同，大道相通。”（于克神父语）

西方人士谈论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宗教信仰问题，观点大体上趋于一致；述及中国人，意见却大相径庭。绝大多数欧洲人足迹仅及中国沿海的四座开放城市，对中国人的印象停留在有限范围内的边民身上，对广大内陆地区的中国民众一无所知。于克神父说，中国人的民俗，从服饰到国民性，毋庸置疑有其共同点；如果你遍游大漠南北、长城内外，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口音在渐次变化，直到无法辨识。此外，中国人的服饰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看别的，只看着装打扮，你也能分辨出谁是广东人、谁是北京人。各省风俗习惯略不相同，给人异彩纷呈的印象。”他还注意到，许多社会现象“似与这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现有的体制文明——其统一性、和谐性一向为欧洲人所称道——背道而驰。”

中国人从人种学上讲有蒙古人的特点，体格明显比周边国家的人民高大，不过从身高到体力稍逊欧洲人一筹。中国有一类统称“苦力”（搬运工）的特殊群体，体格精壮，吃苦耐劳，是华夏大地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族群。中国人的头型介于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头发柔直、黝黑发亮，跟北美印第安人差堪仿佛；此外双目略斜、眉骨稍高且眉毛外扬。中国女性长相姣好，其中不乏姿容婉丽的美人。雷穆塞神父注意到，中国内陆地区女性肤色深浅不一、有细微的差别，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中国男女服装款式差别不大，都是宽袍大袖、腰间束一条绦带，布料从棉麻布、绸缎到毛织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男性腰带一专多能，用途广泛：钱包、扇子、烟斗、装有烟叶或者鸦片的小布袋、竹筷（取食工具，作用相当于刀叉）或小刀，举凡日常应用之物，男人们都习惯系在腰间。中国男女均穿长裤，女性裤脚紧扎、突出自幼缠裹形成的畸形小脚——裹脚是中国妇女的标志，恰如青皮脑壳、后垂的发辫是男人的标志一样；中国女性蓄长发，婚前青丝云鬓、婚后挽个大髻盘在头顶——头发稀疏者还会夹塞一些填料，以利观瞻；中国妇女的头饰很有讲究，簪金垂玉、极致奢华；袜子男女皆穿，棉布袜、手工针织袜皆有；冬厚夏薄，鞋子也随季更换；最冷的数月间，中国人多穿皮袄棉裤。中国男人的帽子也很讲究：夏日戴凉帽，外观呈锥形，竹纤维制作，覆额绕颈、帽檐压得较低；锥顶处饰一小球（顶珠），颜色代表主人的身份；冬日戴暖帽，呢绒、毛皮之类保暖材料制成，帽檐可翻卷，同样饰有顶珠。中国人的礼服雍容华贵、非常美观，对此约·弗·戴维斯有一番评论：“中式礼服的缺陷是鲜少使用白色面料，且由于浆洗频繁，看上去皱巴巴的。中国富人的一身行头确实不含糊，贴身内衣使用绢绸缝制的情况，屡见不鲜。”

中国有劝农桑、重织造的传统。当然，疆域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受自然资源如土壤及气候条件的制约，农产品自然种类繁多、带状分布特征明显。不过“总体来看，中国是一个土壤肥沃、人口繁庶的国家，农耕文化之发达，世间罕有匹敌；从古至今，中国一贯奉行重农抑商的治国战略。”中国农历二月廿三（大致相当于公历3月底）是仲春亥日，庆祝春回大地、农忙季节再度降临。这一天，皇帝率太子、众亲王、三公九卿方形百官亲临先农坛，奉祀先农，扶犁开耕“藉田”，王公大臣各按品秩轮换，行“耕藉之礼”。此礼由朝廷发端，各省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一例照行。此番缛礼过后，农民随即投入紧张的春耕大忙活动之中，举国上下，一片繁忙。“走过中国的乡间大道，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农站在路边，一手扶耙、一手提篮，用庄严的眼神打量着过往车辆，捡拾骡马拉下的粪便——有些人还披绸挂锦、衣着相当体面。显而易见，在中国人眼里，农事大于天，拾粪是一份光荣的工作。我留心观察，发现过往行人对这种事安之若素，略无鄙夷不屑之念。”（于克神父语。于克神父广见多闻，本段细节描述源于其撰写的中国民俗记录文字）

中国南方地区地势起伏、阡陌交错，很少见到英格兰乡村一望无垠的大片田亩。中国人使用的耕犁结构也相当简单，没有前支撑轮，耕深非常有限。中国南北两地耕作方式略有差异：北方人惯用水牛扯犁，而南方人则多用黄牛、马、毛驴；没有畜力的家庭，妇女扯纤、男人扶犁，以此方式完成全部耕种作业——于克神父不止一次见证过此等场面。有一次他在“路边伫立良久，看被当成牛使唤的农妇是否能在耕地的中途获准休息片刻”。他发现“每耕完一垄，这些贫苦的农家夫妇都会停下来歇乏：就近爬到坡地桑荫下，抽一袋烟，体力稍微恢复后再下地劳作。”这一点令他稍感宽慰。谈到中国南方农民的生活，福琼先生如是说：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农民地位不低；但由于土地资源相对匮乏，中国农民的富裕程度似不及英国同行。中国讲究几世同堂，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结构单位：从耄耋老者到嗷嗷待哺的婴儿，大家同处一室，尽享天伦之乐。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一到农忙季节都要下地；活多干不过来的时候，还要雇用短工救场。中国农民衣着简朴、生活自如；他们非常勤劳，但绝非迫于外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谁的日子过得最好，当数中国农民无疑。”

中国也以手工业发达闻名遐迩，其制作的丝织品美轮美奂，不仅在亚洲供不应求，在欧洲更是享有盛誉。中国的陶瓷工业也是天下独步，不过其工艺水平呈江河日下之势，福琼先生深有体会：“中国古代的花瓶精雕细琢，色彩鲜丽生动，时下产品罕有其匹。”探查个中原因，他发现这跟市场需求变化无关：不是消费者购买力不足产品没有销路，而是工艺失传导致中国陶瓷工业制作水平整体下降。中国的渔业、水运业也相当发达，捕鱼捞虾、蓄养培植水产品如养鸭、摆渡等作为常规产业，不少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生于斯葬于斯，婚丧嫁娶毕于斯，水就是这些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广东一带的珠江水域，“靠水吃水”的现象尤其普遍——舱深二十至三十英尺的大船到处游弋，伴水而居的人口据称超过三十万。有关“水居族”的生活，我们后文将辟专章予以陈述；这里我只说明一点：这一特殊群体论长相有别于其他中国人，倒与爱斯基摩人有几分相似；他们被社会界定为“下等人”，禁止与其他各阶层人士通婚。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人的品格尚只字未提。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的认识和评价，向来各执一词、真伪莫辨。郭士立博士笔下的中国船夫，令人作呕；于克神父眼里的中国人，整体形象也让人不敢恭维。大多数欧洲作家都不大认同中国人的素质。福琼先生对中国人的评价却与此大相径庭——他的拥趸还有莫里森博士、米怜神父等，这些人均持与法国传教士温格罗夫相反的立场：

“家庭是每个中国人全部责任之所系，王子庶民，概莫能外。中国人知道鼠窃狗偷、杀人放火是错误行为，也知道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顾‘颜面’、坑害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不过我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人视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为耻辱，视位高权重者贪占国帑为德之大污。”

关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欧洲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中国社会歧视女性，有些人的意见则与此相左：女性在中国得到普遍的关爱。绝大多数作者指称中国人有溺婴的恶习；米怜神父则另执一词：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溺婴率并不比英格兰高。真相常常隐藏在极端言论中。宝宁爵士说：“只要有营养价值，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结婚很早，三妻四妾的现象屡见不鲜；女人不仅乐见其成，并将占据“大房”的位置、对共事一夫的其他女人颐指气使当成人生快事。早婚早育使中国人口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在占尽本土资源、无以容纳外来人口的同时，还大举向外移民，从周边国家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华人漂洋过海、无处不至。

以上为中央帝国及其国民性之概况，更多细节性内容，后文将详加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