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碳：非洲能源发展的公正过渡及其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的第一个后果是加剧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会扩大发达国家内部人民之间的差距：有的人能应对气候变暖，有的人却不能。

——让·儒塞尔

气候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TFJ”三角的“J”，指的就是公正、正义。

在《巴黎协定》谈判期间，我个人坚决要求将“气候正义”一词明确列入其中。随后，我们将它写入了序言和正文中。无论是个人、社会群体，又或是各个行业、地区和国家，在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后果时，都是不平等的。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又使气候变暖问题更为严重。那些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和地区，往往也是应对能力最有限的。如果我们忽视气候问题的社会层面，那么这些问题恐怕难以得到解决。而“公正过渡”一词就恰恰与这一诉求完美契合。它其实有两层含义——“公正”和“过渡”，但很遗憾，当我们落实政策时，有时会顾此失彼，忽略了二者之一；甚至有时，我们连其中一个方面都没能顾及。

“过渡”：气候变化并不是如同从白天过渡到黑夜般，突然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过程，这个现象带来的恶果虽然未成定局，但已日益紧迫。因此，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应在协商中明确起点、设立目标、实施步骤、做出承诺，并且评估最终结果。显然，《巴黎协定》遵循的就是这样的路线。简而言之，为了使这个“过渡”真正有效，所有的决策者——从私营部门到政府部门，从地方到国家，甚至整个国际层面都必须明确目标和节点，对它们进行定期评估，并公布结果。

同时这个“过渡”还必须是“公正”的。

这里我想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来说明何为“公正过渡”。2019年底，国际能源署专门对非洲的能源情况进行了研究。该研究显示，非洲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非常少，然而这些国家却很可能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受害者。如今，有6亿非洲居民用不上电，80%的企业仍受到停电的困扰，80%的家庭靠木柴生火，甚至用液化石油气烧火做饭，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如果不为非洲大陆制定特别战略，到2030年将会有5亿多非洲人民仍然用不上电。只有少数国家（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能完全保证电力供给。两年后，非洲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陆。这些新增非洲年轻人口的能源需求十分关键，在未来20年，这一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通过一个“公正过渡”回应他们的需求，将会改变非洲以及世界的能源、经济和社会的未来。(www.xing528.com)

国际能源署就非洲“公正过渡”的所需所愿做了进一步阐述。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非洲能按照“能效—可再生能源—天然气”三角模式采取行动，这片大陆完全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成功典范。截至目前，在这片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大陆上，已安装的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还非常小，甚至还不到世界装机容量的1%。如果能得到每年高达1200亿美元的投资用以支持非洲能源建设，且这笔投资一直持续到2050年（其中50%的投资用于电网建设），那么非洲大陆将会在能源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国际能源署以肯尼亚和加纳为例进一步补充道：5年前，只有四分之一的肯尼亚居民能用上电；而今天，这一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在加纳，预计所有居民在未来两三年内都能用上电。所以，只要得到大量资金支持，特别是来自富裕国家的投资，非洲大陆就能成功实现过渡。然而，目前大多数非洲人民的普遍看法是这些富裕国家说得多、做得少。

另一个寻求“公正过渡”的例子是德国，他们采取的做法完全不同：德国决定淘汰煤炭。此前，德国就曾宣布将在2022年淘汰核能。现在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该国决定在2038年淘汰煤炭发电。要知道今天德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电力都来源于煤炭发电（法国只有3%）。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煤炭与工业发展联系紧密，在德国的鲁尔盆地更是如此。煤炭和褐煤的生产不仅关系着德国众多区域的发展，也关系着数以万计与之或多或少相关的工作岗位。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相关地区和该地区的劳动者们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既要避免电价猛涨，保持竞争力，又要在能源领域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将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维持合理的电价以及确保消费者和国家的安全这三者协调起来。德国制定计划的具体细节在此我不做赘述。有些人本来希望德国能制定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认为目前这个计划略显平庸，但其实其中有两方面已是可圈可点。首先，与所有合作方的沟通和协商是促成该计划达成的关键之一，因为所有决定都是经过各方长期协商沟通，尤其是在全国委员会好几个月努力工作之后才得以通过的。另外，德国政府将提供至少400亿欧元来支持这次过渡，不过并不是每个州都能得到此等规模的资金资助，这一点稍显可惜。

在起草《巴黎协定》时，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使得各行业、各地区都通过“公正过渡”或“气候正义”这两个概念采取必要行动来适应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主要涉及为那些因为煤矿场关闭而下岗的员工提供再就业的机会，或者在该地区组织集体转产。我们可能还需要调动资金，用以重建被飓风摧毁的住房和设备。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团结和公正过渡西里西亚宣言》也于2018年底宣布通过。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建立在与整个社会内部紧密对话的基础上，并需要对相关员工进行充分培训。为了避免全球气候变暖带来不可承受之后果，避免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气候种族隔离”，这样的措施必不可少。

正是为了警醒公众，联合国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才在2019年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选用了“种族隔离”这样一个语气很重的词。在报告中他指出：“过度地信任私有部门会采取行动，有可能会导致出现气候种族隔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能通过花钱来躲避极端高温、饥荒和暴力冲突，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将不得不忍受折磨。”他还列举了一些在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时出现的明显社会不平等的例子，接着对此提出严肃警告：“各国过去一直无视科学界的警告，曾经我们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灾难性的，但现如今看来如果一切的后果仅仅只是‘变暖’的话，那这就是所有可怕后果中程度最轻的一种了。”

近年来，“公正过渡”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2015年发表的一份有趣的研究报告《碳与不平等：从京都到巴黎》中，经济学家卢卡斯·钱斯尔（Lucas Chancel）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特别强调了各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碳排放量的不平等。他们指出，如果按照各国碳排放量来推算，那么可以显而易见地得出各个国家所处的等级排名，于是便可以基于此排名来明确各国的相关责任。但如果从消费角度考虑，并根据个体之间的差异来区分的话，那么最后的排名结果、各自要承担的责任，甚至要采取的行动都会跟着发生变化。据他们的观点，仅美国、卢森堡、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那1%的最富有的人每年通过消费行为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就超过200吨，比洪都拉斯或卢旺达最贫穷的人的排放量足足多了2000倍。这两位经济学家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需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并建议把个体的排放量纳入考虑范围，而不是以整个国家的排放量或人均财富作为参考。他们的中心思想是创立一个建立在“个人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公平的原则”之上的筹款机制。为了避免各国推卸责任，《巴黎协定》没有采纳这种机制，但在实现更有一个说服力的“气候正义”的过程中，这种想法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尤其在涉及那些富裕阶层不断扩大的新兴国家所做的贡献方面上。

人们对“公正过渡”的思考和相关行动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性”。这一点在2018年底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法国通过在经济层面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施压，也就是通过加征燃油税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但这样的决定却激起了部分人的愤怒，他们别无其他出行方式可选，还要花更多的钱。经过“黄马甲”运动，各方观察者们已经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首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而且必须向公众明确说明过渡的目的、进程的安排和采取的措施。其次，如果想要让受影响的人群接受这种过渡，就必须与大众进行广泛协商，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在经济上是可承受的，这点可以通过落实分级补偿政策来实现。同时，政府征收的款项要覆盖各行各业，所得专款应专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样可以避免让民众感到政府通过压榨他们来填补一个无底洞。此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政府在采取这一措施时，也尽可能地减少其他方面的税收。比如采取更加合理的征税和退税的方式，以避免激起民众所谓的“碳暴动”（因为煤炭引发的暴动），力争实现“脱碳红利”。最后，所有这些举措都应在协商一致和公开透明的前提下颁布和落实。

鉴于“公正、正义”这一概念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战略中的重要性，今后在各国做出的承诺（即国家自主贡献，NDC）中应新增加一个层面，一如我们在起草《巴黎协定》时曾设想的一样。这个想法相当好，它旨在使得每个协定签署国所做出的承诺中都包括“公正过渡计划”。非政府组织和工会一直都在强调要关注公正和正义；而今后，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发展质量，人们也大概率会重新定义地方、国家和国际经济指标，这与上述对公正和正义的关注正好高度契合。环境问题与社会公正是如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