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引导投资，应对气候变暖的金融风险

对碳定价，意味着社会决定将减少碳排放量作为首要任务。这类似于高价土地发出的信号。当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块土地以高价出售时，这块土地发出的信号是这里不适合修建高尔夫球场。给碳排放定价，发出的信号是排放二氧化碳危害环境，必须减少碳排放量。

——威廉·诺德豪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果气候是一家银行，那么我们早就解决气候问题了。”

这个带有挑衅意味的标语并非全无道理，它使我们注意到金融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影响，以及绿色金融潜在的巨大影响力。绿色金融的目标是通过引导投资来促进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发展，同时强调气候变暖对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在这方面，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不作为的代价比积极应对的成本更高。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总部位于阿布扎比，共有161个成员国，主要负责协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相关行动。该机构计算了在未来的10年里，为了保障所谓的“气候安全”，每年可再生能源领域需要的投资额。该机构认为，在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等领域的投资额至少需要翻倍。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会为全球提供57%的电力供应，而目前这个数字是26%。这意味着本来应被投入化石能源项目中的数万亿美元，很大一部分会被投资到可再生能源领域。假设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全球每年需要的总投资额平均大概是15000亿—16000亿美元，那么其中一部分投资资金应该来自化石能源领域，也就是说需要把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进行重新分配，投入可再生能源领域和能源效率方面，当然其他的投资资金来源也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绿色债券（green bonds）的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了几千亿美元，到2021年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早在2001年，为了资助太阳能发电的发展，旧金山发行了一支绿色债券。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发行了首支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市场在几年内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企业、银行以及国家纷纷贷款来投资相关项目。目前，全球三大绿色证券发行国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法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研究了2004—2018年间的1100笔投资，研究显示绿色投资的收益并不比其他投资的收益低。除了绿色债券之外，整个绿色融资体系，包括融资工具和融资方都取得了发展。从广义上讲，“可持续金融”越来越多地覆盖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方面。

绿色融资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相关项目都必须通过绿色项目认证^[1]。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企业以及企业的领导者们越来越关注绿色融资的收益，既是为了保护环境，也是为了规避因自然灾害造成资产损失的风险、错过能源结构转型的金融风险，以及因为其所采取的行动或不作为而产生的法律风险。很早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金融在气候问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巴黎气候大会举办一年前，每周我的团队都会开例会，在当时，我认为有必要在协定中增加一条关于金融数据的内容。虽然当时离得出结论还很远，但关于协定内容的商讨在不断地取得进展。我习惯将我们当时的任务比作雕塑的雕刻过程：一开始，雕塑家手里只有黏土块，他会先大致塑形再进行组装，之后再精雕细琢，一件雕塑作品才慢慢成形。我们当时还没到组装这一步，离最后的成形就差得更远了。这时就需要我们之前建立的全面外交发挥作用了：所有的大使都被动员了起来，他们集体工作取得的成果令人称赞。但是，我们那些驻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却一直有个担忧，那就是资金问题。其实，这些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气候问题，但是当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南非、孟加拉国、埃及、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就气候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时，他们的反应都是相同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就不可能为应对气候变暖采取有效行动。也就是说，如果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得不到落实，那么巴黎气候大会很可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于是，出于谨慎，我向我的团队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承诺的1000亿美元，现在进展如何了？”但是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呢？”我又问道，“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实现到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资助1000亿美元的目标，这笔资金很可能就是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取得成果的关键所在，而我们竟然还不知道目前具体的数字，也不知道进展如何！”当时我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部长。我知道在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论这些话题并不是一个谨慎的做法，并且也无济于事。但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个紧急的漏洞亟待填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了填补该漏洞，进行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利马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我们聚集了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部长来深入评估和探讨这个问题。最终我们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保证相关金融数据清晰明了，不会影响到《巴黎协定》的签订。当时得出的结论放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贴切：金融活动对于气候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反之亦然。如果不在金融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那么气候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基于来自全球主要经济和金融集团的数据，国际组织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CDP）预计，如果没有新冠疫情，那么在未来的5年间，气候变暖可能会让这些集团付出高达1万亿美元的代价。这些代价可能和开采成本的上升有关（尤其是碳定价以及气候变化造成产能下降，进一步导致收入减少）。反过来，这些公司也将会获得新的机遇，由此带来的收益将超过21000亿美元，比如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或电动汽车的需求增加带来的新机遇。尽管我们要谨慎地看待这些数字，毕竟这些数字是在2020年经济大萧条之前估算的，但是这些数字反映了气候和金融之间是紧密联系且相互作用的，气候可以给金融行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同时，在气候领域采取有效行动，也可以给金融行业带来利益。

英国基督教救援组织估计，2019年，在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中，有15起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7起甚至造成了100多亿美元的损失。在提到这些巨额损失时，该组织还对可能出现的气候金融泡沫发出了警告。实际上，从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一定会导致化石能源相关资产的贬值。该贬值迟早会体现在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或投资基金的组合上。如果不尽一切努力去缓和局势或进行调整适应，不去谨慎地规划、准备、支持低碳经济转型，那么就会有产生金融泡沫的巨大风险，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引发比2008年更严重、破坏性更强的金融危机。

马克·卡尼（Mark Carney），时任英国中央银行行长，他于2015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相关主题演讲中，对于这种风险进行了最为清晰的分析。在提到短期压力和长期要求之间的矛盾（他称之为“视野的悲剧”）时，卡尼行长描述了气候变暖以及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所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他指出，气候变暖直接造成的破坏、保险机制及低碳经济转型会造成十分严重的资产贬值，并且该贬值应当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避免或者减少“气候泡沫”造成的损失。现在看来，当时的预测似乎已经成为事实。2020年，许多石油巨头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石油项目，因为石油项目的成本高昂，且在低油价的大背景下营利能力有所下降。很显然，低油价和高碳税有利于低碳投资的发展。

总之，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加上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风险分析以及舆论的压力，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向“可持续金融”转变，与这一点有关的几个方面我在本章的开头部分也提到过。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层面，首先要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其次要减少对污染行业以及对污染企业的投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评级体系正在发展，该体系在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领域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虽然“可持续金融”尚未成为一个普遍法则，但其影响力正在扩大。此外，越来越多的创新举措及倡议也逐渐涌现出来，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倡议。比如，一家大型银行承诺不再向煤炭发电厂以及那些部分营业额来自煤炭发电厂的企业提供资金。另一家大型银行则引进了生态奖惩制度，以鼓励其客户投资碳排放量少的产业。不论是非政府组织、投资方、评级机构还是监管机构都在向大型企业施压，以鼓励或者迫使这些企业重视这一新形势。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也将做出承诺，把对生态环境有益作为提供资金援助的条件。可能过不了多久，储户就能够“追踪”自己的存款的去向，以切实地推动银行业务的绿色化。

那我们可以断言所有企业的软件、所有银行的业务模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吗？刚刚提到过的马克·卡尼在2020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气候特使，他总结了目前制约转型的因素：“对于每个企业、金融机构、股票经纪人、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来说，问题都是相同的：您的计划是什么？……目前确实已经开始转变了，但是进展得还不够快……我担心在未来的10年里仍然只取得一些虽然值得称道但却远远不够的进步。”

要想更快地取得更多进展，就需要详细且彻底地统计那些符合《巴黎协定》要求的项目。管理着90亿欧元养老金的英格兰国教会，在2020年宣布，将新制订一个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股票指数。许多人建议，甚至命令企业的领导者们“绿化数十亿欧元”^[2]。欧洲议会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正在着手建立欧洲可持续经济的“分类标准”。当然还有很多难题摆在我们面前：天然气项目、核能项目是否属于可持续项目？……更广泛地讲，如何在不抬高碳价的情况下，用一种不同的整体思路来改变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涉及了一些核心问题，且答案并非显而易见。(www.xing528.com)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存在着许多不作为、“漂绿”或者说是“生态洗白”的现象。尤其是那些煤炭和石油领域的巨头，它们并没有向人们展现出迅速做出改变的决心。美国气候责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近50年来，石油、煤炭和天然气领域最大的20家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超过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使这些企业的大多数领导者们改变了他们的说辞，即使他们将煤炭（负面印象）、石油（存在争议）和天然气（据他们所说有许多优点）加以区分，许多企业仍继续大力投资化石燃料，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却少之又少。说到银行业，许多银行已经意识到了改变的必要性。但根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在2018年末发布的报告，自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银行其实减少了在绿色能源领域的投资，反而增加了在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根据几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统计数据，在2017—2019年间，我们在煤炭相关的项目中投入了大约7450亿美元。中国和日本的几大银行，以及一些大型的美国银行和欧洲银行仍在投资的煤炭项目还有1000余个，如果这些项目顺利完成，那么煤炭发电站的数量将会增加约30%，这不仅有悖于《巴黎协定》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联合国秘书长的相关建议。^[3]

即使绿色金融取得进展，棕色金融仍会继续发挥影响力。

在这些方面，我个人认为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点是，只有得到大量和多形式的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才能够行之有效并得到推广。目前，非洲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5%，但是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技术和资金短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如何才能动员这些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去应对气候变暖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遵守承诺作为一个绝对前提。这个承诺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做出的，之后又被明确纳入了《巴黎协定》，其内容是，在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至少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在2025年之前，将对援助金额进行重新评估。如果这项援助得不到落实，那么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战略以及动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暖都很可能会失败。

该资金援助必须同时调动民间资本以及公共资本。我之前提到过，绿色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投资越来越多，这种投资既有益于社会，又能获得收益，所以应该欢迎和鼓励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同样，公共资本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些为缓解气候变暖或为适应气候变暖所进行的必要投资，是无法获得收益的（至少不是立即能获得收益）。比如，完善极端天气预警系统非常必要，这就需要公共资本的投入。另外，许多基础设施（堤坝、桥梁、交通……）的现代化也需要公共资本投入。现在，在全世界推行的“绿色计划”，从整体上看，也是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了启动困难，于2019年末再次融资以填补美国撤资后空缺的绿色气候基金，就是调动公共资本的一个有效渠道。即使一共仅筹集到100亿美元，但该基金仍资助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项目。同样在欧洲，地方、国家以及欧盟的财政预算，还有欧洲投资银行和许多公共机构的投资都越来越“绿色”了。

第二点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要以金融手段助推低碳社会转型，就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减少甚至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这个手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也正是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工作方针之一。目前，全世界对化石能源的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我们需要谨慎地分阶段来减少或取消该项补贴。但是，仅就取消补贴这一项而言，如果在2020年得到落实，就能够完成《巴黎协定》规定的减排目标的10%。

另一方面，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碳定价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进行碳定价时，往往会把碳排放造成的“负面外部效应”考虑进去。定价方式有多种。目前我们已知的是，为了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就要定下一个合理碳价，以打消企业使用化石能源的念头，从而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去支持新能源的发展^[4]。同样我们也认识到，该“价格信号”必须覆盖尽可能广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烈提议取消某些领域的免税政策，比如航空领域。但是，法国“黄马甲”运动的例子表明，必须谨慎地征收碳税，且征收碳税必须考虑到“公正过渡”的相关方面。同时，为了避免国际竞争对已实施该政策的国家不利，必须尽量将碳定价和各国打击生态倾销的应对机制结合起来。我会在之后谈到中欧理想合作伙伴关系时，再进一步阐述这点。这些都是现实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不过，人们对碳定价越来越感兴趣，它的价值在于其释放的“价格信号”可以将应对气候变暖的总体战略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接下来看看法国的现状。法国税收理事会在2019年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审查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生态税收制度”。在提出的主要方针中，理事会提议首先要“重新回到征收高碳税的路线”，并通过不断扩大征税范围将其纳入中期及长期发展路线。理事会还建议“自动征收碳税”，以便于和能源税区分开来。同时强调了将碳税制度和“直接补偿受影响最大的家庭的政策”相结合的必要性。并建议确保该项税收的使用是公开透明的，以及支持在欧洲对那些不进行环境合作的国家征收统一的进口关税。最后，理事会建议取消国际航空和国际航海领域的能源税减免政策。当然，这些方针的实施肯定会遇到诸多困难，但它们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讨。

发展气候融资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是困难重重的，除了技术层面上投资和定价的复杂性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这些巨额投资通常涉及大量资本，并且面临着科技、生态和政治上的风险。考虑到气候问题的演化是长期性的，所以就算不进行气候投资，产生的不利甚至是灾难性后果在现阶段也并不会影响到这些投资者的决策，所以在气候领域进行长期投资就遭到了他们的抵触。”她还强调道，“这个社会的悲剧就是只考虑当下，无法展望未来。”

为未来做准备，却只考虑当下，这就是对“视野的悲剧”最好的解释。但这不正是领导者们需要去解决的难题吗？

【注释】

[1]除了绿色债券这种通过规定发行方行为义务来应对气候变暖的债券之外，还有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此类证券会明确结果义务，以更好地激励发行方和鼓励投资方。

[2]越来越多的大投资商对企业施加压力，特别是在能源领域。资产超过1万亿欧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决定撤资与煤炭相关的公司。欧洲资产管理巨头阿蒙迪（Amundi）公开质疑了欧洲第一大煤炭生产商德国能源企业莱茵集团的战略，因为该企业不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阿蒙迪是该德国企业的股东。

[3]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我国不断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金融各项制度持续完善，绿色信贷制度日趋完备，绿色融资市场制度快速发展，绿色金融标准建设也取得重大突破。——译者注

[4]世界银行估计，为了完成《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2020年的碳价至少应该定在每吨二氧化碳40—80美元。但目前，墨西哥的碳价是1美元，瑞典的碳价是120美元，欧盟的碳价大概在25—3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