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碳》：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小行动带来的成果

联合国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表明，只要有政治决心，就能够做出改变。政治家、外交官、企业家、科学家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必须团结一心，确保《巴黎协定》得到充分落实，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科菲·安南

联合国前秘书长

（2015年12月16日给笔者来信）

在2015年12月《巴黎协定》通过之时以及在通过之后的几个月中，《巴黎协定》和促成它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人们也对此充满期待。当时，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都欢欣鼓舞，对于协定的通过不吝赞美之词。之前忧心忡忡的人们也都长舒了一口气。全世界终于明白了，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并且也将会做出改变……所以，我们理应从现实角度来看待：协定的通过的确是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支持，但也得意识到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由于一次巨大的倒退，这种支持本身开始受到强烈质疑。美国总统的粗暴行径严重损害了《巴黎协定》。其他几位重要的国际领导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退出《巴黎协定》，但也没有执行《巴黎协定》的内容，且拒绝在未来做出更有雄心的承诺，理由是在他们国家签署《巴黎协定》时，他们本人并不是当时的直接签署者。他们架空了《巴黎协定》，并为气候怀疑论提供了支撑。如果说“气候否定主义”处于下风，那么“气候观望主义”又站稳了脚跟。有些人不去质疑那些不履行承诺的国家，反而批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巴黎协定》，说它们的存在是无效且无用的。然而，所有密切关注了谈判过程并注意到先前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的人都清楚，《巴黎协定》已经是能够取得的最佳成果了。

矛盾的是，气候怀疑论者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批判，似乎和某些“支持气候行动”人士的言论不谋而合。但很显然，后者的观点和前者完全不同。他们说道：“我们受够了这些峰会。不要再召开这些大型会议了！政府什么都做不了。公民们应该自己行动起来。”在他们口中，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所谓的“日常环保”，具体体现在“小行动”中和“小团体”中，如果“日常环保”在全世界得到推行，就能更好地取得预期成果。人们指责政府不作为，与之相伴的是对环保小行动的提倡。这些小行动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唯一的有效手段，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

就我个人而言，我坚信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的。全球的和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政府的和公民的——这两种形式的行动之间不存在争议，更不存在对立。这些大家熟知的“小行动”有很多，形式多样，并且涉及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这些行动弥足珍贵。但仅靠“小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非常重要。有许多例子都表明了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必要性，接下来我仅举其中几例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交通运输领域，这个领域与气候问题直接相关。比如，一个法国人超过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由交通出行产生的。在行程相同的情况下，飞机消耗的能源大概是火车消耗能源的六倍左右。所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火车肯定是更节约能源的一种出行方式。对于在城市里的短途出行，公共交通、步行以及骑行都是最节约能源的出行方式，然而，在路程不到3千米的情况下，大约半数的人还是会选择驾车。这些选择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本身，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关于城市规划、工业部门、外资外贸、标准等方面的决策。要想取得进步，既需要“小行动”，又需要“大决策”，而后者通常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制定的。

另一个非常需要“小行动”的领域是住房。在法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污染物排放都和住房有关。其中供暖是造成这些排放的罪魁祸首。所以必须加强房屋的隔热保温能力，采用高效的取暖方式，使用合适的设备（节能灯泡、温度调节器等），等等。还有许多其他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小行动”，但显然可以通过一项总体政策来选择是否鼓励这些“小行动”，比如发放补贴，推出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公民义务，等等。

减少购买肉类和奶制品、践行垃圾分类、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杜绝纸张浪费、控制道路或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这些“小行动”都很重要。据我观察，公民们在必要时通过施压或者发起抵制运动，可以不断推动企业和政府做出改变。不论是在学校、在工作中还是在家中，不论是个人、协会成员、公司领导者、地方还是公共行政领导，在职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工会成员还是议员，公民还是执政者，“大决策”和“小行动”都有助于改善现状。现状的改善尤其依靠市政府，毕竟城市的能源消耗占据了大头。因为常常是市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负责制定交通、住房、基础设施和垃圾处理方面的政策，并且世界上每天都会新增19万城市居民。

为了衡量这些“小行动”的重要性，C4集团提议为法国列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囊括“仅根据个人意愿发起，且不需要投入任何资金”的十几个行动。该清单于2019年6月发布，列举出了一些“日常小行动”和一些更大的行为改变（比如不再乘坐飞机、只吃素食……）。研究显示，如果一个法国人每天都完全践行这些行动，坚持一年，他的个人碳足迹将会减少25%。因此，研究得出了两大结论：“不能忽视个体行动的影响”，但“必须要认识到即使是一个‘英雄行为’得到普及，也不能确保减少的碳排放量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2摄氏度控温目标”。研究人员们还强调道，“对于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来说，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可以将个人碳足迹减少5%—10%”。(www.xing528.com)

整个欧洲都展现出了类似的向好的决心，这种决心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一种意愿。一家调查机构为欧洲投资银行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于2019年秋季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开展。研究显示，74%的欧洲人都准备，或已经选择用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方式出行；91%的欧洲人表示自己会进行垃圾分类；94%的欧洲人会选择购买或者打算购买本地或当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气候变化与塑造社会经济的主要结构是相关联的，尤其是能源和食品这两大结构，它们的碳排放量非常高，仅以消费者某些行为习惯的改变来降低碳排放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小行动”是非常有用的，一如接下来将提到的“大决策”。

具体谈到“大决策”时，在2019年纽约气候行动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总结了他对未来的几点展望，这些展望既合理又充满雄心：他呼吁各国上调承诺目标，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意味着需要在2030年前减少4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达到碳中和，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征收碳税而不是个人税，2020年后不再新建燃煤电厂。为了支持这些“大决策”，这里我想重提在本章开头提出过的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否是推动气候领域进步的好办法？

有些人批评这些年度大会无法或者说不再能取得足够成果，且会议的组织成本高，章程烦冗。诚然，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商讨气候问题，或探讨生物多样性（预期于2021年在中国举行的气候大会的主题），但有人建议，可以用排放大国（20国集团）之间的协议代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或者采取“同盟”、特别会议的方式，用更加灵活的、可自愿参加的会议来代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例如，可以举办关于金融、太阳能、城市和地区倡议、纺织业等主题的专门会议。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联合国内部的这种国家间的谈判，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运转不灵，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的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形式可能并不是最理想的，其章程烦冗，并且召开年份不同，取得的成果也大不相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建立在达成共识的规则之上，因此当单边主义抬头时，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目标就会不尽如人意。但是在应对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时，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体现出了其优势，因为它能够向各国和各大企业施压，促使它们进行对话、评估并做出决策。

目前人们也提出了一些改善方法。有些人建议用各经济领域内部的协定来替代国家间的对话，比如水泥和航空业的协定。但只有当这些协定充满雄心、落到实处的时候才是有用的，且这些协定不能覆盖所有领域，也不能替代国家做出的正式承诺。人们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改善方法：利用科技和金融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我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谈论这两个方面，这些“工具”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既不能替代国家做出的承诺，也不能对承诺落实情况进行必要检查。后文还会提及施加道德压力、动员群众以及“以身作则”等方法，这些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方法总归无法满足对于全球性战略的需要，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开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去制定战略，只是需要首先解决大会运作的一些技术问题。

具体有哪些技术问题呢？比如，与其在每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第一周进行专家讨论，接着在第二周取得政治妥协，不如在每届气候大会上，花更多的时间对比审查各国取得的成果、产生不足之处的原因以及为未来做出的具体政治承诺。实际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应该让每一个国家承担起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同时，最好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日程和一些科学报告（尤其是那些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的发布时间统一起来，因为这些科学报告可以为即将做出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每年一度的召开频率也值得商榷。在这方面，我们没办法从推迟到2021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吸取经验，因为这届大会的推迟是由一场突发的公共健康危机造成的，并不是人们有意为之。只能说，在“正常”时期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为了更好地筹备大会，提高大会的影响力，难道不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吗？总之，为了使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够推动各方应对气候问题，在气候领域取得进步，就必须定期聚集各方，包括国家及非国家级行动者，尤其是那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必须汇总整体性和行业性倡议，动员金融专家和技术专家；并在整顿后的每一届大会上制定新的具体目标。

但是，我认为取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构成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有几届气候变化大会确实令人失望，比如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但是几乎每届大会都取得了一些成果，或者说至少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对气候问题现状进行了分析。

以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进展。首先，由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尔（Manuel Pulgar-Vidal）主持的2014年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利马召开，这届大会推进了巴黎大会的筹备工作，确定了《利马—巴黎行动议程》，汇集了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倡议。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促成了《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的协定。于2016年在马拉喀什召开的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一步深化了利马议程和巴黎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第23届柏林气候大会和第24届卡托维兹气候大会虽未能使各国的总体目标更上一层楼，但制定了《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大部分内容。第25届马德里气候大会在海洋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小进展，但既未提升各国的总体目标，也没有按照预期解决规则手册的遗留问题，也就是专家提出的第六条（碳交易市场）和第八条（损失损害补助）上存在的问题。第25届气候变化大会仅仅达成了国家间的最基本协议，也就是促使各国做出了未来的承诺，而那些最发达的国家应在第26届大会召开之前证明自己信守了承诺。所以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将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将标志着《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它将会在2021年，也就是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举行，当然美国大选将会影响该届气候大会的成果。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将会明确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是否推动了向低碳社会的转型过程，还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放弃低碳发展路线了。

我认为，在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出调整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暖的各方，尤其是各国政府，务必定期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各国不应该将自己的不足归结于那些被简称为“非国家级参与者”的参与方，它们的作用远不止于此。那些排放大国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应当公开承认他们的全球责任。那些小国家也应让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只把气候问题的决策权交给20国集团（姑且不谈通过何种程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们观察到采取“峰会”“联盟”和“同盟”形式的行业性或地区性倡议越来越多，这些倡议的优势在于可以动员合作伙伴以及某一特定领域、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项目的公共舆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之前已经强调过，这些倡议只能聚集有意愿参与的行动方，并且主要针对一个主题，只在一个层面上采取行动，然而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其实在于各层面所采取行动的协调一致，其中包括不同参与者，不同领域、地区、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层面。并且，这些自愿性和行业性倡议往往缺乏“承诺性”，甚至约束力。这些倡议无法动员每个国家，且常常把最脆弱的国家、地区和人员搁置一旁，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同，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各国政府、各方在全世界舆论的监督下，长久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很大可能会做出调整。长久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只是专门讨论目标的论坛。现在的大会应该致力于评估取得的成果，制定宏伟的目标，协调各方的行动。应对气候变暖的目标已经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得到确定，我们不能每年再重新进行这项工作！大会应该做的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对各方做出的承诺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对比，在关键领域采取行动，让所有参与方，尤其是那些碳排放大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非政府组织和国际舆论批判的目光下，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定期对所有参与方做出的承诺和取得的结果进行对比，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尽管这意味着得在某些方面做出调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取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当于给气候怀疑论者和多边主义的反对者送了一份意外之喜。

这个世界既需要积极的日常“小行动”也需要“大决策”。也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法国促成了《公民气候公约》的制定，该公约在9个月内，聚集了150名随机抽选出来的法国人，他们在2020年6月制定出了覆盖方方面面的倡议。除了“小行动”和“大决策”之外，世界还需要地方日常进展和具有凝聚力且充满雄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是这一切的结合带来了希望，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