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温室效应。
地表吸收了三分之二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这些太阳辐射的热量温暖了地表。在光线反射的作用下，剩余的三分之一以红外辐射的形式返回太空，而低层大气中的气体却拦截了其中一部分，并将这部分热量再次返回地表，不断给地球升温。因其作用类似于栽培农作物的温室，我们故将其命名为“温室效应”。没有它，地球表面的最低平均温度会降至零下19摄氏度，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地表平均温度14摄氏度。温室效应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且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
但问题在于，工业时代开始后（1890—1900年），人类对化石燃料（比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开采日益增多，温室气体排放也随之增加。许多人类活动（诸如能源生产、工业、农业、畜牧业[1]、交通运输和建筑业等）加剧了这一自然现象，并且导致了全球变暖。以往即使是在地球最热的时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始终低于300 ppm（lppm=0.001%）。然而，就在过去的150年里，这一数值已经远远超出400 ppm，实属80万年来从未有过之事，而且这一数值还将持续走高。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也极大地加剧了这一现象。
我们已深陷一种恶性循环中。当前气温持续升高，冰川和浮冰不断融化，极大地削弱了光的反射作用，而同时，水温上升又会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干旱的气候带范围不断扩张，导致植被（森林、红树林等）减少，可以天然固存的二氧化碳量也相应减少。海洋变暖以及例如在西伯利亚发生的极地冻土融化，将大量释放另外一种极具污染性的气体——甲烷，而这些地方的土层本应该是永久性冻结的。种种因素同时作用，温室效应不断加剧，事态很可能会发展到人类无法控制的地步。
说到底，温室效应就像火一样，存在双面性：火，既可以是蜡烛和壁炉里温暖乖顺的火焰，也可以成为无情吞噬一切的熊熊大火。专门研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哲学家文森特·邦特姆斯（Vincent Bontems）认为这种比喻其实是我们当今社会深刻变革的写照，他写道：“好像是熊熊大火占了上风。放眼今日世界，从加利福尼亚到印度尼西亚、从澳大利亚甚至到西伯利亚，一场又一场森林大火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全球变暖以及我们对能源的疯狂消耗。这些烈火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烧毁的森林树木已然无法再生……对人类社会而言，现实也不过如是，我们一再过度地生产和消费，以至于耗尽了大自然自我再生的能力。”
比起工业化前的时代，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了1.1摄氏度。2009—2019年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十年，而且2019年本身就是自1850年首次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一年[2]。但一进入2020年，好几个月的气温都接连创下了新纪录。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气候变暖给人类一点颜色瞧瞧罢了。科学家强调道，即使各国遵守“国家自主贡献”（CDN），也就是说就算各国都能信守目前做出的承诺，到21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也将会超过3摄氏度。
其实，即使气温只上升1.5摄氏度，也会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温度升高、高温酷暑、极端天气频发（暴风雨、气旋、干旱、大火）、水资源减少、海洋酸化导致生物（昆虫、植物、脊椎动物等）多样性减少和农业减产，等等。全世界亿万人民都将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最穷苦的人。这些现象大多数还会相互作用，使得预测更糟，后果更严重。
当气温升高2摄氏度时，上述后果将进一步恶化，因为气候变暖后果的严重程度是呈指数上升的，这意味着它们的恶化速度要比气温升高的速度快得多，所以这完全可能导致情况失控。
对这一现象的观察随着时间流逝越发清晰，预测结果也越发令人担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中预估，至2100年，最高气温增幅可能会达到4.8摄氏度。2019年9月，在筹备计划于2021—2022年发布的报告时，该委员会的法国专家成员制作了几种气候模型。模型预测指出，“在最坏的情况下，全球平均气温将会在2100年上升6.5—7摄氏度”。在这项新研究得出的各种预测结果中，只有一种符合《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即将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且还是在精确且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这种预测才可能成立。要实现这种所谓“乐观”的估测，意味着既要立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21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中和”[3]，也需每年捕获100亿—150亿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我们目前对此无从下手。这些专家们（他们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国非洲经委会、法国气象局等）还指出了更令人担忧的后果：全球变暖带来的区域性影响。“无论是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至少20年里，热浪将更加来势汹汹，也会越发频繁。”这些专家不是在耸人听闻，他们举的大部分例子已经足够令人恐惧。
简而言之，温室效应如今已经成为烤箱效应。
我本人不是灾变论者也不是现在所谓的“崩溃论者”，但我也认为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人们确实需要问一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不是将被“碳化烤焦”？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将有机物碳化，或者是完全烧毁。在刚刚的语境下显然是第二个意思。其实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科学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由于全球变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体面地生活，甚至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专家们同时也指出，若采取强有力的紧急行动，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灾难性后果。
地球所经历的这些变化不仅是“翻天覆地式”的，而且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按照惯例计算，假如我们将整个宇宙的发展史浓缩到一年来看[4]，那么宇宙诞生那天是1月1日，银河系在5月12日出现，太阳系则在9月2日出现。生命诞生于9月9日，恐龙差不多在12月25日出现，智人出生于12月31日晚11点48分，而雅典和罗马则在当天晚上11点59分53秒才建立！直到这一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秒钟，人类的近现代史才正式展开！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地球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如此必要、如此迫切却又如此艰难。“巨大动荡”和“气候紧急状态”这两个词确实是深表其意的。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巨大动荡”与我们的发展方式本身是密切关联的。我们选择的，或者说我们被迫接受的这种发展方式，是可承受、可持续的吗？实际上，我们越来越频繁提及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疑问。长期以来，欧洲人一直受到笛卡尔自然观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人一直位列宇宙中心。可我们混淆了所谓“自然”和“自然资源”的概念，忘记了后者并非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天地间的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却常常忽视这一点。欧洲人一贯秉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我们终于发现欧洲文明的这种观点本身正是问题之所在。我们重新意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在自然之外存活，更不存在面对自然的优越性；人与自然之间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所有的损失、伤害也是由此及彼。我们终于明白人类并非地球上唯一的居民，地球上还存在其他生命，它们都应该被人类所承认。用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铿锵有力的话来说，“在这个被各个民族占据的舞台上，它们是如诗如画的装饰”。预计到2100年，当地球人口达到90亿—100亿时，气候变暖引发的大火会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那些吞噬一切的大火也将使人类意识到，人类的命运早已和众生紧密相连。(www.xing528.com)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巴黎协定》设定了以下两个目标：升温幅度标准为1.5摄氏度和2摄氏度。也就是说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还应采取行动，努力在21世纪末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5]。该协定案文的第4条以外交行文特有的格式起草：“缔约方旨在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同时要认识到，到达峰值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来说需要更长的时间；此后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数据迅速减排，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大背景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碳汇吸收量之间的平衡。”
设定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但为了实现它所要面对的巨大困难在于，我们在行动上仍然非常落后，差之甚远。当我用“我们”一词时，我想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早在1984年，那时我还年轻，作为时任法国总理，我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领袖莅临凡尔赛宫时就曾说过：“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本质上就注定了这里孕育着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动员所有人构建一个目标共同体、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自然环境。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的地球都是独一无二的。”[6]
就在这颗独一无二的星球上，我们签署了《巴黎协定》，设定了共同目标。然而很显然，国际社会并没有遵守这些目标。2019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向我们展示了国际社会自相矛盾的方面。从好的方面讲，国家、城市、企业和公民们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有很多年轻人都被动员起来去支持这些行动。但不好的方面是，无论是从记录到的温度水平还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来看，2019年都是创纪录的灾难性的一年。
在这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战斗中，2020年可谓是关键之年。首先《巴黎协定》在2020年正式依法实行。同样是在这一年，根据《巴黎协定》，所有参与国都应该在此前承诺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新的更好的气候承诺。2020年应该是启动新一个“十年行动”之年。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完全打乱了一切计划。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影响的确使我们对抗全球气候变暖的决心有所动摇，不过我们也看到在其他方面的决心反而得到了强化。
在这次疫情面前，我们证明了只要下定决心，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有力、迅速的反应。但是，从经济上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如何应对这次全球健康危机，而把应对气候变暖抛在脑后，那么这个重要任务很可能会因此受挫。在有些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居民承受着双重甚至是三重痛苦，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健康问题与经济问题，还有气候变化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原本应该在2020年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推迟了一年，将于2021年举行。而这次大会本应该是让国际社会认清现实的时刻。
现在摆在世界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是：2021年，是灾难之年还是转折之年？
【注释】
[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反刍动物会排放大量甲烷。甚至可以说：“如果牛代表一个国家，那它们将是温室气体的第三大排放国。”
[2]因为当年强烈的厄尔尼诺暖流，2016年是迄今为止最暖和的一年。
[3]抛开复杂的科学争议不讨论，“碳中和”旨在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小于或等于自然环境（森林、农业土壤等）和某些工业过程（比如捕获碳和储存碳等）所吸收的气体量。
[4]参见弗朗索瓦·杰梅内（François Gemmene）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c）所著的《人类纪地图集》（Atlas del'Anthropocène），科学出版社（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EDP Sciences），2019年。
[5]“全球”平均气温升高1.5摄氏度，意味着大陆地区升高的温度更高，而且在一些地区升温更为明显。
[6]世界环境会议（1984年11月16日，凡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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