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晚期美学思想中“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提出虽仍然无法解决其美学思想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且遭到来自学术界不同学术派别的不同学者的质疑和驳难,但如果把他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置放在其发生、发展、改进的历史发展角度上来考察,应该说,他的美学思想的贡献性是大于局限性的。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在中国美学界一直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如其美学思想中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着对审美的实践基础的坚持、对主体理性精神的追求以及其理论本身所体现出的坚实而又厚重的历史感等,很多人正是通过他的著作和文章来了解20世纪西方美学,并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因此,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具有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实践美学也因他的先锋作用而不断地改进、发展和深化,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的春天。张玉能先生对以李先生为代表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的整体贡献是这样评价的:“实践美学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为中国美学找到了最具有超越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美学的超越具体化为中国美学中的一次巨大的超越。那就是超越以认识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中国当代近代传统美学,特别是对于以吕莹、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的总体性超越。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既超越了单纯认识论的美学框架,又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以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实践美学或实践派。”[14]综观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我们可以概括归纳出以下几点,以体现他的学术贡献。
第一,李先生的实践美学脱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的美学论争,在当时形成的四大流派中,以他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脱颖而出,并且在与蔡仪先生为代表的“反映论美学”的论争中建立了实践美学,实现了对长期统治我国美学界的反映论的超越。“实践美学摒弃了实体观念,认为基本的存在不是物质或精神实体,而是社会存在即人们的历史实践,客体不是实体而是实践对象。在这种哲学观基础上,美就不再是某种物质实体,而是人的对象,它打上了主体的印记。实体观念向对象观念的转变,为解决美是什么这个千古之谜指出了方向。”[15]随着“自然的人化”理论的提出与深化,美与美感的起源问题也得到了解释与说明。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泽厚提出的实践范畴沟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的片面主观性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客观性,并为解决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奠定了基础。实践美学“把美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上,为审美找到了社会历史实践这个坚实的现实基础,从而克服了传统美学的直观性和纯思辨性。”[16]
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展开了新一轮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形象思维的讨论拉开序幕之后,美学界再次掀起了一场继50年代美学大讨论之后的又一次美学大讨论。此次美学大讨论与上次美学论争不同的是,美学讨论不再执着于争论美的本质、美是客观还是主观等问题,也不再出现50年代那种“谈唯心色变”的情况,而开始转入一些比较专业化的领域,出现了“美学热”的现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先生致力于《手稿》中“实践”观点和康德主体性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主体性概念和“积淀说”,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化的反映论的、非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此外,在充分借鉴吸收康德的主体性思想之后,他又充分发掘马克思实践论中内含的主体性思想,将实践所创造的人类的造型力量与人类的审美结合起来,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的著名命题,并且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连在一起,将审美看作人类自由的最高体现。不仅如此,还在外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在自然人化说,从而完善了“自然的人化”这一贯穿其美学思想始终的重要概念,大体上确立了他的主体性实践美学的整体框架,为推动中国20世纪80年代争取现代性的思想启蒙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引领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主体性的发现是启蒙哲学、美学的历史功绩,是哲学、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中国新时期的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为推动启蒙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里程碑。中国的现代美学只能从这个起点前进。事实上,后实践美学也充分肯定了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实践美学阵营中的其他代表则追随着李先生主体性实践美学体系的步伐继续前进,不断地挖掘实践美学理论潜在的发展空间。
第三,李先生的美学体系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基础,但它又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吸取了康德哲学、西方现代美学以及中国儒家、道家思想,杂糅百家,化成一体。虽然难免存在着体系上的漏洞,但毕竟创造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有生命力的美学体系。他的实践美学的开放性保证了其生命力。李先生的美学具有自我更新的勇气。他在20世纪80年代从《手稿》中吸取了理论资源,把50年代的美学思想发展为实践美学。在以后的美学争论中,面对学术界的非议,他又自觉调整此前的群体理性立场,注重张扬个体生命感性之价值,不断发展、完善实践美学。这些举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的体系中的矛盾,但是证明了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的模式,而是随着他本人认识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前进。他自觉主动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积极影响,以宽阔的胸襟和开阔的眼界致力于主体性实践美学的修正和完善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无论反响如何,他个人不懈的努力和深厚的学术热情都是值得称道的。王柯平先生认为,在李先生的思路中,潜含着一种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精神关切。这种关切不是出自悲天悯人式的诗化想象,也不是源于终极关怀式的宗教伦理,而是基于会通中西哲学的人文视野以及“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自设目标。按他的说法,这种关切可以具体化为“以文明的多元互补、和谐共存,来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繁荣和进步探索出一条精神道路”。这也就是他在《历史本体论》扉页上的引言:“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与安定。”(爱因斯坦语)很显然,上述引言都表达了一种普世主义的精神关切,不仅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或国粹主义的疆界,而且成为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支点”。这种感情生活实为他的精神生活,这一支点实为他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是李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与其生活的要义所在。他个人的思想学说、生活经历与现实处境也能印证和说明这一点。[17]李先生的这种普世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关切情怀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所要具备的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也是知识分子应努力达到的精神境界。
第四,李先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并对中国古典美学以及近现代思潮进行逐一梳理,做了大量的学理研究工作。在这个基础上,他主动改造、吸收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资源,力图改变20世纪中国美学西化的格局,为中国美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术话语和研究思路,探索了一条融会中西美学的崭新道路,努力尝试着将中国的审美智慧融入整个人类美学的知识系统,使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重新挖掘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的当代意义,并使其有益于当代人类精神的幸福。他对“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一个世界”等富有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精神的美学范畴的提炼和阐释都是他首创的理论成果,这些范畴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精神与气质,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五,李先生还和刘纲纪先生进一步总结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六个基本特征:高度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强调美和理的统一;强调认知和直觉的统一;强调人和自然的统一;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18]李先生深厚扎实的学问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他对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所做的种种努力,都让人钦佩。
至此,我们可以对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体系的特点进行总结。邢煦寰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不同于一般理论的自身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思辨过程,总是和感性实践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深刻的理论认识,常常伴随着浓郁的情感体验;它的严谨的论证方法,经常辅之以生动的描述方法。从而在总体的理论形态上,具有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形象与抽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具有既深刻睿智又鲜活生动的特色和魅力。质言之,实践美学不是一种静态的纯思辨美学,而是一种走向行动的美学;不是静卧书斋的美学,而是行走世界的美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美学,而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美学;不是与人生无关痛痒的美学,而是以人为本、与人类最高追求紧密相连的美学。否则,只停留在哲学玄思的境地,很少研究和联系现实社会艺术审美实践,是很难获得普遍关注、产生广泛影响的。”[19]
综上,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具有深远的学术潜力。薛富兴先生指出,他对人类审美意识发生学的探讨,他将审美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之背景之意识,他提出的审美在当代人类精神健康事业中的价值功能、美学的多元化及科学美学等均是极为重要,有普遍性和前瞻性的问题。[20]此外,刘悦笛先生认为,实践美学在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等方面将是大有可为的;章建刚先生指出,在实践哲学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艺术概念,从艺术的当代命运的角度切入,很可能是实践美学较有希望的发展方向;刘清平先生则提出,实践美学若面对大众审美文化,它提到的那个实践(领域)的扩大会十分有益;邢煦寰先生认为,实践美学的发展前景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实践观念急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二是人学内涵亦需进一步深入开掘、研究和发展,实践不仅是人的对象,而且是人的存在本体的本质。由此可见,李先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难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继续探索和研究,带着学术界众多学者对实践美学的发展前景的种种建议与规划,中国的现代美学有望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而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也仍然葆有其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最后,本书想引用一位学者的一段话来对李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探索进行总结,这段话也体现了笔者的心声:“我更愿意把李泽厚的哲学看成是一种发展中的理论,一种以他个人的理论努力和对人的深厚关切而不断修正、改进和提升的学说。他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他在展望未来,而这又是以对人的思考和建构这个根本问题来进行的。能做到这一点,其思想和理论努力就是值得尊重的。”[21]诚然,李先生的理论之泉还没有枯竭,他提出的却还未解决的美学问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2]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06页。
[3]夏中义:《选择的批判之批判》,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
[4]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6]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www.xing528.com)
[7]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8]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9]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10]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11]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2]中英光:《评李泽厚先生的主体性论纲》,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9期。
[13]汝信、王德胜:《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14]张玉能:《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载《云梦学刊》2000年第2期。
[15]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6]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7]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1页。
[19]王柯平主编:《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20]薛富兴:《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特征与地位》,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1]詹艾斌:《李泽厚的主体性思想要论》,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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