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理解和掌握实用理性的内涵，先厘清度与其关系

想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实用理性”的内涵，很有必要先厘清“度”这个范畴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前文已述，“度”的内涵之要义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而它的特征是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说，“度”的内涵更多地表现出经验合理性，而不是绝对的理性。受此影响，“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如《历史本体论》所表明乃“经验合理性”（empirical reasonableness）的概括或提升。^[33]而历史本体论认为，人类经验来于“实践”，因此，“实用理性”与“度”一样，它们二者的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

在论述“实践”这个范畴时，我们已将“实践”作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作为实用理性内核的“经验合理性”，也首先产生在这种狭义的实践基础之上。“‘合理性’亦即‘理性’（rationality），它来自拉丁文ratio。有计算（recking）意，与希腊文的Logos粗略相当。但‘理性’一词究竟指什么，长久以来，却蔓生出许多说法和理论，最广泛也最含混的用法，是指人所特有的思维、理解、认识、推论的能力、规律、法则，而大多与逻辑（logic）相关。”^[34]由此，理解“实用理性”这个范畴的内涵之关键便转化到如何理解李先生美学思想中所秉持的“理性”观，并且在此基础上，厘清李先生美学思想体系中的“普遍必然性”、“客观社会性”、“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几个概念是如何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

首先，所谓“普遍必然性”也即“客观必然性”，“它不越出人类活动、思维范围，包括对宇宙、自然的研究，也以观察者或经验的人为其不可或缺的要素或方面。理性是历史地建立起来的。理性的基础是合理性。‘实用理性’正是合理性的哲学概括，它是对先验思辨理性的否定。它强调的正是相对性、不确定性、非客观性，但又不是相对主义。因为第一，它毕竟建立在‘人活着’——吃饭哲学这一绝对准则的基础之上。第二，它仍然认为，由这种相对性、非确定性、非客观性，经由积累，却建立了人类共同适用从而被一致遵守的‘客观社会性’，即所谓‘普遍必然性’。”^[35]一句话，“实用理性”与“普遍必然性”或“客观社会性”一样，不属于先验理性的范畴，而只是在经验合理性上具有意义，但是它们在经验合理性的层次上建立起了人类共同适用而需要被遵守的普遍性，因此，在经验合理性的层次上，它们又具有绝对合理性。为了使读者不致对“实用理性”的内涵产生误解，李先生再次重复强调了“实用理性”的性质：“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亦即人类群体的现实生存、生活、生命的时间过程）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36]本书认为，所谓的“历史理性”与先验理性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先验理性有如康德笔下的“先天综合判断”，超出人类的经验和认知范围，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普适性，而历史理性则是人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思维的不断承继、生成，虽然它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实践水平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虽然李先生更加看重的是历史理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一面，但历史理性也有有限性、相对性、独特性的一面，后者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理性更为突出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也是“实用理性”的本质特征。

从李先生对普遍必然性、客观社会性、理性与实用理性之间的关系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实用理性”是隶属于与先验理性相对立的“历史理性”范围之内，然而，还是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这本书里，李先生在谈论“非理性”概念时，又将“实用理性”划入“非理性”范围之内，这就有点矛盾了。首先，李先生认为，生活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反理性，而是非理性，由此引申出“非理性”这个概念的定义及内涵。他是如此界定的：“所谓‘非理性’，是指它只是某种合理性（reasonablness）、可理解性（understandingable），而不是与the world of ideas（理式世界）、the absolute spirit（绝对精神）、transcendental reason（先验理性）相联系的理性（rationality），即不能把生活、现实、人生、语言归结为超验、先验或既定的范畴、程序、结构、逻辑。恰好相反，一切既定的程序、结构、逻辑以及语言、思维都是从这个‘合理性’的活生生的经验生活中涌现和产生出来的。理性只是作为生活的‘工具’即第二性的存在，才享有其价值和意义。将它置之于生活之上，便是本末颠倒、头足倒置。Hegel所谓辩证逻辑和绝对精神有此谬误，Plato的理性世界、Kant的先验理性，Husserl的纯粹意识，也有同样或类似问题。”^[37]由此可见，在李先生看来，生活是第一性的，理性是第二性的，“‘实用理性’恰恰是将理性作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来定位理性，重视的是功能（function）而不是实体（substance），也从不把理性悬之过高，作为主宰。”^[38]李先生由此得出“实用理性”只是以理性作为工具，与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观点。最后他还总结道：“‘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理性，也不是反理性，它只是非理性的生活中的实用合理性。它是由历史所建构的。”^[39]然而问题在于，“非理性”也认为“理性”只有作为生活的“工具”即第二位的存在才享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它的属性与“实用理性”的属性是一致的，那么“实用理性”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呢？如果它隶属理性的范围，它跟非理性本质上应是不同的；而如果它具有非理性，它就不能被定义为理性之一种。李先生在这里就显示出其思想的矛盾性了。并且李先生在他的思想史中又认为理性是生活之根本，是合理性的表现，到底哪种说法与他的原意更为接近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李先生在论述过程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倾向。出现这种现象，本书认为，这是因为“实用理性”这个范畴本身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事实上更倾向于一种经验合理性，而与完全遵循逻辑推理和归纳综合的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理性”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范畴，因此它的内涵远非理性范畴所能涵盖，这就使它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然而李先生对此没有特别说明和着重强调，本书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疏忽。

事实上，在李先生看来，“实用理性”还有感性的一面，这甚至成为他将最初提出的“实践理性”这个名称改为“实用理性”的原因。“实用理性”在提出之初，本作“实践理性”（见1980年所作的《孔子再评价》一文），这得益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书名的灵感。但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不同在于，前者包含着命令——行动，因此实践理性的最终目的是道德行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自然的目的就是文化——道德的人，这与李先生的历史本体论的归宿是不同的。因此，李先生说：“由于历史本体论不以道德—宗教作为归宿点，而强调归宿在人的感性的‘自由感受’中，从而它便不止步于‘理性凝聚’的伦理道德，而认为包容它又超越它的‘理性积淀（狭义）’，才是人的本体所在。即是说人的‘本体’不是理性而是情理交融的感性。这正是当年弃‘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而用‘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一词的重要原因。”^[40]

通过对“实用理性”内涵的揭示，以及对与“实用理性”这个命题本身有关的“普遍必然性”、“客观社会性”、“理性”，乃至“非理性”这几个概念之异同的揭示，“实用理性”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范畴就跃然纸上，读者在理论上就能逐步切入“实用理性”的内核。然而，只有理论上的揭示是不够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的“实用理性”，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密切相关的范畴，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实用理性”能在中国产生、发展并流传下来的缘由，也需要考察“实用理性”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以“实用理性”精神为核心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由此，我们才能达到从理论层面上升到思想史层面的最终目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两个相近却又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差异——“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

李先生提出的“实用理性”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实用主义”，因此他认为，无论从理路基础上、思维方式上，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取向上都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实用理性”的内涵。在《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他将“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三异三同”的归纳和总结。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其一，两者都反对先验主义，都认为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均由经验而来；其二，都以人类的物质性生存为基础和目标；其三，都非常强调人的操作实践活动，认为理性由此出，理性只是工具，都面向未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也体现在三点，分别表现在：第一，实用理性强调人类生存和活动的超生物性，与生物适应和控制环境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使用、制造物质工具；实用主义漠视这一点。第二，实用理性强调历史的积累和文化对心理的积淀，认为从这里生发出客观性及普遍必然性的绝对标准和价值，重视历史成果，所以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用主义不然，认为有用即真理，一切的工具。第三，实用理性设定物自体作为经验来源和信仰对象；实用主义否定这一点。李先生认为，以上这些区分是比较简单化的概括，而且其中与“实用理性”相对的“实用主义”主要是指杜威所持的“实用主义”观点。但这种区分仍然可以看出“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本质上的不同。^[41](www.xing528.com)

李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论》（下）中还对中国的“实用理性”和美国现代实用主义进行了文化学意义上的比较。他说：“这种实用理性并不同于美国现代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它不只是一种工具主义。它有自己的‘天道’‘人道’相同构而统一的历史信仰和客观规范，主要表现为‘参天地，赞化育’的《易传》世界观和汉代形成的早熟型的系统论宇宙模式。这模式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指导自己实践行动的基本心态，是中国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积淀表现。它具体呈现在医、农、兵、艺、历史、哲学……之中。”^[42]在从理论和思想史的角度上对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进行比较之后，李先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选择实用理性而不使用实用主义的原因。他总结道：“就传统心态说，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但也有与实用主义并不相近的一面，即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且也是认识（或体认）道体的途径。正是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更易倾向于前者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未来世界的理想，而实用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生物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理论和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肯定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存在，是重视对这种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论证的，而实用主义则从理论上排斥这一点。”^[43]这段分析还透露出一个信息：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才使中国知识分子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使中国的哲学与美学走上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实用理性特征还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一书中，李先生揭示了中国文化心理结构背后深刻的文化历史根源，而这同时也是实用理性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质，主要来源于陈独秀讲的‘家庭本位主义’，亦即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讲的‘血缘基础’——以原始氏族社会为渊源，建立在小生产自然经济之上的家族血缘的宗法制度。”^[44]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所以“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礼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实用理性”由来已久，而以理论形态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正是由于实用理性重“实用”、“实际”、“实行”，更多地从经验角度而非思辨的角度去解决学问、世事和人生的问题，才使得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状貌与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与希腊哲学“爱知”为特征，寻求宇宙的本源根底，以了解自然、追求真理为己任不同，中国先秦哲学大都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它以“闻道”为特征，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实际，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和“治国平天下”。西方基督教曾促使与实用无关的理智思辨和情感幻想充分发展，从而精神变得精致，中国哲学却执着于人世实用，即使清醒开通如荀子、王充、柳宗元、王夫之等人都也如此。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服从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研究从属于对人的服务，前者没有独立的地位。“天道”实际上只是“人道”的延伸或体现。从而中国文化及哲学总缺乏对上帝及恶的“畏”，从而缺乏谦卑地去无限追求超越的心理。^[45]这里，李先生不但剖析了“实用理性”之长，也揭示了“实用理性”之短，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这个关键范畴。

除了“家庭本位主义”和“家族血缘的宗法制度”这个根本因素之外，李先生还归纳了其他两个方面的因素，揭示“实用理性”是如何产生和维持至今的。它们分别是：第一，长期农业生产的经验论是实用理性顽强保存的重要原因；第二，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对实用理性思维模式的长久保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实用理性”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而一直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实用理性”产生的影响，李先生在他的思想史论中略有提及，本书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第一，“实用理性”对中国的辩证法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中国的辩证法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总之，在“实用理性”的影响下，中国的辩证法思维注重和谐、平衡、稳定，排斥冲突、不稳和动荡。第二，正是由于“实用理性”重视从长远、系统的角度客观地考察思索和估量事事物物，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失胜负成败利害，这使它区别于其他各种实用主义。可见，“实用理性”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很深厚。第三，“实用理性”把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铸为一体，使历史观、认识论、伦理学和辩证法相合一，成为一种历史（经验）加情感（人际）的理性，这正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第四，“实用理性”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由此可见，“实用理性”秉承了中庸思想的精神理念，一切以是否符合实际需求和需要为标准，以维持平衡和稳定为目标，因而缺乏超越性的思维和形而上的追求，在需要纯粹思辨和逻辑推演的哲学和科学领域落后于西方国家。

李先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书中也对“实用理性”的最大缺陷和弱点进行了阐发。他说：“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最大缺陷和弱点就在于，对于这一实践操作本性的感性抽象的意义和力量缺乏足够认识和充分发展。这也是中国缺乏高度抽象思辨的纯粹哲学的重要原因。如我以前多次指出，中国有技艺，无科学。中国文化由于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没有也不能产生欧几里得几何学和Pythagoras。中国传统实用理性过于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轻视逻辑的可能性，从而经常轻视和贬低‘无用’的抽象思辨。‘雄辩’如孟子，常常违反形式逻辑，仅以气势（情感力量）逼人；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道家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悖论式的辩证观念；法家如韩非着重的更是现实功能的‘逻辑’。从孔子起，重视的都是‘名（概念）’与‘实（现实）’的关系，是‘必也正名乎’，而不是‘名’自身独立发展的价值；而其根由则在于，天人不分的巫史传统，没有可能从独立科学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抽象的‘先验’观念和思维方法。这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现实成败的具体关系的思考和论理上，不能创造出理论上的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和归纳方法（墨辨略有而失传）。汉语缺少抽象词汇，哲学缺少形而上学，思维缺少抽象力度，说话作文不遵守形式逻辑，计算推演不重视公理系统。中国很少有哲人能够发表‘通过逻辑完美的认识，内在价值是不能以应用外在价值所能比拟的’之类的论说，未能重视抽象思辨所获得逻辑真理和认识愉快，远比物质效用和实际利益更为重要。凡此种种，都是由于未认识符号操作乃实践操作伟大提升、延伸和扩大，未认识摆脱了人体肢体活动的物质操作局限性所可能获得的潜在的逻辑可能性。正是这一‘未认识’，不仅使理论而且使实际即人的物质实践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和阻挠，从而缺乏对独立于社会规则的自然律（Law of Nature）的深入追寻未能发展出以高度抽象思辨为基础的现代科学。”^[46]这段长长的引文，充分地揭示了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缺陷和弱点，才导致了中国在需要高度抽象思辨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方面的缺失和落后，因此，应该对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进行必要的自我审视和批判。对于这个问题，李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实用理性”的实质并非先验理性，而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提升，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完全能够适应抽象思维和逻辑训练，进行现代科技的发现发明，改造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力量，使这种力量不仅如古代那样表现在技艺发明中，而且也能表现在极端抽象的符号思考中。当然，李先生也意识到，“对一个已有数千年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群体来说，这种心智习惯的改革更新，亦即理性内化中这一文化心理积淀过程的打破和重组，需要自觉性，也需要相当的岁月时日”，因此也并非一件易事。应该说，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和清醒的。

“实用理性”所产生的最后一个影响就是促成了内圣外王、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思维模式，那么，“乐感文化”则表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