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界对“积淀说”的反对声甚于赞扬声的情况，李先生在《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一书中声明，学术界对此问题一直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积淀”是强调“理性”对“感性”的控制主宰之类。其实恰好相反，从70年代起，他一直强调的是个体、感性和偶然。“我所看重的恰恰是不同于动物性的那种感性、个体和偶然。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正在于人的感性、个体和偶然中有理性在其中。”[104]
李先生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他的“积淀说”产生误解，就在于没有真正理解他的“积淀说”中的“积淀”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在李先生看来，“积淀”是一种形成过程，翻译成forming，它就是一种过程，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过程，不同于心理文化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落脚点在个体的心理，是“理性积淀于感性”，实际是指理性融于感性，因此，李先生认为他的落脚点还是在一种多元性——情感的多元性、丰富性。他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地发展：“文化对心理产生影响，但人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感性的个体，在接受围绕着他的文化作用的同时，具有主动性。个人是在与这围绕着他的文化互动中形成自己的心理的，其中包括非理性的成分和方面。”[105]
前文提到，杨春时先生在《乌托邦的建构与个体存在的迷失——李先生〈第四提纲〉质疑》中曾指出李先生的积淀说缺乏科学的根据，它主要来源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而缺乏足够的实证方面材料的支撑。杨先生认为，人类历史实践不会直接积淀到个体意识中，它只能通过文化积累（而非积淀）制约、影响个体意识。而这种文化制约、影响则是非决定论的，个体保留着选择和再创造的权利。对于这个问题，李先生在与高建平先生的对谈中，明确指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是通过教育（包括人与后天所接受的一切影响）而不是遗传而承传下来的。“荣格讲的颇神秘，而我所主张的是文化的作用，比较接近于纪尔兹的看法。‘人类学本体论’之所以加上‘历史’或‘文化’二字，正是为了区别于一切强调从生物学、生理学来讲人类学的哲学。人是由文化塑造的。”[106]通过以上言论，李先生试图向我们解释，他的“积淀说”并非像杨先生等学者所理解的是把个体存在的本质归结为集体理性，从而抹杀个体存在的独特的、超理性的本质，而是在文化作用的传承中使个体感性既融合群体理性，又保留自己选择和再创造的权利。他希望我们把他的“积淀说”理解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制约的决定论。对此，他在论述成功的艺术作品是历史性与开放性的融合，而且开放性和个人体验又构造着新的艺术体验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所以，成功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它随着时代、随着读者观众而不断更新，不断展示出它的新的意味。这种历史性和开放性恰好是同一的，艺术意义的联系性正在于它们是心理本体的不断创造和丰富，从而它才不是主观的，也不只是经验的，而具有整体生活的和总体历史的本体性质，对艺术的个人体验是从属于又构造着这本体。”[107]此外，他在《己卯五说》中进一步阐明：“为了避免再次被误解，最后需要重复一遍的是，这个积淀论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哲学心理学，既以人类漫长历史的群体实践为根本基础，却恰恰是强调个体存在的哲学。因为不仅文化心理的积淀因人而异，从而人的个体性亦即个性在此显得十分突出和非常重要；而且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个体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大不同前。它不可能再是任何群体（从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到各种宗教教义或‘主义’）的奴隶。‘人是目的’（康德）、‘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各种情感联系中，发展每个人所特有才力、智慧、幸福、快乐和一切潜能，即充分实现每个人的独特存在，将成为人生主要意义之所在。这也许是未来可实现的梦想，也正是美学哲学的指向。”[108]
实际上，学术界对“积淀说”重群体、理性、社会，轻个体、感性与自然的批判对李先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思考高尔泰对他的质疑和批判开始，李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开始重新思考“积淀说”的内涵，对“积淀说”作出了诸多调整和改进。首先，早在《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初版中，李先生就开始注意到存在主义对个体意义的重视。他认为，“实际上，存在主义倒恰恰表现了个体自然的丰富社会意义。自然的生命存在没有什么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它的独特和无可重复恰恰在于他自觉意识和选择，在于他的社会内容和价值。在个体中充满了极其丰满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个体意义之所在。”[109]其次，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他虽然还认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个体的小我被湮没在集体的大我中”是“必然经历的现象”，但他也开始认识到，“从黑格尔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110]因此，他提出“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接下来，还是《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在1984年收入修订后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李先生的措辞比原来缓和了许多，个体自然的丰富意义被提到越来越高的地位。他说：“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到目前为止具有某种有时甚至是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概括说来，个体的小我有时被湮没在整体的大我中等等现象，是共产主义到来以前人类史前期所必然经历的现象”，个体不再完全、必然地“湮没”在整体中。
到了《第三提纲》（1987）、《华夏美学》（1988）、《美学四讲》（1989），李先生开始提出了心理本体建设和“情本体”的范畴。首先，在《第三提纲》中，李先生“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角度提出心理本体的建设问题，指出它和工艺——社会的本体相对应，共同构成人的主体性的内容。在这里，感性、个体成了和理性、群体相提并论的范畴。”[111]其次，在《华夏美学》中，李先生使用了“突破”一词来呼吁塑造一种“以情感为本体的哲学命题”——“去把握、去感受、去珍惜它们吧！在这感受、把握和珍惜中，你便既参与了人类心理本体的建构和积淀，同时又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因为每个个体的感性存在和‘此在’，都是独一无二的。”[112]到了《美学四讲》，这种“突破”的字眼，以及对个体感性与偶然的诉求更是随处可见。他说：“工具本体通过社会意识铸造和影响着心理本体，但心理本体的具体存在和实现，却只有通过活生生的个人，因之对心理本体和工具本体不仅起着充实而且也起着突破的作用。”[113]在《美学四讲》这本著作的末尾，李先生更提出要打破“积淀说”：“不要再受任何行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个体先天的潜力、才能、气质将充分实现，它迎接积淀、组建积淀却又打破积淀”，并且还深情呼唤：“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114]在1989年发表的《第四提纲》中，李先生提出了对生命意义的最新见解：“生命意义、人生意识和生活动力既来自积淀的人性，也来自对它的冲击和折腾，这就是常在而永恒的苦痛和欢乐本身。”[11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先生讲究“积淀说”与“突破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体现了李先生一贯重视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追求。(www.xing528.com)
最后，在李先生晚期的重要著作《历史本体论》中，他再次提到了“积淀”范畴。他说：“人总得活着，唯一真实的是积淀下来的你的心理和情感。文化谓‘积’，由环境、传统、教育而来，或强迫，或自愿，或自觉，或不自觉。这个文化堆积沉没在各个不同的先天生理后天环境、时空，条件的个体身上，形成各个并不相同甚至迥然有异的‘淀’。于是，“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既是人类的，又是文化的，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个体的……可见，‘积淀’三层，最终也最重要的仍然是个体性这一层。”[116]最后，他还重申：“这个积淀论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哲学心理学，既以人类漫长历史的群体实践为根本基础，却恰恰是强调个体存在的哲学。”[117]由此可见，李先生的思路是十分明显的：他既坚持群体实践的基础作用，又强调个体的重要，也正是因为这样，本书认为，即便李先生对“积淀说”作了很多调整和修缮，但他“积淀说”内部的缺陷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积淀说”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依然存在。
美学界大部分学者对李先生的“积淀说”还是持比较辩证的态度的，他们认为“积淀说”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有论者认为，“李先生之所以提出‘积淀’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要用人类学、历史唯物主义、动态的历史观点来补充、完善自己从康德哲学中继承来的结构主义人性论，冲淡其静态对待人性的弊端。以康德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深化康德哲学。这样，就既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开出内在主体性哲学之新局面，又可为康德先验论、主体性哲学找到一个扎实的人类学基础，使康德哲学静态的结构主义具备了马克思式的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品格。”[118]但是，“李先生贯彻其历史主义的立场并不彻底。他重视的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最终根源的哲学论证，而相对忽视了另外一个同样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那就是，主体、主体性的内涵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历史地展开并被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充实的，从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119]
几乎所有批评“积淀说”的言论都看到了“积淀说”本质上只关注人类历时积淀性的作用，而窒息了群体或个体建构对于人类历史积淀进行超越或突破的可能性。然而，诚如陈炎先生所言，“美既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重复，也不是割断历史的一味超前，而只发生在过去与未来相交的那一不断变动的结合点上。一言以蔽之，它是‘积淀’基础上的‘突破’。”[120]李先生的“积淀说”更适合于解释历史，而不足以说明未来，更适合于阐释艺术史或美学史的意义，而不具备美学原理的意义。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实践来更新固有“文化—心理结构”不是“积淀说”所能解决的。所以，尽管李先生一再强调其“积淀说”的落脚点是个体、感性，但是对于个体的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积淀说”还是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李先生的“积淀说”所遇到的这个困惑和难题，杨春时先生认为可以这样解决：“人类早期历史活动形成了深层心理结构，而文明时代的实践活动则创造了现实的文化意识的观念。这也可以理解作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冲突。审美是这种冲突的解决，它使无意识突破有意识压制，升华为自由的审美意识，从而实现了个体、感性和形式的解放。审美意识并非实践积淀的产物，而是主体突破实践水平的超越性努力的结果，因此这里无决定论可言。”[121]可见，如何换一个角度和视野来解释“积淀说”无法解释的审美现象，还是大有可为的，像陈炎、杨春时等学者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独到的见解都是可以继续阐发和挖掘的，从而寻找一种更合理和更有效的学说来弥补“积淀说”的不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