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本体”的说法，是李先生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中引起争议最大、批评最甚，而李先生对此也解释最多的一对范畴。其实，严格说来，心理本体与情感本体的内涵并不相同，它们并不是同一对范畴的不同提法。如果说，心理本体是相对于外在工艺社会结构的“工具本体”的人类内在文化心理结构，那么“情感本体”则是以情感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心理本体。李先生晚期之所以单独提出“情感本体”而淡化“心理本体”的提法，是因为情感作为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要义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更能集中概括地承担起美学解放人类个体心灵的重担，美学存在的独立性和必要性亦由这个“情感本体”而凸显出来。
李先生认为他的“两个本体”其实并不矛盾。理由如下：第一，首先是因为没有别的词好用。第二，他认为应区别于现象与本体中的“本体”之义，这种看法现在不被认可。他用本体是指最后的实在，最根本的东西。第三，这两个本体是有先后的。第一个是“工具本体”，也叫“工具——社会”本体，第二个叫“情感——心理”本体。第四，他之所以在晚期又提出了“心理本体”（情感本体），是因为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但人本身也是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存需要、人的情感欲望，动物也有的这些东西，它是怎么人化的？这就是人类自己建造的情感。因此，李先生认为这两个方面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构成一个整体。以前强调实践多一点，但那是基础，而且与五六十年代的语境相联系，当时美感的多重性不能多讲，到七八十年代，讲内在的自然人化多一些。情感本体、心理本体和外在工具本体是相对应的，但在理论逻辑上是有顺序之别的。他认为，两个“本体”实可理解为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实践”主要讲制造和使用工具，人才成其为人。而情感、意志等属于心理学范畴。人的情感最终是由人的实践所决定的，但又不是直接决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99]
乔东义先生认为，“李先生之所以既建构工具本体，又建构情感本体，是因为他发现工具不能解决人生矛盾，而情感作为人生的要义却没有自身的根据，从而要求以工具为基础，以情感为主导。鉴于对工具本体和情感本体的如此理解，李先生认为其目标不是工具，而是情感，工具本体将转向情感本体”[100]。徐碧辉女士认为，李先生之所以提出了两个本体，是因为他的哲学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历史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在强调历史维度的前提下，对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提出一个生存的依据或生存的合法性。[101]韩德民先生也认为，“李先生先生应该是试图以这种方式，强调人类历史的某种进化和发展性质，强调人文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逐步超越的关系，以及随着这种逐步超越而发生的文化世界之根本立足点的转移。”[102](www.xing528.com)
然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这种转化持怀疑的态度，如薛富兴先生所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李先生主体性实践哲学的思维起点。他从《手稿》中继承了‘人化的自然’命题，人类学学术视野及群体本位理性主义立场。这些因素既有益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建构，也对它形成了制约。从根本上说，主体性实践哲学并没有走出《手稿》的人类学视野，仍未完成从工具本体论向心理本体论的过渡。因此，它是一种未完成、不成熟的理论形态。”[103]这里，薛先生对李先生的“情本体”暴露出来的新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下文还将专门针对此问题，分析指出李先生“两个本体”之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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