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思想与中国三次美学论争（第2版）的影响

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之后，李先生的美学思想也在逐步改进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李先生的美学观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从而为美的本质问题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和现实基础，把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美的客观社会性的哲学根基——自然的人化。当然，这个时候“自然的人化”的思想还主要停留在外在的自然的人化，即自然在实践改造的基础上，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他仍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美的本质的解说，而直到80年代内在自然人化的提出后，他才把视野重点转向了美感问题，自然人化学说也因此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思想文化界展开了新一轮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形象思维的讨论拉开序幕以后，美学界再次掀起了一场继50年代美学大讨论之后的又一次美学大讨论。在对《手稿》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从50年代的各种政治教条下解放出来，美学讨论不再执着于争论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等问题，也不再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仍然有这种倾向）50年代那种“谈唯心色变”的情况，而开始转入一些比较专业化的领域，如电影美学、戏曲美学、书法美学等，并出现了很多美学方面的论著和刊物，以及大量的西方美学著作的译著。另外，随着这场美学大讨论的发展和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美学一度呈泛化趋势，诸如爱情美学、军事美学、新闻美学、伦理美学等名目繁多的“美学学科”的出现。虽然，这种现象并不是很合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美学确实火热。美学成为一种热，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有深层的社会含义。一方面，80年代的“美学热”继承了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双百”方针所提倡的学术自由而得以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国人的思想逐渐复苏，开始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并对“美”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追求，加上美学学科与政治的关系比起其他学科与政治的关系较为疏远这一先天优势，“美学热”的产生，甚至发展到后来的“文化热”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上述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思潮的推动下，主体性与人道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界乃至美学界的旗帜。而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手稿》成为“圣经”，康德的主体性思想也被重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先生适时地站在时代发展的浪尖上，提出了主体性、积淀两个重要的概念，并在外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在自然的人化说，从而完善了“自然的人化”这一贯穿其美学思想始终的重要概念，大体上确立了他的主体性实践美学的整体框架，对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引领了中国美学的发展，成为中国美学界的主流学派。

在这场美学论争中，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除了李先生的其他三派美学也都有所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蔡仪先生突出了反映论，把审美活动当成是对客观的美的反映活动，形成了反映论美学体系；高尔泰先生在这个时期把审美活动与人的自由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的命题；朱光潜先生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手稿》之后，也开始接受了实践观点，将审美活动当成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即艺术生产。这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与物质活动共同构成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朱先生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也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统一于人的主观意识和主观情趣，转变为美统一于人的艺术生产活动。此外，蒋孔阳和刘纲纪两位“实践美学”阵营的代表人物，也分别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两位先生的美学思想与李先生美学思想的异同将在下文具体阐述。相比李先生与其他美学流派之间的主要美学思想和观点，李先生的理论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抓住了当时美学发展的脉搏，适应了追求主体性的时代氛围，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非主体化倾向（如蔡仪的反映论美学）的弊端，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理论贡献，特别具有时代的感召力，因此，当时的“美学热”实质上就是“实践美学热”。从这场美学论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先生的美学思想的历史意义，是对人、主体的充分肯定，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化的非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www.xing528.com)

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美学论争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变革也起到了催化作用，刘再复先生运用李先生的主体性理论，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对当时以及在此之前文学界的反映论文艺观提出了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守旧派（坚持反映论文艺观的学者）对刘先生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而更多地受到主体性美学思想影响的学者则拥护刘先生的观点并进而维护主体性的文学理论。最后，文学的主体性观念得以确立，一开始批评刘先生的人（如敏泽等），后来也开始接受“主体性”概念，虽然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接受主体性的，而刘先生的主张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1]

进入20世纪80年代晚期，借着此前那场“思想解放和文艺复兴”的余波以及对自己上一阶段的理论进行再次的反省，李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养料中获得新的灵感，提出了“情本体”与“人的自然化”，一方面适应了当代世界乃至中国美学界发展的需要，使其理论重心从“工具本体”和“自然的人化”转向了“情本体”和“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也在对西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异化的对抗和补充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

综上，上文所述的发生在中国美学界的两场影响深广的美学大讨论与李先生美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深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李先生得益于此，并在这两次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影响中国美学界半个世纪之久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同时，也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而具有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掌握并评价其美学思想体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