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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美学思想:探讨中国美学论争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实践观相似,李先生提出“自然的人化”也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如果说实践只是李先生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前提,那么“自然的人化”和晚期提出的“人的自然化”则是李先生实践美学真正核心的概念。[29]这节,我们主要探讨的是“自然的人化”是如何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手稿》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自然的人化的必要条件。

李泽厚美学思想:探讨中国美学论争

与实践观相似,李先生提出“自然的人化”也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如果说实践只是李先生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前提,那么“自然的人化”和晚期提出的“人的自然化”则是李先生实践美学真正核心的概念。关于“自然的人化”这个范畴的发展过程,徐碧辉女士在《论实践美学的自然的人化学说》这篇文章中作了总结:“‘自然的人化’概念是在60年代的《美学三题议》中提出来的,以后在出版于70年代末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80年代出版的《美学四讲》、90年代的《己卯五说》等著作中,这一概念被反复论述,其内涵也不断得到扩展、补充和完善。”[29]这节,我们主要探讨的是“自然的人化”是如何提出来的。

李先生“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马克思《手稿》的影响,一方面又是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与蔡仪和朱光潜的论辩中发展而来的。对于前者,李先生是在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的引用和借鉴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马克思的《手稿》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自然的人化的必要条件。整个自然界和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而这一切实现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0];“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31];“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2]

李先生受《手稿》影响,认为“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33]李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然的人化”学说提出的前奏,是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个命题展开的,即自然的人化源于人类社会实践。而在李先生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提议》这篇文章中,“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初具雏形。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提出了人对自然的直接改造和间接改造,即后来的狭义自然人化和广义自然人化的雏形。他说:“所谓‘人化’,所谓通过实践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并不是说只有人直接动过的、改造过的自然才‘人化’了,没有动过、改造过的就没有‘人化’。而是指通过人类的基本实践使整个自然逐渐被人征服,从而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有的是直接的改变(如荒地被开垦,动物被驯服),有的是间接的改变(如花鸟能为人欣赏),前者常常是局部的、可见的改变,而后者却更多的是整体的、看不见的改变,前者常常是外在自然形貌的改变,后者却更多的是内在关系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都得属于‘人化’这一范畴。所以,人化的自然,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成果。”[34]此外,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还提出了自然人化的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它们与李先生后来提出的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一贯性,从而,李先生的“自然人化”学说成为一个包含广义和狭义、外在和内在、客体和主体、自然与人、感性与理性等多重因素的内涵丰富的哲学和美学范畴。“实践在人化客观自然界的同时,也就人化了主体的自然——五官感觉,使它不再只是满足单纯生理欲望的器官,而成为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正因为主体的自然人化与客观的自然的人化同是人类几十万年实践的历史成果,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客观自然的形式美与实践主体的知觉结构或形式的互相适合、一致、协调,就必然地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35]可见,自然人化的命题在李先生美学思想的早期已经初步具备雏形,到了他的美学思想的中期就形成了狭义与广义、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多重内涵的局面。下章将专节论述。

除了马克思《手稿》为李先生“自然的人化”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外,李先生通过和蔡仪先生、朱光潜先生的论辩完善和发展了“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的内涵。在“自然的人化”这个问题上,蔡仪先生甚至认为马克思《手稿》中提出的这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由是《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著作,明显地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一文中对“人化的自然”的看法是:“凡是一个人所看见的东西,所听见的东西,都是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他本身的对象化;这些也是把他的个性确证着并实现的对象,于是他自己也就成了这些对象的东西。因为这些言论就是人本主义特点的,实际上是物我互化以至物我同一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36]这里,蔡仪先生否认“人化的自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将其看成是唯心主义的表现。其实,蔡先生混淆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将人作为动物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类”而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已经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突出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人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人的决定意义。因此,他的“人的自然化”的学说显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它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是“物本”与“人本”的有机统一。(www.xing528.com)

李先生在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中批判了蔡仪先生的这种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观,他认为蔡先生的“美在典型”说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来谈美,这实质上是一种僵死、机械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典型论。而把美归结为物体的自然属性更显得站不住脚。他在批判蔡仪认为自然美在于“个别的自然事物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性”时说:“难道不相当接近于柏拉图、黑格尔等认为美是‘显现了’某个客观存在的抽象理念或共相(一般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观了吗?”[37]此外,他对蔡先生的美学还作了这样的总体评价:“蔡仪在40年代末发表了他的《新美学》,试图努力建立一个和唯心主义美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同马克思所理解的以社会历史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还有不小的距离,加上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缺乏充分的重视和分析,这就使得《新美学》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常常显得烦琐抽象,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38]这里,且不论李先生对蔡仪先生的评论是否存在偏颇之处,单从他们对“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的不同见解来看,李先生的理论优势是较为明显的。“自然的人化”学说确实为揭示整个自然界何以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蔡仪先生的自然美由于脱离了人的因素,使美成为与美感相脱节的独立存在的抽象范畴,因此事实上无法解释自然事物何以引起人们的美感体验这个问题。

如果说朱光潜先生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命题是一种意识形态论的美学思想的话,那么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朱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的角度来谈美。在此基础上,与蔡仪相反,朱先生不但承认了“人化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在对马克思的《手稿》的再三研究之后,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人化的自然”学说的自身理解。对于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的范畴,他是这样理解的:“经过人在长时期中凭劳动对自然的加工改造,自然已变成?‘人化的自然’,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又把自然(包括社会在内),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界’,也就是说,自然是人发挥他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场所,因此,自然体现了人的需要、认识、实践、意志和情感。人不断地在改造自然,就丰富了自然;人在改造自然之中也不断地在改造自己,也就丰富了人自己。人类历史就这样日益进展下去。这就是‘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这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的全部意义。”[39]可见,朱先生认为,马克思“人化的自然”学说的要点是“人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有人”,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但是,朱先生对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学说的理解比较宽泛,他将包括观念性或主观性的一切活动都理解成“自然的人化”。他说:“一件工具,一座房屋,一片自然风景乃至一幅画,都是人的劳动结果,都起着为人服务的作用,都是‘人化的自然’。”[40]在朱先生看来,艺术和审美都是“人化的自然”,为此,朱先生还找到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一节当中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提到,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除了实践领域之外,还有理论领域;理论领域又分自然科学领域,艺术的领域,等等。[41]

朱先生的这种包括意识活动和艺术活动在内的“自然的人化”学说恰恰是李先生所竭力反对的,在李先生的早期美学思想中,他虽然还没有对“自然的人化”的狭义和广义,以及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的内涵作深入的阐释,但是他明确地表示他所界定的“自然的人化”指涉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他批评朱先生的思想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朱先生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中的“统一”是“心借物以表现情趣”,实质上还是说美存在于人的主观感受里。后来,在《美学四讲》中,他明确地表示反对将艺术实践的意义与生产劳动的意义等量齐观。他说:“虽然好些人都讲实践,都讲‘人的本质对象化’,都讲‘自然的人化’,其实大不相同。有的是指意识化,讲的是精神活动、艺术实践,有的是指物质化,讲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我讲的‘自然的人化’正是后一种,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生产,即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42]可见,在“自然的人化”这个范畴上,李先生与朱先生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也是他在其中期美学思想中反复论述和强调的。这样,从他对蔡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在“自然的人化”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来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也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他在其美学思想的中期对这个范畴内涵的界定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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