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论争

李先生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体系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并在这场历时久远、影响深广的美学大讨论中，逐步占据了中国美学界的主导地位，因此，对这场美学大讨论的大致线索、产生原因及其对李先生的影响作一番细致的梳理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以批判朱光潜美学为导火线的一场范围波及全国，历时九年的美学大讨论。1956年6月，朱光潜在《文艺报》第12号上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业已出版的美学代表性著作《谈美》与《文艺心理学》中的所谓唯心主义思想作了自我批判。此文一发出，便引起轩然大波，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李泽厚等人随即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并且随着批判的深入，这些不同的批判者之间也展开了对彼此的批判，从而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广泛持久的美学大讨论。据统计，这场始于1956年、终于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参加讨论者近百人，发表论文三百多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出现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所争论的论题上看，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美的本质、自然美、美学研究对象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美的本质问题（主要是美的主客观性问题）是核心，也因此形成了人们常说的中国美学的四大流派，即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自然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李先生是在这场美学论争中脱颖而出的新锐美学家，他的出场使这场美学大讨论熠熠生辉，使中国美学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在其他三派中，蔡仪只强调美的客观性，吕荧、高尔泰把美完全等同于人的心理感受而无视客观事物对人的审美心理的影响，而朱光潜则认为美即是美感。李先生与他们不同的是，既不同意美只在客观性或只在主观性，也不同意朱光潜的美是人的主观意识加上客观对象，而认为美是客观的和社会的，其根源在于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沟通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美和审美的来源，因此在解释美的本质问题，尤其是美的主客观性问题上就具有较大的理论优势。这些观点表现在他五六十年代发表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1957年）、《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美学三提议》（1962年）中，其特征是侧重从自然的物质实践活动方面讲“自然的人化”，侧重讲实践的普遍性和群体性。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着重指出探讨，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李先生在这场美学论争中提出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美学命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李先生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与朱光潜先生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有何实质性的不同？第二，何谓“美的社会性”？第三，何谓“美的客观性”？首先，关于“美既是客观的，又是社会的”这个主张，李先生在他于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提议》这篇文章中点明了这个观点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我所主张的‘美是客观的，又是社会的’，其本质含义不只是在指出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或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里，因为这还只是一种静观的外在描绘或朴素的经验信念，还不是理论的逻辑说明，……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的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的诞生。”^[1]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这个分水岭，使得李先生与朱光潜先生在美的本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了本质上的不同。朱先生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2]。而李先生则认为，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这个概念中的“主”主要指情感、意识、精神、心理，因此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便仍然属于主观派，如里普斯。而如果“主客观统一”中的“主”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的实践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现实活动，即是说，这里的‘主’实质上是一种人类整体作用于众多客观对象（如大自然）的物质性的客观活动，从而，它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即这种主客观统一便不属于主观论，而属于客观论，它是客观论中的第三派，即一种现代意义的新的客观论，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的客观论。它既是‘主客观统一’论，又是客观论。”^[3]可见，李先生当时已经逐步规划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为下一阶段“主体性”范畴的提出，以及主体性实践美学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李先生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作为其“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解释他的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中的社会性与客观性这两个关键因素。首先，何谓“美的社会性”？在他1957年发表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一文中，他是如此阐释的：“要真正解决美的客观存在问题，就不能否认而要去承认美的社会性。我们所承认的美的社会性不但与客观唯心主义所讲的‘观念的体现’说（体现了自由、进步的观念的事物是美的等）不同，与朱光潜所讲的美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主观性也根本两样。因为我们所讲的美的社会性是指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美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即便这意识和情趣是社会的、阶级的、时代的。所以，就不能把美的社会性与美感的社会性混为一谈，美感的社会性（社会意识）是派生的、主观的，美的社会性（社会存在）是基元的、客观的。”^[4]接下来，在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提议》中，李先生阐释了“美的客观性”的内涵，从而将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起来，作为美的本质的界定。引文如下：“美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社会的客观，是指不依存于人的社会意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生活、实践。……它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如果没有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光是由自然必然性所统治的客观存在，这存在便与人类无干，不具有价值，不能有美。它所以是客观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对现实规律的把握，光是盲目的主体实践，那便永远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应有的’善，得不到实现或对象化，不能具有感性物质的存在，也不能有美。……美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它的社会客观性。美是诞生在人的实践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而不是诞生在人的意识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或统一中，是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存在，但却不是依存于人类社会意识的所谓：‘主客观的统一’。”^[5]很明显，上引两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美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美具有社会性，但美不是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而是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存在，因此才会得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结论；其二，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是美产生的根源和哲学基础，美是诞生在人的实践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之中的。这样理解，也就找到了这个阶段李先生实践美学思想最本质的规定了。

关于李先生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观点因为找到了人类社会实践这一沟通主体与客体的钥匙，因而对于理解社会美和其他种类的美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而在当时的讨论中居于主导，占了上风，并且影响了中国美学界数十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氛围的自由之门逐渐开启，很多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了李先生当年所代表的美的客观社会派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和矛盾，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开始较为公正地评判当时其他三派的学术贡献和历史意义，并且对当年这场具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的美学大讨论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美学大讨论，这场论争对李先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究其缘起，有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六十年代的这场美学大讨论是对与之同时进行的苏联美学大讨论的学步和移植。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苏联美学界的美学论争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进行一番简要的阐述。20世纪40年代，苏联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美被当作一种客观属性，而审美则被认作是美的反映。这种苏联美学在中国的服膺者为蔡仪先生，其40年代发表的《新美学》可以说就是苏联美学的某种翻版。50年代，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发生了“非斯大林化”运动，苏联哲学产生了变化，主要是由强调客观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向强调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倾斜，由反映论向实践论倾斜。于是，苏联美学也由强调客观反映转向了强调主体性，美被当作实践的产物、人的创造物。这种美学思想同样也传播到了中国，而李先生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6]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体系，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如何定位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是如何定位物质范畴与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范畴为逻辑起点，力图科学地、辩证地“说明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实践”范畴为逻辑起点，力图“改造世界”，把世界的改造和人的主观发展的统一视为“革命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和思维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而整个哲学体系是按照由物质一般运动再到意识、人和人类社会的特殊运动的原则来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类把握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及其存在形式，是在实践中获得并随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人类对社会和自身的把握也是立足于自身现实活动的开放过程，因而整个哲学体系建构是从人类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自主活动出发的。此外，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发展具有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般模式；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社会规律是人的自主活动的规律。^[7]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最准确的表述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与运用。与此相反，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这种脱离实践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实质上无法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实践观体现了它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因此，建立在实践观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本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突出了实践的作用与人的主体性的积极意义，较之辩证唯物主义观更贴近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也更能解释美与美感活动的来源问题。

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裂的历史背景下，苏联美学界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作为划分派系之依据而出现了三派：客观派（即“自然派”，认为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社会派（即“新的审美学派”，认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主客观统一派（认为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即人的标准的统一）。对应于此，中国美学界也相应出现了类似的学术派别，只不过多了一个主观派。在同时进行的这场苏联美学大讨论中，万斯洛夫在1955年2月苏联《哲学问题》上发表的《客观上存在着美吗？》中首次提出了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后又概括为实践观点的美学理论，并且在其《美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人化了的自然才是审美对象的学术观点。^[8]受此影响，李先生在以《手稿》为重要理论依据的前提下，也相应地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观点，即不是从审美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从社会属性去认识美。正因为李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一种全新的论点，而且具有调和几种不同主张的优点，且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所以在当时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受当时苏联美学反映论的影响，李先生早期的美学观点并未脱离认识论反映论的窠臼，他把美和美感的关系定义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实践观点虽已萌芽，但还没有将其自觉应用于分析具体的审美活动中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因此，苏联的这场美学大讨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李先生美学观点的提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美学大讨论的历史局限性也成为束缚李先生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对美学的改造。(www.xing528.com)

苏联的这场美学大讨论对当时中国美学界的大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更主要的还是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对这场论争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就针对广大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肃清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观念，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随后，思想文艺界出现了五大批判：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胡风的文艺研究；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批判梁漱溟。由于这场整风运动在最后演变成充满火药味的政治运动，如胡风反党集团案悲剧的发生，因此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纠正思想整风运动所犯下的简单粗暴的错误，一方面提倡学术之自由。这一方针一提出，学术界立即纷纷响应，美学大讨论也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这场美学论争名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为思想改造运动在美学学术领域的具体化，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绝对性压倒趋势为最终结果的，论者纷纷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自居而对非马克思主义及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不遗余力的抨击。与之前的五大批判比起来，这场论争虽然更自由、更温和、更具学术意义，但仍然无法掩盖其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对这场学术争鸣的冲击和约束。美学大讨论是以批判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开场的，只是在朱光潜作了检讨之后，才转为学术讨论。而这场学术讨论只能在清除了朱光潜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前提下，在苏联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在这种政治火药味极其浓烈的环境中，李先生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把朱光潜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对朱先生的理论进行批判时并未对其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提纯和吸收，而有一棍子打死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美学思想的发展。

在上述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之下，李先生的“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说法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和深刻的矛盾。如他认为美的事物必然具有社会性，这就难以解释事实上客观存在着尚未具备社会因素的纯自然对象之审美，也难以解释自然审美形态与非自然审美形态之实质性区别何在这个难题。另外，在客观派的蔡仪和主客观统一派的朱光潜看来，李先生的观点实质上是倒向了其论敌一方中，如蔡仪认为李先生最初的出发点虽然是“美的客观性”、“美感是美的反映”，但当他谈论具体的美的问题时实际上和他所批判的朱光潜如出一辙，如提倡自然人化、移情作用等；而朱光潜则认为，李先生的基本观点乃是与蔡仪一致的，即认为美是纯粹客观的，两人的分歧只在于蔡仪把美看成是物的自然属性，李先生则把美看成物的社会属性。自然与社会有别是学术界公认的常识，而李先生美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自然物同时是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观念本身的混乱性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易中天先生在《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先生商榷》这篇文章中认为，李先生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说法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其实揭示了李先生理论和逻辑上的混乱，这个说法更显示了以李先生为主的社会客观派美学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他是这么评价李先生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个说法的：“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并非一个逻辑层面上的东西，怎么能统一，又如何统一？究其所以，无非既不愿意放弃客观论和决定论的立场，又不愿意像彻底的客观派美学那样，干脆主张美是客观世界的自然属性。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造成了旧实践美学在逻辑上的混乱和在论争中的尴尬。只要不转变这个立场，引进再多的新范畴（无论是实践范畴还是其他什么范畴）都无济于事。即使没有后实践美学的批判，旧实践美学也终将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并不仅仅因为旧实践美学在成为主流学派以后‘无所建树，停止发展’，更因为它在理论上‘先天不足’，具有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9]这里的“旧实践”美学即指与易中天和邓晓芒先生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区别于下文将要谈到的以朱立元、张玉能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相对的以李先生为代表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可见，易先生对李先生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后来也有很多学者（比如后实践美学阵营中的杨春时和潘知常两位先生）从其他角度批判了李先生的所谓“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实际上隐含着诸多矛盾。

此外，李西建先生在对中国实践美学问题的发展历程作历史回顾的时候，也对李泽厚的这一阶段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观点表示了质疑。他认为，“李泽厚依据物质生产所引起的自然人化的理论，说明的只是美的历史来源，而并未揭示美的本性和功能；李泽厚所强调的美的客观性（或物质性），强化了审美理论的经济本体论话语背景和非意识性，缺乏美的精神内涵和美的能动性价值；李泽厚所强调的美的社会存在基础，把美看做是一种‘类’的和‘群体’的确证与价值体现，而贬抑个体的价值和意识，缺乏美的存在的个体价值依据和真实基础”^[10]。与此同时，他认为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艺术就是一种生产劳动（精神生产）”的观点，同时还强调了实践中的突出的自觉意识性和美的精神价值的做法，对李先生“长期贬低心体价值、以物质性和社会性取代美的意识性与精神性这一理论趋向来说，无疑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矫正和补充”。^[11]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除了李先生的客观社会派之外的其他三派均有自己理论的合理之处，也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只肯定李先生的一家之言而贬抑其他三家观点的做法也是有失妥当的。如皮朝纲和刘方两位学者就认为，“其实，讨论各方的学术观点所包含的学理都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学术价值。美的主观说对理解美的创造的主体功能是有益的；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对理解和阐释艺术美的本质是富于启发性的；美的客观说的自然学派对解释美的自然属性是合理的……”^[12]另外，杨春时先生站在美学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美学界出现的这四大学派的学术观点时认为，这四大派别都大体上属于古典的经验美学形态，其中除了“主观派”之外的其他三派又都几乎服膺于苏联美学，因此，这更胜似一场苏联化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全面确立。“可以说，在这美学四派中，除了‘主观派’以外，其他三派都属于苏联美学体系。朱光潜自己后来用实践观点论证美是主客观统一，这说明他已经接受了苏联美学。虽然朱光潜与李泽厚、蔡仪有所不同，他还更多地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美的主客观统一性质，但这毕竟已经远离了他原有的美学思想（如认为审美是直觉等）。而‘主观派’虽然没有服膺苏联美学，但也没有能够真正找到现代美学的理论依据，而更多的是依据了人的审美经验，因而也大体上属于古典的经验美学形态。后来，‘主观派’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便表明非苏联化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不合法性。”^[13]

从对李先生早期美学思想的缺陷和矛盾性的揭示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那场美学大讨论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美学大讨论单纯从哲学层面叩问美的本质问题，而未能在美学的自身领域内探讨人类审美活动自身的相关问题，哲学美学成了这场美学大讨论对当时的美学界乃至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大规定，虽然当时的美学四派中的蔡仪的客观派和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较为注重从一些具体的审美现象进行美学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蔡先生把美看作是完全与人无关的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对客观事物的审美属性进行了不厌其烦且十分细致烦琐的划分和归类，并且用“典型说”来界定客观事物的审美属性的做法，无视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是一种认识论反映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两个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其一是“无法解释人类何以需要审美，即人类审美活动之内在动力问题；其二是人类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之区别，即人类审美活动之独特价值”。^[14]

朱先生在这场美学论争中虽然提到了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之前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式也都统统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更由于当时苏联美学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下文杨春时先生在阐述苏联哲学中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和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结构的对峙时提到这个问题），而使这场美学大讨论呈现为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才是学术行为，因此，朱先生此前许多颇有价值的美学观点和美学思维方式（如审美直觉说，对审美心理现象和审美范畴的重视和研究）在这场美学讨论中几乎被掩盖和抹杀。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朱先生也开始走向了实践美学的道路，虽然他的实践观与李先生颇为不同，但是他美学思想中重视审美的个体性、精神性的方面却不但不被重视，反倒被排斥在“实践美学”的范围之外，并被长期冠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头衔，其学术思想的进步意义一直被遮蔽着。因此，就引出了这场美学大讨论的第二个致命缺陷，即将美学讨论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随意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并且酿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如一系列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学术批判文章的出现：《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批判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蔡仪）；《论食利者的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黄药眠）；《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敏泽）；《反动美学中的修正主义——评朱光潜先生美学观点的新发展》（周来祥）；《金字招牌假货色——批判蒋孔阳的修正主义美学观点》（孙子威）；《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李星）；等等。

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苏联美学界复习与移植的做法，又深刻反映出这场美学讨论自身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缺乏独立思考的严重缺陷。对中国大陆美学界直接效仿苏联美学界直接以美的本质问题为核心话题，亦以此划分学术派别的做法，张法先生作过这样的分析：“新中国的‘美学四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己的思想，而是在已经思想上的再思想；深究之，其实是在演绎别人的思想。中国学人与苏联学人一样，并没有串通，也不存在谁学谁，谁抄谁的问题，二者共同的悲剧都在于：好像有思想，其实没有思想。”^[15]因此，可以说，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大规模的美学论争缺乏本土思想理论建构意识，而且究其实质，它更似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而以马克思主义战胜非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苏联意识形态战胜西方意识形态的为结果，这样，就更加阻碍了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引进和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所以，我们必须从这场美学论争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得美学的发展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良性发展。大致来说，有以下三点经验教训需要引以为鉴：首先，学术论争必须有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尤其需要意识形态的宽容。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规范学术语言、学术论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维护学者的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性。其次，学术论争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术的发展，但是学术论争不等于学术研究，学术论争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价值。学术论争体现了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很多学者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对美学思想的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一味地以学术论争取代学术研究则有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其一，意识形态斗争取代真正的学术论争，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美学论争中均有体现；其二是由于学术论争过于持久和频繁，学术界普遍缺乏坚实的学术理论研究准备，因此，出现了争论频仍，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美学界最该完成的功课是全面吸收和借鉴现代哲学、美学和人文、社科的知识和观点，充分学习、消化和思考现代哲学美学问题，长期持久地进行知识储备和理论建构工作，方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和进展。最后，必须改变传统的引经据典的论争方式和注经解经的研究方式，打破唯某种学说马首是瞻的学术崇拜现象，真正依靠理论本身的力量，结合实际，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论争态度促进中国美学学术事业健康发展。当然，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美学论争对于中国美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这场美学论争中产生的美学学派引领了中国美学学术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李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更是在中国美学界的学术舞台上引领风骚数十载，影响了包括后实践美学阵营在内的整整一代美学工作者，如今对实践美学的研究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可见，李先生的学说影响之深广。此外，由于美学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比起其他学科来说具有较为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先天优势，因此，很多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得以在这次美学论争中成形和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论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客观来说，李先生在这场美学论争中的贡献也大于他的局限，实践观点的引入为中国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他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开始发轫，并且逐渐占据了中国美学界的主导地位，使当代中国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