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死后，忽必烈搜罗南宋忠良、贤才的雄心丝毫未减。刘炳忠、郝经、赵璧等人告世后，他更加求贤若渴了。1287年，忽必烈命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代表元廷到江南访求隐逸。这一旨意初下，即遭到许多蒙古贵族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元朝百姓按等级分成蒙古、色目（西域人）、汉（北方人）、南（南方人）四等，认为忽必烈不能把第四等人列为特使。
消息传至忽必烈的耳中，他十分不满地说：“你们不用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重用？从今以后，不管哪个官府，都要参用南人。”
程钜夫临行前，忽必烈特意召见了他，并告诫道：“此次南行，务必把一个人设法招来。”
“臣遵旨。但不知道陛下究竟所言何人？”
“此人是叶李，是南宋太学生中最具有胆识和才识的人。在贾似道欺上瞒下、专横跋扈时，宋朝内外无人敢于指责非议，而叶李冒死向宋朝皇帝上书弹劾，贾似道大怒，便唆使党徒临安府尹刘良贵诬告叶李，在他脸上打上金印，贬到漳州。对朝廷真是忠贞不贰。”
“臣领旨。”
程钜夫在江南活动了近一年，为元廷搜寻了二十余名隐士，包括忽必烈叮嘱的叶李。到京师后，忽必烈当即封叶李为副丞相。
程钜夫还把誉满江南的赵孟頫给搜寻过来，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但碍于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不知能否录用。对此，忽必烈很坦然：“我祖父生前把许多仇人的子孙、家奴都留在军队，有人还拜为大将呢。”
忽必烈在宫中单独召见了赵孟頫，见他才气豪迈，神采焕发，如同神仙，非常高兴。当时朝廷刚刚设立尚书省，命赵孟頫起草诏书，颁布天下。
吸纳了这批江南贤士，官僚习气浓郁的元廷像吹进来一阵清新的春风。他们都是来自民间，常常提出一些比较贴近民情的建议。
忽必烈之前的贵由和蒙哥两位大汗均以挥霍无度而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国库入不敷出时，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战争的战利品做抵押。登上汗位的忽必烈也不例外，沿袭了以前诸大汗对蒙古贵族挥霍赏赐的惯例，来换取诸王贵戚为他在疆场上厮杀卖命。一部《元史·世祖本纪》就是一部忽必烈向诸王、将帅发放金银珠宝的流水账。
如中统元年（1260）岁末，忽必烈对诸将的赏赐清单如下：亲王穆哥（同母弟末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十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儿）、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棉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海都银八百三十三两，文绮五十匹，金素半之；觏儿赤、也不干银八百五十两；兀鲁忽带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儿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都鲁、牙忽银八百三十三两，特赐棉五十斤；阿只吉银五千两，文绮三百，金素半之；先朝皇后帖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这仅仅是一部分赐赏名单，而更重要的是，忽必烈规定每年岁末都按这个数目赏赐，“自是岁以为常”[1]。
每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万寿节来临时，忽必烈便身着华丽高贵的金袍与数千名贵族和文武百官聚集在大安殿内，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当时，大汗曾选出一万二千名忠臣良将为男爵，并赏赐给他们每人十三套不相同的衣服。这些衣服上镶有宝石、珍珠和其他宝物，十分华丽高贵。每套一万二千件都是一个颜色，十三套即有十三种颜色。和男爵一样，大汗自己也有十三套这样的衣服，只不过更加华丽名贵。可以想象，仅是服装方面花费的金银就已经无法估算了。另外，忽必烈拥有的五千头大象在这一日也都披上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排成队伍。每头象的肩上都放着两个匣子，里面装满宫廷所用的金属器具和其他器具。象队后面则为骆驼队，同样载有各种各样必需的用具。
曾在元廷供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绘过元朝宫廷中豪华的摆件：在大汗的御案之前即在大殿的中央、摆着一件宏大的器具。它极其精美，外形像一个方匣，每边各长三步，上面雕有各种鸟兽的图案，整个器具都是镀金的。匣子中间是空的，装着一个巨大的纯金容器，足可以装下很多加仑的液体。这个方匣的四边各摆着一个较小的容器，大约能盛五十二加仑半，其中一个容器盛着骆驼乳，一个容器盛着马乳，其余各个容器都盛着一种饮料。这个匣子中还放着大汗的酒瓶、酒杯等物品。这些器具有些是由镀了金的漂亮金属制成的，可用来盛酒或其他汁液，容积极大，每件容器盛的饮料都可供八人共同饮用。
记住忽必烈生活中惯常的奢侈，修建上都、大都，开支巨大和连年征战耗费天文数字开支，会帮助我们理解忽必烈的朝政以及施政、用人思想，甚至理解忽必烈连年马不停蹄地四处攻伐的举止。
在大都即将落成之际，忽必烈命人“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2]。忽必烈种誓俭草于大殿台阶之下，目的是让它时刻提醒自己并警示后继者要体会“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创业艰难”，珍惜前人留下的成果，做到勤于政事、俭于生活的淳朴作风。奇怪的是，身为帝王，忽必烈的个人生活却自奉较为俭薄，注意节约，力倡淳朴之风。这优良品质也许来自草原财物匮乏而游牧民族在生活开支上都极其节俭的缘故。(www.xing528.com)
至于忽必烈节俭到何种程度，可以在史料中，获得一些确凿的信息。
罗马教皇派出的“军事间谍”柏朗嘉宾（一译普兰·迦尔宾）出使蒙古帝国后，谈及蒙古习俗时说：“蒙古人从来不用水刷洗盘碗器皿，偶尔也许会用肉汤来洗一下，洗完后还要把刷碗水与肉一起倒回锅里。骨头也是一样，在吸尽骨髓之前，绝不会将骨头抛给狗。”作为一个称职的间谍，柏朗嘉宾不会在报告中揣测虚构的。
追随忽必烈多年、曾担任御史台的第一任监察御史王恽在其《秋涧集》中写道：“临御以来，躬先俭素，思复淳风，如轻纻衣而贵䌷缯，去金饰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销织镀砑之类一切禁止。”
忽必烈“敕宫烛毋彩绘”，又敕“鞍、靴、箭镞等物，自今不得以黄金为饰”[3]。到1292年，“回回人忽不木思售大珠，帝以无用却之”。
相传，忽必烈曾将自己穿过的旧衣服储于箱中，以教育子孙勿忘操守勤俭之风。史载，武宗曾与皇太后等设宴于大安阁，大安阁中有一“故箧”，不知什么原因，特问宦官李邦宁说：“此何箧也？”李邦宁回答：“此世祖贮裘带者。臣闻有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检，可为华侈之戒。’”
武宗听了，大为感动，下令打开箱子观看，看到了世祖忽必烈所用过的裘带，十分惭愧地说：“非卿言，朕安知之。”当时，旁边的宗王接着武宗的话说：“世祖虽神圣，然啬于财。”李邦宁听了，不赞成那位宗王所说的话，反驳道：“不然。世祖一言，无不为后世法；一予夺，无不当功罪。且天下所入虽富，苟用不节，必致匮乏。自先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数会宗藩，资费无算，旦暮不给，必将横敛掊怨，岂美事耶。”武宗及皇太后听了，深表赞许。
忽必烈不仅身体力行大倡克勤克俭之风，对家人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次，太子真金患病，忽必烈前去看望，发现铺的竟是织金卧褥。忽必烈十分动怒，责备他亲自选定的儿媳阔阔真：“我总认为你贤淑，为什么这么奢华呢？”阔阔真连忙跪下解释道：“平时不敢用，只是太子病了，恐有湿气，才铺了它。”说完，马上撤掉。
还有一次，他最宠爱的皇后察必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批评妻子：“这是军需品，是属于国库的，不是私人的，你怎能随意支取？”察必皇后诚心接受批评，自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勤俭自持。她带领宫中女工，执弓操弦，纺织丝绸，亲自裁制衣服。察必皇后常常亲率宫女，将宣徽院丢弃的羊臑皮缝成地毯。
忽必烈的俭朴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他所提倡的俭朴之风被终元一代的皇帝和大臣奉为楷模，皇帝以忽必烈为榜样，大臣劝谏也举忽必烈的例子，均以忽必烈为法。
在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参议中书省事张养浩得知后，毅然决然，上疏左丞相拜住劝谏：“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间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拜住收到张养浩的上疏后，立即袖其疏人谏英宗，英宗看了张养浩的上疏，最初大怒，继而转怒为喜，接受了张养浩的建议，撤掉了张灯之令。从张养浩的上疏中可以知道，世祖忽必烈为了节约，禁止搞张灯结彩等奢靡活动。
一方面豪奢无度，另一方面节俭到吝啬的程度，这就构成了忽必烈矛盾交织的性格。
【注释】
[1]［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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