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文字历史及其重要性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在早期的放牧和征战中，蒙古贵族压根儿没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凡是发布命令，都是派遣使者往来，“刻指以记之”。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军政事务的增多才感到使用文字更能使政令畅达，并能保证其准确性和机密性。

1204年，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太阳汗时俘获了为太阳汗掌印的畏兀人塔塔统阿，才知道出纳钱谷、委任官员以印信为验的用途，也知晓了文字在处理军国政务中的实际功效。于是，乃命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写国书，也就是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但这仅仅是一种记音符号而已，很不完整。但塔塔统阿所创制的蒙古畏兀儿字（后世称为回鹘式蒙古文），极其简略，表辞达意不尽如人意，用起来不太方便。但能应用畏兀儿字来拼写蒙古语言，对蒙古民族来说，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再到贵由最后到蒙哥，随着灭金、西征等战争的扩大，蒙古帝国在与中亚各国交往中使用波斯文（回回字），在与金、南宋交往中使用过汉文。窝阔台时期曾出使蒙古帝国的南宋使臣徐霆在提到当时蒙古人使用文字的情况时说：“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则其数也。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则有二十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

实际上，除回回字、汉字外，当时蒙古帝国的一些地区根据实际还使用畏兀儿字、西夏字等。从徐霆留下的资料推测，当时塔塔统阿所创制的蒙古畏兀儿字并没有在百姓中大力普及，只在“太子诸王”蒙古贵族等少数人中使用。蒙古百姓仍沿用口传或刻木的记事方式。这种蒙古畏兀儿字因不能统一使用，不利于突出蒙古人的特殊地位，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也不利于蒙古汗国的统治。

语言文字的不统一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和问题，使刚即位不久的忽必烈意识到文字语言的重要性，决意创造出一种更适宜流通的文字。他在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

美籍苏联学者尼·鲍培也曾分析过忽必烈急于创制文字的原因：“忽必烈执政时期，引起创造文字的原因是什么呢？波兹德涅耶夫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为了使不甚准确且符号又少的畏兀蒙古字更加准确起见，才创造了八思巴字。他还列举了一个事实：还在1251年蒙哥汗登极之前，就曾责成一个汉族学者赵璧研究蒙古文，将《大学衍义》译成蒙古文；1264年，即颁布修纂《国史》和翻译典籍的命令，据此成立了国史修纂馆。波兹德涅耶夫介绍说，正是出于进行此类翻译时必然会遇到的大量困难，畏兀蒙古文对汉字注音的不便，才产生了创制一种比畏兀蒙古文更准确的新文字的想法。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与此不同，按照他的意见，八思巴文字的被创制，乃是忽必烈皇帝当时企图以统治过中国的非汉族王朝为例，创制元朝自己的独特文字。这种文字不仅为蒙古人，而且也为帝国所属的其他语言服务。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这个看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在蒙古史籍上，曾把多民族的蒙古帝国称为无色之国。当发布使用八思巴文的诏书时，元朝的疆域已有大扩展，许多民族已被统一。与此相适应，创制了一种全国共用的文字的必要性，自然就更感迫切了。元朝政权正式宣布建立的时间是1270年，但新文字的使用，对新政权的正式宣布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换言之，元朝建立前一年颁布了使用新文字的诏书，同时，这种文字不仅适用于当时的蒙古语，而且还要适合于汉语，以及元帝国所辖领土内诸民族的语言。”^[1]

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管蒙藏地区的佛教事务。又命八思巴重新创制蒙古新文字，以便能够“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

忽必烈将创制蒙古新文字的任务交给八思巴，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能是处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是蒙、宋对立，加上中亚诸王不承认忽必烈的整个蒙古汗国的大汗地位，为向南宋及西方诸汗显示自己崇高的地位，在文字上就需要一种与以前蒙古汗国使用过的几种字都不相同的新字。可能忽必烈还要求这种蒙古新字的字母可以用来拼写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语言，这更增加了创制蒙古新字的难度。^[2]

八思巴受命后，遍阅藏文、畏兀儿文和汉文字书，显然考虑了非同类语言的对象，并且在各种语言之间进行了平衡折中，在内容上进行过一定的照顾。如仿照藏文字母创造了蒙古新字字母四十一个（后来又增加两个字母），行款仿照畏兀儿文字，以音节为单位自上向下拼写，行序从左到右。

八思巴在蒙古宫廷生活过多年，通晓蒙古语，又利用藏族学者掌握的印度及西藏的语言学知识，对利用这一套字母拼写蒙古语作了一些拼写和文法上的规定，于1269年，将这套成熟的方案呈给忽必烈。

帝师八思巴能在短短的八年时间创制出蒙古新字，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八思巴能够顺利完成此项工作，得益于他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加上以印度文字的字母为基础创制藏文的经验和以藏文字母转写梵文经典的经验。早在吐蕃王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西藏需要将大量的梵文翻译成藏文，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树立了典范，确定了对佛教密宗的陀罗尼咒语只能音译不用意译的规定。然后，一些经咒词语若纯用音译又可能与藏文词语混用，于是出现了用藏文字母转写梵文辞语的一系列规则和办法。

八思巴幼时就师从萨迦班智达学习，在声明学方面得到更多的指点，《萨迦世系史》中收录了八思巴留给同辈及后代的许多著作、书信、教诫和赞颂词等，“都是词句流畅、意义清晰、动听悦耳之作品”，可以肯定地说八思巴在声明学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

另外，八思巴身边云集的一批懂得多种语文的高僧、学者和弟子也起到一定的辅助和帮衬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大概就是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的主要助手和实际工作者。对于译师阵容的庞大，我们只能从史籍的记载中去领略。如，噶阿年胆巴·贡噶扎巴、桑哥、扎巴俄色、叶辇国师湛阳宜思、阿尼哥、沙罗巴、阿鲁浑萨里、法闻等。(www.xing528.com)

八思巴对蒙古新字的创制成功，是藏、汉、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学者，乃至印度、尼泊尔的学者共同配合和分工协作的结果，八思巴和他的藏族弟子们在这一文化工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1269年二月，忽必烈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后来又下诏，禁止把这种蒙古字称作“新字”，只称“蒙古字”，目的是要确立这种蒙古新字唯一的合法地位。八思巴所创制的这种蒙古新字，后人习惯称为“八思巴字”。此后，元朝中央的一般诏书、政令等用蒙、汉、畏兀和藏四种文字共同颁布。

八思巴字有正体（楷书）、篆体、双钩体三种书写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正体，多用于记录各种事务；而篆体具有整齐、对称、均匀、饱满等特点，一般用于官印、碑额等场合，有时在碑刻的边框左右两侧有双钩体的八思巴字出现。八思巴字既能译写汉语、藏语、蒙古语，也能译写梵语、畏兀语等，亦包括目前还不能确定的其他语言。

八思巴字创制后，忽必烈曾多次以行政命令在全国大力推行，1269年七月，“立诸路蒙古字学”；1270年，“设诸路门股字学教授”；1271年，“诏天下兴起国字学”；1272年七月，“诏自今凡诏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学”；1274年三月，王磐和窦默等上书，请求分置翰林院，以专门掌管蒙古文字。忽必烈同意；1281年五月，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畏兀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

在忽必烈的鼎力支持下，八思巴字在元后期及以后得以广泛运用。历经仁宗、英宗至顺帝时期，蒙古字学发展较快，出现了“巷南巷北痴儿女，牵衣把臂学番语”的现象。

从保存下来刻有八思巴字的实物如印章、牌符、铜钱、纸币、瓷器和一些敕令及佛经来看，八思巴字在元廷官方文字中广泛使用，具有“国字”的官方地位。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说：“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巴）帝师所制蒙古字书。”又说：“元朝止行钞法而不铸钱，独至大官里行至大二等钱，当五以蒙古字书，小钱以楷书。”

今天，在居庸关云台刻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的佛经的八思巴文保存得十分完整。1965年，在北京明代的北城墙夯土层中发现一枚八思巴文官铜印。其印正方形，每边各长7.6厘米、厚0.8厘米，印把呈椭圆形，三行共九字，汉字意为“提举诸路通行宝钞印”。

1368年，随着大元帝国的灭亡，八思巴字亦被逐渐废弃。由于八思巴字“字势方古严重”，给人以庄重大方的感觉，所以从元代到清代，藏族和蒙古族地区的领袖人物的印章上，仍沿用八思巴字。我们今天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他元代文物上见到它，至于八思巴其人，也应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因为他的一生毕竟为加强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汉藏文化的交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270年，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更赐玉印。帝师乃全国佛教最高领袖。受封的经过，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其后，八思巴到达朝廷后，在他36岁的阳铁马年（1270），当皇帝再次请求八思巴传授灌顶之时，改西夏甲郭王的玉印为六棱玉印，连同封诰一并赐给，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所封献大供养为白银1000大锭、绸缎59000匹。”并令宫廷画师绘制八思巴画像十一幅，颁行各省，为之塑像，同时规定从第二年起，“帝师涅槃节”与佛诞、国忌日、千秋节和圣节一样，作为全国性的节日予以纪念。足见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尊崇和怀念。

【注释】

[1]［美］尼·鲍培.《八思巴蒙古语碑铭》译补［M］.郝苏民，译.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2-3.

[2]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