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经营天下：建设大元帝国

虽然平定了阿里不哥之乱，漠北仍然不太平。以窝阔台系后裔海都为首的几个宗王，表面上归顺，但一直不肯到开平朝见忽必烈，分明是心怀鬼胎。另外，忽必烈觉得开平在漠北的眼皮底下，漠北骑兵疾驰如风，说来就来；加上南方的财货运输路程遥远，费时费力。他决定距离中原更近一步，把首都搬到中都去。

耶律铸赋诗《征不庭》以示庆贺：

闻说天兵下八埏，自临华夏益精妍。

龙拿虎掷三千国，岳镇渊渟五十年。

应欲昭章新日月，更为弹压旧山川。

可怜棘霸皆儿戏，不似神微计万全。

在击溃阿里不哥的叛乱后，忽必烈经营天下的重心开始南移，着手进行大元帝国的建设工作。

早在1214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数次围攻金朝中都后，将其付之一炬。四十余年后，其孙忽必烈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决定放弃金朝中都旧址，以其东北部的原本属于金朝的琼华岛离宫（即现在北海公园）为中心兴建新都。忽必烈即位后，为便于控制汉地，将燕京升为都城，所以燕京称为元朝的大都。而原来的都城开平仍保留着都城的地位，方便联络草原诸王，同时满足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忽必烈时，冬在大都，夏则在上都（开平）。

总设计师是汉族人刘秉忠，总工程师是阿拉伯人也黑迭儿。元大都周长六十里，设有十一个城门，分别是：东面的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面的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承门（今西单南）；西面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南路西端）；北面的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东南西三面均为三座城门，北面仅为两座城门，将城门奇偶相配。每个城门都设有壮丽辉煌的门楼。正南中央的叫丽正门，皇宫就设在丽正门内。皇宫右侧有一个马蹄状的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的总称），景色优美。太液池名叫同乐园。据说在同乐园内，辟治了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

城内的道路井井有条，把全城整齐地划分成五十个方块，能居住十万户人家。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马车可以畅通无阻。此外，还设有各种市集三十处，围绕在城中心钟鼓楼的周围。

元大都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北京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七点八公里的城市中轴线，这是世界级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美这条中轴线是“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名，意为“世界中央之国”一样。城市总体布局是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因此元大都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

元大都城的整个城垣均为夯土版筑而成，呈南北略长于东西的矩形，为防止雨水对城墙的冲刷侵蚀，采用苇编蓑城的办法，城墙如同穿上“荷叶裙”。

到1258年，元大都的宫殿、皇城、王府等工程陆续竣工，新一代帝都竣工了。

元朝沿袭金制，从忽必烈起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继承制度，先后有十一位皇帝分别在元大都和元上都登基，历时九十八年。直到1368年正月妥欢铁木儿从大都败出，朱元璋建立大明朝称帝，元大都对元朝政治作用才基本结束。

早在即位前，忽必烈就对蒙哥把西藏分封给诸兄弟的做法不甚赞同，认为藏地“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教派林立，无所统属，因而“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除保留旭烈兀的封地外，其余封地悉数收回。经过斟酌和准备，于1264年五月一日，在八思巴动身返回萨迦前，忽必烈给他颁发“珍珠诏书”，派遣他和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诏书全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晓谕众僧人及俗民等：

此世间之完满，由成吉思汗皇帝之法度而生，后世之福德，须依法积聚。明察于此，即可对佛陀释迦牟尼之道生起正见。朕善知此意，已从明白无误之上师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封彼为国师，任命其为所有僧众之统领。上师亦已对敬奉佛法、管理僧众、讲经听法修习等项明降法旨。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应敬奉佛法。懂得教法者讲经，年轻心诚者学法，懂得教法而不能讲经听法者可依律修习。如此行事，方合乎佛陀之教法，合乎朕担任施主、敬奉三宝之愿望。

汝僧人们如不依律讲经听法修习，则佛法又何在？佛陀曾谓：“吾之教法犹如兽王狮子，体内不生损害，外敌不能毁坏。”朕驻于通衢大道之上，对遵依朕之圣旨，懂得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服事。如此，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子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俱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朕告天祝祷着。朕并颁发下圣旨使彼等收执。僧人之佛殿及僧舍里，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所有之土地、水流、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逼其售卖。僧人们亦不可因为有了圣旨而违背释迦牟尼之教律而行。

朕之诏命于鼠年孟夏月一日在上都写来。

采用“珍珠诏书”这种特殊形式，是为了表明忽必烈对八思巴此行的极端重视和八思巴地位的崇高，成为帝师和萨迦派在西藏权力的标志。

忽必烈即位后曾积极推行汉法，如沿袭宋朝的职官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除中书省（称为腹地）直辖山东、山西、河北和山外之地，宣政院辖吐蕃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分置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中书省的权力很大，它统辖路、府、州、县的政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事等。行省最高长官一般是平章政事，另设有右左丞、参知政事等。这就做到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中央和地方政体合一，行政机构有机结合在一起。吐蕃虽直属宣政院管辖，然而它的管理方式与行省制相仿。

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延续，也是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前沿的一大变革。它使偏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后世的政治制度的影响深远。元朝以后，行省这一名称历经明清（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口语仍相沿不改），一直沿用至今。元朝行省的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格局。

作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懂得只有保持中原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才能日趋安定，从而保证国库充盈，使新建立的元朝得以巩固发展。因此，为恢复和发展元朝经济，在府邸谋士的谋划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又设司农司，置劝农使，兴修水利，施行屯田，清理户籍，整顿钞法，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其中以劝农桑、建设交通设施尤为突出。

忽必烈在致南宋降将高达的信中说：“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土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邑，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zhān）。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1]

即位伊始，忽必烈便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1261年八月，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以劝农成绩为考核官吏治绩优劣的依据。同年十二月，改为大司农司，命张文谦为大司农卿（后升大司农），专掌农桑水利，以重其事，增设各道劝农使、副使为四员，并拨都水监归大司农司领导。忽必烈还欲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后升大司农），右丞相安童认为台臣兼领，史无前例。

劝农司奉忽必烈之命，根据各地情况，拟定和颁布了农桑之制十四条，又“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最后汇编成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的农耕与蚕桑技术。并刊行四方。“用之则力省而功倍”，卓见明效。

元世祖时官撰颁行本也。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学士王磐序，称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农司诸公又虑夫播植之宜，蚕缲之节，未得其术，于是遍求古今农家之书，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镂为版本进呈，将以颁布天下云云。案《元史》司农司设于至元七年，分布劝农官，巡行郡邑，察举农事成否，达于户部，以殿最牧民长官。史又称世祖即位之初，《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首诏天下崇本抑末，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均与王磐所言合。惟至元七年至十年不足五六年之数，磐盖据建议设官之始约略言之耳。焦竑《国史经籍志》、钱曾《读书敏求记》皆作七卷，《永乐大典》所载仅有二卷，盖编纂者所合并，非有阙佚。《永乐大典》又载有至顺三年印行万部官牒。苏天爵《元文类》又载有蔡文渊序一篇，称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于江浙行省，明宗、文宗复申命颁布。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书凡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采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2]

乡间村疃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为社长，敦本业，抑游末，设庠序，崇孝悌。北方的社，建于1264年。平江南后，社也推广到南方。忽必烈曾下达“立社是好公事也”等圣旨，亲自推动立社劝农桑。还命探马赤军户同样立社。此类军人立社，后改在万户建制内举行。

另外，还禁止占农为牧，禁止牧畜糟蹋农桑，推广农业技术，开凿陂塘河渠，兴建水坝水闸，安辑流亡人丁，限制“抑良为奴”，鼓励人民垦荒。蒙古帝国入驻中原以来，诸王贵族和蒙古军队肆意罢田为牧，“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这一措施的贯彻有利于中原农耕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忽必烈屡次下令，严禁蒙古权贵和军队践踏田园，不准牲畜毁坏庄稼。从1265年起，忽必烈还将黄河南北荒芜田土和僧侣所占良田，分配给蒙军战士耕种。于是，迁居汉地的蒙古人逐步适应了农桑之事，专心发展农桑生产，使农业日趋稳定。

元朝还大规模兴办屯田和重农桑措施，使中原和江淮地区由于战争破坏而出现的大片荒地，通过军垦和招募农民，很快得以恢复。当时不仅中原地区，屯田还遍及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因此，北方一带的农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发展。南方由于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较轻，元朝统一后，农业生产在南宋原有的水平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粮源源北运，每年达三百五十多万石，最多时高达五百万石。两淮一带遭受战争影响比较严重，南宋末年几乎是十室九空，到了元朝中期，才出现桑麻蔽野的繁荣景象。(www.xing528.com)

忽必烈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入驻中原后，能知晓农业生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并且果断采取相应措施，这是他迥异之前蒙古帝国前四任大汗的一大特点。

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忽必烈也极为重视，过去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驿传网，也与上都连接在一起。在上都和大都之间，以三条干线与一条旁路作为连接。然后，从大都开始，往东亚地区，都发散着放射状的道路网。在陆路交通方面，驿站沟通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边疆的联系。驿站制度在蒙古早期已经建立，忽必烈即位后在全国加以推广，北起黑龙江及西伯利亚，南至越南、缅甸、西藏等东亚全境，西南到云南，全国范围约有一千五百处。就驿传网的规模和范围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狗（主要用于黑龙江流域），水站用船。大约每隔二十五里，就有一座驿站，内设旅馆以便招待过往的客人。全国共有驿站一千三百八十三处，仅辽阳行省就有一百二十多处。

每一个驿站常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以供忽必烈的信使换马使用。又命百姓移居至驿站附近居住，以便开垦农田，并保证信使的通道畅通无阻。王道两侧挖掘有清水流淌的沟渠，沟渠旁边种植白杨或柳树，夏天为信使遮阴，雪天充当路标。

因为，中央的文书和地方的公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加以传递。公文用木匣封锁，随到随送。这时，策马前进的信使随身携带一块刻有白隼的牌子，作为紧急通报的标志。倘若在紧急关头，信使在夜间也照样策马前行，如果没有月亮，就由步行人手持灯火在前面引路，这样一站接着一站，朝着目标传递下去。

与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供步行信差居住。步行信差身缠腰带，并挂着几颗小铃铛，以便在距急递铺很远的地方就能引起下一站信差的注意。下一站信差听到铃声就准备接上他的包袱或信件立马出发。由于驿站和急递铺星罗棋布般布置，在元朝境内形成了网状的局面，保证信息迅速传递。

驿站的交通工具，不是随意使用的，要出具由中书省等机构颁发的凭证。乘驿凭证有三种，即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圆牌也称圆符，按规定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铸造、掌管，牌面上铸有海东青鹰的图案。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骑马数目，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札子是由各官府出具的乘驿证明，元初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及行省、行台曾有施行。

1263年中书省拟定的驿站袛应条例。对各类乘驿人员的袛应标准做了详细规定：“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为始，正月三十日终住支。从人白米一升，面一斤。长行马使臣如赍圣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干当官事者，其一二居长人员，支宿顿处分例，次人与粥饭。仍支给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为始，至三月三十日终止。白米一升，面一斤，油盐杂用钞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字，依部拟宿顿处批支。”^[3]

由于站赤管理井然有序，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的快速发达标志着元朝国内交通的发达，也标志着元朝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广泛。

水利是中原农业的命脉，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本之源。元朝初期，由于连年战乱，使一些水利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京兆旧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由于忽必烈积极提倡水利设施建设，“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

1261年，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奉忽必烈的诏令，开凿的广济渠，引沁水经济源等地，达于黄河，全长六百七十七公里，灌溉农田三千余顷。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元朝时期，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多达二百六十余处，北方六十处，南方二百余处。这些水利设施，都是在元廷有关法令、政策以及地方官员的亲自督促、指导下完成的。当地居民充分利用这些渠道进行灌溉，取得了农业的可喜收成。十余年后，忽必烈的劝农桑之举，“功效大著，民间恳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4]，以齐鲁之地最为繁盛。

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河流域，而经济上特别是粮食供给方面，却需要仰仗富庶的江南，即所谓“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远距离的交通运输方面靠水陆，南粮北运通过运河从内陆北运漕粮，称为“河漕”；通过海路运输漕粮，称为“海漕”。

翌年，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在《水利六事》中就运河的疏浚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并责令他负责各路河渠的整修和治理工作。1264年，郭守敬同唆脱颜到原西夏属地调查河渠情况后，便以副河渠使的职衔在当地官员张文谦、董文用等人的支持下，疏浚西夏旧有的唐来、汉延等二渠，灌溉田地近十万倾。另外，1281年，元朝开通了从泗水到汶水的一段河道；1289年，又修通会通河；1292年，忽必烈根据郭守敬的建议，授命他把从江南纵贯中国大陆的运河，投入巨额资金与巨大人力再行开凿，可沿着通惠河从昌平航行至通州（今江苏南通）。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把我国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连接在一起。直到1901年北京至通州的铁路建成之前，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我国南粮北运、公私商旅往来的唯一漕运通道，可见其用途之重要。

1287年，忽必烈设立行泉府司，专管海运。海运的开辟对于商业发展，大都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以及造船业的扩大和航海技术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直沽作为现在天津的前身，当时不仅与江南贯通，也与东南亚、印度洋、西亚方向相连的海运港口。通州与外港天津的连接形式，其实始于元朝。

大都所需的大批粮食，以及元初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所需的大量军需，大多要依靠南方供给。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一年征粮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七百〇八石，其中江浙行省（江苏、安徽、江西部分，浙江、福建两省）即占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

所以，元廷十分重视南粮北运交通措施，由于河运漕粮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致使漕粮船不能如期到达，无法满足南粮北运的迫切需求。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于是开辟了海上漕运线，最终成为元朝沿海海运的主要航路。自1282年到1293年的十二年内，元朝三易航线，经过不懈努力，一条较为理想的航线最终开辟成功。这是朱清、张瑄、殷明略等元朝漕运主事者经过顽强探索的结果。他们“先用十数船，付与驾驶，给与月粮，逐一访问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行船家长，俾其沿海港汉山岛，沙石多寡，洲渚远近，是何地方，可行则行，可避则避，可止则止，立为标识画图开款，以立沿海水程”。这样有组织的调绘活动，使民间通行的地名被官方记录了下来，最后通过筛选和甄别，最终确定了一条最为理想的航线。据《大元海运记》记载，元代漕运初期航线为沙洲所苦，“沿由求岙”历时半年，经过航海实践，“踏开新路”，找到了避开沙洲区较为简明安全的远岸航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

据《中国海洋学史》记载了元朝十二年间先后变更的三条航线：

一是，至元十九年（1282）开辟的第一条航线，自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入海，向北经崇明岛（今崇明县）之西，再北经海门市附近的黄连沙头及其北的万里长滩，沿海岸线北航，经连云港、胶州，又转东过灵山洋（今青岛市以南的海面），沿山东半岛的南岸向东北航，以达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由成山角转而西行，通过渤海南部向西航行，到渤海湾西头进入界河口（今海河口），沿河可达杨村码头（今天津市武清区）。这一航线离岸不远，浅滩甚多，航行不便；加上我国东部的近海，自渤海以至长沙口，全年均受由北向南的东中国寒流的影响，船逆水北上，航程迟缓，且多危险；沿岸航行，海岸曲折，使全程长达六千五百千米，再加上风信失时，往往要长达数月或近一年时间，才能到达。显然，这一航线并不能满足漕运需要。

二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辟的第二条航线，自刘家港入海，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驶离近岸海域，如得西南顺风，一昼夜约行一千千米，到青水洋，然后顺东南风行三昼夜，过黑水洋，望见沿津岛大山（在山东文登区南，又作延真岛或元真岛），再得东南风，一昼夜可至成山角，然后行一昼夜至刘家岛（今刘公岛），又行一昼夜至芝罘岛，再行一昼夜到沙门岛（今蓬莱市西北庙岛），最后再顺东南风三昼夜就直抵海河口。这条航线，自刘家港至万里长滩的一段航程，与第一条航线相同，但自万里长滩附近，即利用西南风，向东北航经青水洋，进入深海（黑水洋），利用东南季风，改向西北直驶成山角。这一大段新开航线比较直，在深海中航行，不仅不受近海浅滩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东南季风，还可以利用黑潮暖流来帮助航行，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航行的时间，快的时候半月可到，“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5]这条新航线的开辟，突破了以往国内沿海航线只能近岸航行的局限性，使航行时间大为缩减，这是元朝海上漕运业对我国沿海航路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是，至元三十年（1293），即在第二条航线开辟后一年，第三条航线又开辟出来。新航线仍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的三沙直接向东驶入深海，然后向北直航成山角，再折而西北行，经刘家港、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大沽河口。这条航线南段的航路向东更进入深海，路线更直，全航程更短，加以能更多地利用黑潮暖流，顺风时只用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使航行时间大大缩短。从此以后，元朝海运漕粮皆取此路，没有再做更大的变更。

元朝时海漕的规模之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史料记载，元朝最大漕运年份是1329年，运粮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之前，1314年自刘家港（时属浙西平江路）开洋的漕船（载量：小者二千石，大者八、九千石）多达一千六百五十三艘，但当年仅运粮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不到最大年份的百分之七十。足见地方志书记载其时刘家港“粮艘商舶，鳞次栉比，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的盛况，绝非虚言。但是，漫长的海漕沿线使运载风险悉数增大。如1292年运粮损失二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五石，损失率高达百分之十六。

元朝的远洋船舶制造业较之宋朝也有很大的发展，较大的远洋船舶能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著名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巴都在游记中写道：“元朝大型海船有十二张帆，可载一千人，其中六百人为水手，四百人为护勇、弓箭手、铳手。每艘大船随带三艘较小的船，大小短宽狭约等于大船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船无论大小均造于刺桐城（泉州）和克兰穗城（广州）的船厂。每艘船有四个舱面甲板，内设客房、套间、商号。套间包括客房和盥洗室。套间的房门钥匙由旅客自己掌管。乘船商人可以携带妻妾女婢同居一所，等眷属可住在这里，完全和其他乘客隔绝，水手们常常携带家眷随行。”元朝远洋船舶不但船体更为庞大，容载量更多，又多水密隔舱，如船行触礁，水由破处涌入，不致淹漫全船，而且大小船只配合得力，自成体系，可以发挥多种功能，反映出当时远洋船舶在适应海洋环境和实用方面，都比宋朝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成书于1349年的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自己数度到南洋诸国所见到的情况，其中在有关当时中国对外交易记述中，多次提及“青白花碗”“青白花器”“青白花瓷器”等记载，其中青白花瓷指的就是青花瓷（即日本的染付），对频繁来往于东西的商船队而言是最为高级的贸易商品。

【注释】

[1]［明］宋濂，等.元史（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本段选自《永乐大典》第七卷《农桑辑要》。

[3]［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

[5]柯劭忞.新元史（卷七十五）［M］.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