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忽必烈在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务时逐渐任用汉人儒士，参用汉法，学习汉地文化，引起部分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忌恨和不满，加上蒙古汗廷内部的权势斗争，以至于连“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的蒙哥也对忽必烈猜忌日深。
忽必烈被指责的罪状主要有实质性的两点：一是“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二是忽必烈“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1]。
无风不起浪，此事引起蒙哥的高度警觉，继而，这一警觉突然升级。蒙哥本来就对忽必烈施行汉法的行为深为不满，见忽必烈受到汉地民众的热情拥戴，滋生恐惧之心，便利用这个机会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1257年，蒙哥派遣亲信阿蓝答儿、刘太平、脱因、囊家台等前往京兆、河南等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财赋出入盈亏，并委任阿蓝答儿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蒙哥此举，显然是对忽必烈及其下属机构和官员的极度不信任。
这次钩考表面上是监察京兆与河南的赋税，实际上是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其用心极其险恶。
阿蓝答儿手持蒙哥的赦令，在关中设置钩考局，任命一些酷吏，趁势横暴。设置的钩考局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主要审查对象全部集中在忽必烈设置的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身上，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一百余条罪状，“锻炼罗织，无所不至”，包括征商细务，皆被捡拾无遗，大多数官吏难以逃祸。他们“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并扬言：“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
钩考伊始，连身为皇弟的忽必烈也未幸免于难，兵权连同总领漠南的任命统统被解除，“岁丁巳，宗亲间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蓝答儿至京兆”[2]。
在蒙哥“先除羽翼、后治魁首”的策略贯彻下，京兆、河南等地纷纷被查抄，近乎把忽必烈逼上绝路。当身为漠南诸官之首的忽必烈获悉封地所委官吏被阿蓝答儿等人严酷整肃的消息时，既义愤填膺，又深感束手无策，有几次拍案而起，竟欲以兵刃相向，被身边的儒士及时劝阻。
倘若长此以往，恐怕更难收场。深谙宫廷权势之争的姚枢连忙献计道：“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
姚枢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忽必烈对汗兄蒙哥的秉性了然于胸。蒙哥严厉果断，对政治上的异己者也毫不手软。即位不久，便大开杀戒，把窝阔台系宗亲都悉数处死。此举，令蒙古诸王敢怒不敢言。
忽必烈思前想后，依然想不出万全之策，幽然长叹道：“唉，事到如今，我真是骑虎难下。”
姚枢劝身为藩王的忽必烈不要和掌握蒙古帝国汗权的蒙哥来抗衡，不如交出漠南地区的兵权，带着家眷去和林觐见蒙哥，主动低头妥协，方能冰释日积月累的猜疑。
忽必烈听后不语，心生忐忑，此策在他看来，无疑以孤羊投狼群，至于能否逃此一劫，心里没谱。
说实话，忽必烈实在舍不得交出经营多年的漠南领地。另外，倘若自己交出权力，他的谋士、僚属能保证不受欺凌吗？恐怕日后再也不能经常倾听他们讲述华夏历代王朝的兴衰故事，从中领悟治国之道了。想到这里，忽必烈的心里袭来一阵剖心摘肺般的痛楚。
是夜，忽必烈怀着满腹心事躺在床榻上，久久不能入眠。细心的察必点亮油脂蜡烛，关爱地问他的脚疾是否又犯了。忽必烈没有言语，怅然地摇摇头。察必又关切地问起缘由。忽必烈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她是不会罢休的，索性坐起身来，愤然说：“那群儒士真是有病乱开药方，计无所出，居然出馊主意让我把家眷交给蒙哥充当人质。”
察必听后心里凛然一惊，却很快冷静下来，对忽必烈耐心解释说：“其实儒士所开的药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试想一下，世人皆知蒙哥嫉妒你的贤能，但他毕竟是你的同胞兄长，现在不会拿你开刀，更不会奈何你的妻子和儿女。你把我们送到和林，请蒙哥悉心照顾，势必会打消他心头的疑虑，你们兄弟君臣间的猜疑自然也会消除，重归于好，何乐而不为呢？”
在察必的开导下，忽必烈又权衡了许久，才心有不甘地说：“就依夫人之计而行吧。”
翌日，姚枢见忽必烈仍踌躇不决，继续进言道：“大王，事情紧急，区区得失，不能再计较了。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多数都经历过沉浮进退的人生落差，才弹奏出生命的最强音。古语说‘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只要大王善自趋避，将来不怕没有东山复起之日。”
“好吧。我理解先生的一片良苦用心，就依先生之言。”除破釜沉舟走这一步险棋外，别无良策，忽必烈遂依姚枢之计，打算携带着家眷主动赴蒙古汗廷去觐见汗兄蒙哥，占卜一下自己的政治命运。同时收拾行装，准备携带眷属尽快启程北上。
1257年十一月，忽必烈一行轻车简从，携带家眷入觐，并遣使奏报蒙哥。当蒙哥接到忽必烈前来觐见的奏报后，疑心加重，误认为忽必烈此行必另有异图。待忽必烈再次遣使请求入觐时，才降诏，怕有闪失，命忽必烈留下辎重随从，单身来见。
接到蒙哥的诏令后，十二月，忽必烈留下家眷、辎重和随从，只身前往也可迭烈孙之地觐见蒙哥。汗帐中的蒙哥见到忧惧不安的皇弟，发现忽必烈恭顺贤良，并无居功自傲之嫌。事情又发生在阿蓝答儿钩考正盛之际，弟弟忽必烈竟然被逼得日暮途穷，蒙哥心里油然而生一丝歉意之情。时隔三年才相见的兄弟二人“皆泣下，竟不令所白而止”。
众人都以为这对冤家对头今日相见，定会电闪雷鸣，唇枪舌剑，见二人亲密无间，心里万分不解。莫非他们都想起少年时代一起骑马射箭的日子，想起父亲拖雷死后两人一起安慰心力交瘁母亲的情景，想起蒙哥即位前的奔波操劳？
在忽必烈没有辩白的情况下，蒙哥主动把阿蓝答儿、刘太平召回来，下令撤销钩考局。
“这些汉人官吏都是老狐狸，狡猾至极，想方设法克扣钱谷，焉肯中途袖手？”阿蓝答儿不解其意。
“皇弟忽必烈已携带眷属赴和林主动低头认错了，再钩考下去，势必影响各州郡的政务处理。”
“已经抓起来的人如何处置？”
“官职免除，全放了吧。”
“这……”阿蓝答儿还想分辩，见蒙哥用冷峻的目光直视着他，便改口道：“微臣这就去办。”
作为回报，忽必烈交出封地内全部权力，撤回各地的藩府官员，撤销河南经略司、都转运司、京兆宣抚司、从宜府、行部等机构。蒙哥新委任斡赤斤嫡孙、只不干之子塔察儿为汉地军事统帅。
后来，忽必烈经过多方打探，才知道竭力打压自己的并非蒙哥的主意，而是他最小的同母兄弟阿里不哥。阿蓝答儿、刘太平不过是他的爪牙而已。因为蒙古自古有幼子守灶的旧俗，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而他又是拖雷家族的幼子，所以将来大汗之位理应由他来坐。拖雷的四个嫡子中，蒙哥身为大汗，旭烈兀西征未归，估计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嫡生的兄弟中唯剩下忽必烈一人了，所以，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阿里不哥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一场因权势碰撞而引起的钩考，以忽必烈的俯首称臣而告终。无疑，这是忽必烈政治生涯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细究其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忽必烈治理汉地获得成功，率兵南征大捷而凯旋，声望日隆，他长居漠南，连接蒙古本土，文治武功，有功高盖主之嫌；二是旭烈兀灭掉盘踞波斯北部诸山寨的“木剌夷国”，攻陷报达，灭掉黑衣大食，又分兵三路入侵叙利亚，战绩辉煌，但远离蒙古本土，虽声望日增，对蒙哥构不成任何威胁；三是忽必烈太过强势对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对身居汗位的蒙哥来说，思虑则有欠周详，冲动之下，才导演出一场权力争夺的闹剧；四是蒙哥派出亲信阿蓝答儿等人以钩考为名，在打击削弱忽必烈势力的同时，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以求与忽必烈争个高低。
1258年初，蒙哥因忙于统兵讨宋的战争，将调解佛、道两教矛盾的使命交给忽必烈。忽必烈领命在开平府宫中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老子化胡经》自南北朝以来便成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每当佛道关系紧张时，它便成聚讼之所，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辩论了将近一千年。至唐高宗、武周时，佛教方面将此事诉诸朝廷，请求禁毁《老子化胡经》，中间虽有较大的争议，终于两次下令焚毁。但是当时焚毁令不严，此书照样广为流传。近年来，佛、道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因为成吉思汗在西域接见过全真道道长丘处机，并且颁发了庙宇护持诏书，得到蒙古上层的保护，并有旨掌管天下道门，全真道便飞扬跋扈起来。古语说，僧道不同炉。他们强行侵占了佛教的庙宇田产，甚至把佛寺改造成道观，砸毁释迦牟尼和观音像，或把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的下面坐着。不仅如此，全真道众还大量刊印诋毁佛教的书刊，如《老子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等。(www.xing528.com)
七月十一日，佛、道二教的辩论，在开平城新建的大阁下举行。时值盛夏，是中原酷热难耐的季节，但草原上凉风习习，非常怡人。佛、道两派代表早早分列在大阁左右站定，跃跃欲试，准备一决高下。
当时掌管佛教的海云已逝，蒙哥又尊克什米尔僧人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3]当时参加辩论的佛教方面以那摩为首，另有八思巴、那摩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师、外五路僧、大理国僧、汉地中都圆福寺超长者、奉福寺享长老等三百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张志全、赵志修、樊志应、魏志阳、张志明、石永玉等二百余人。辩论由忽必烈麾下的主要谋士姚枢、窦汉卿、廉希宪等担任见证人。
据说，忽必烈在辩论前就宣布辩论规则，按照印度宗教辩论的习惯，辩论失败的一方要向获胜的一方进献花环，并接受对方的教法，即“道胜则僧冠首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佛、道辩论双方各派十七名代表，佛教以少林寺长老福裕为首，道教是以张真人为首。这次辩论的主题是道家《老君化胡成佛经》和《八十一化图》的真伪。
辩论初始，八思巴没有发言，当道士们提出《史记》作为《老君化胡成佛经》的根据时，八思巴问道：“此是何书。”
道曰：“前代帝王之书。”
忽必烈插言说：“汝今持论教法，何用攀缘前代帝王。”
八思巴曰：“我天竺亦有此书，汝闻之乎。”
对曰：“未也。”
八思巴曰：“我为汝说，天竺频婆罗王赞佛偈，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
道者不能对。
八思巴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
曰：“无。”
又问：“老子所传何经？”
曰：“道德经。”
八思巴曰：“此外更有何经？”
曰：“无。”
八思巴总结道：“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
曰：“无。”
八思巴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无，其为伪妄明矣。”
道者辞屈。
尚书姚枢宣布辩论结果：“道者负矣。”
忽必烈诏令如约刑罚，派遣近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送到龙广寺削发为僧。另外，“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者，二百三十七区”。
为纪念这次辩论的胜利，八思巴命十七名道士出家为僧时撰写一篇《调伏道教大师记》，全文如下：
祈愿吉祥！
向上师及文殊菩萨顶礼！向以狮子吼声摧破执有无等一切恶见之正觉佛陀顶礼！
当具足福德利乐及大智慧之人主颁布诏命，使讲论清净佛法之箭装上正理金刚之尖利箭镞，由善辩勇士从天界射出之时，那些致力于仙人之道、具有预知未来的慧眼和神幻之力，但受世俗气熏染而贪恋尘世、难入解脱正道的追随太上老君、虽然精习自己的教法，但自吹自擂近于疯癫的道士们，铁石般顽固的心肠也被染上清净佛法的金粉，勤守佛陀的禁戒和佛法的律仪，使大德们时常欢喜。祈愿由此善业，使世间众生不再追求虚空神仙而入于佛教正法！如是，以前在汉地出生之太上老君，据说在母胎中住了八十二年，出生后性喜寂静，努力修定，获得预知世间及神幻等成就，并使其弟子们亦入于此道。其教法与外道数论师的教法相同，信奉其教的被称为神仙的道士们为数甚多。因见其教法危害善逝佛陀之教法，遵人主忽必烈破斥此邪门歪道之命，八思巴于阳土马年仲夏五月二十三日以清净正见驳倒长期修炼神仙之法、精通其术之道士一十七名，使其出家为僧时，特记于此。
在此次辩论中，年仅二十四岁的八思巴凭借博识善辩而崭露头角，击败了所有道教辩论者，扩大了佛教在汉地的影响，也使萨迦派以一个教派的身份进入汉地，为以后担任国师、领总制院事、掌管全国佛教夯实了基础。
【注释】
[1]［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
[2]［元］姚燧.牧庵集（卷二十四）［M］.
[3]［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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