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洲村的第内翁氏-翁万达后裔的宗族群体结构解析

关于翁万达后裔一族的结构，有两个名词需要解释，一是举登翁氏，一是第内翁氏。“举登翁氏”是以翁万达上溯的第六世祖翁雄为始祖的一个宗族，以其创族和居住于举登村而得名。“第内翁氏”则是以翁万达后裔聚族而成的一个宗族群体。翁万达奏准四乡入住蓬洲城，开兵民同住之概，举登翁氏就在此时在蓬洲城内置业定居。在《举登翁氏族谱》中有脱稿于翁辉东《重修思德堂记》的《思德堂渊源》：“先是我大司马襄敏公致位通显，徙居蓬洲城，辟第于此曰‘尚书第’。朱明末造，寇盗纷纭，第罹兵燹，有清入主禹域，公之子孙始改第为祠，仍名‘思德’，踵先志隆禋祀子孙所有事也。”^[9]也就是说，“第内”的“第”字，就是尚书第的“第”，“第内”两字就是“尚书第之内”之意。

《举登翁氏族谱》中的“举登世系图”从翁雄排起，至第十六代左右，占10面，其中翁万达后裔的世系占6面半。紧接是“尚书房系”即“第内派系”，自举登世系第十五世“乃”字辈排起，最迟至第二十四代，共九代人，占14面。接着是“万纪公房系”，即“翁峰派裔”，也是自举登世系第十五世排起，占4面。其余9面分别属于“介峰公房系”“涂库大房”“涂库二房”“涂库三房”。从这些世系页面所占比重来分析，所谓举登翁氏或多或少就是第内翁氏的附属。特别是当举登祖祠拆毁，翁氏全族的栗主迁入大司马家庙之后，举登翁氏更是为人所忽略。这种情况由于史学界对于翁万达的重视，就更为明显了。

翁万达画像

翁万达中举出仕之后，翁氏一族也就成为地方最重要的望族。其时，翁万达长期游宦在外，其父翁玉（梅斋）也就成为翁族制度化的负责人。首先，翁玉在故里举登村营建了“思德堂”祖祠（翁氏又称之为外祠，相应地蓬洲大司马家庙又被称为内祠）。在《族谱》中收录有一篇《思德堂记》，署款是“东涯公代梅斋作”。此文记述了翁氏前人（主要是翁玉之母杨太夫人）的德行。这一事项，在翁氏一族制度化过程中，无疑起到奠基性作用。在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中，并未直接记录举登的思德堂建于何时，但是黄挺在《16世纪潮州的家族建构和官绅关系》一文中，已做了合理的推测——当是建于翁玉因子而贵，敕封户部清吏司主事的嘉靖八年（1529）。

按照通常作法，宗祠会配以祭田和义田。这既是为了维持宗祠祭祀的费用，更是维持家族的制度化。严嵩在《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中说：“尚书历官久，归俸于公。公为置义田，供祀事、恤族之孤寡贫乏者。”^[10]严嵩说的义田，还有“供祀事”的作用，故而还带有祭田性质。唐伯元在《中书宾卯饶公传》中提及翁氏一族所“创义田千石”（按：古代民间因为测量工具的缺失，所以对土地的计量一般按其所需种子数量计称。1000石田，大约折合7000亩）。相信，这些义田有相当一部分会就近置于举登村周边。这样庞大的家业，总该有人管理。这在客观上需要在举登附近要有翁氏的族人居住，方便于管理宗祠和田产。由于翁氏住居出现搬迁，也由此需要一部分人迁入蓬洲城。

第内翁氏大司马家庙　陈琳藩／摄

翁万达出仕后，翁氏一族很快迁出举登村。他们的第一目的地是金石。在翁万达写给他的同年好友邹守愚（字一山，也是后来翁万达的儿女亲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翁、邹两人有约要同住金石。翁万达在信中说，翁玉在金石所置的20亩住宅用地，其中有10亩是为邹氏准备的，甚至要与邹氏“同祠同传”。翁万达之所以如此重视与邹守愚的这一约定，或者与翁氏一族人丁太少有关。邹氏之子邹迪与翁公之女有婚约，翁万达应该是多少有点想借此壮大翁氏族力的意思。

在翁氏构建金石宅第前后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两广总督张岳（静峰）为翁万达父子建坊。翁玉的牌坊为潮州广济城门进入东门大街的第一座，题为“恩光洊锡”。翁万达的牌坊位于太平街与开元街交叉处，称为“少司马大总制”。这两座牌坊在近年得以复建。在潮州府城街道的两个显要位置建坊，可见翁氏一族当时受尊重的程度。张岳还以保护边疆大臣家属的安全为理由，在太平路为翁氏建宅，称为“翁公行辕”。

在翁万达与邹氏的书信中，屡屡提到金石的宅第还在修建之中。似乎到他去世时，翁氏在金石的宅第依然尚未竣工。翁万达去世时，长子思任去世已久，次子思佐只有7岁，而且是庶出。翁家的家政，自然而然地由翁万达的遗孀孙夫人主理，但翁思佐却得不到孙夫人的爱护，以致家业旁落，为孙夫人女婿邹迪所占。翁氏的产业，直到思佐长子翁锐过继给亡伯思任，获得嫡出之后，才与孙夫人交涉，从而获得一些产业的回归。及后，翁氏族人还在潮州城中将旧宅改建成“翁襄敏公祠”。也就是说，翁氏本有祠堂3座，而现在可见的只有蓬洲的大司马家庙。(www.xing528.com)

翁族究竟是何时入住蓬洲城，现在尚未有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翁万达奏准四乡民众入住之时，翁族便有一部分人营建宅第入住。现在，在蓬洲东南部，有翁氏族人聚居地称为第内。第内翁氏是以大司马家庙为中心而辐射形成的聚居群。大司马家庙是一座两进式的潮汕传统祠堂，至今仍保留着明代晚期的门楼构石和题匾。据说题匾出自明代潮汕大书法家吴殿邦之手。近年，青年学者陈贤武以大司马家庙题匾照片请教于潮学学者曾楚楠时，曾先生惊曰：“吴殿邦手迹！”由此略可印证。附匾则为“四代部院”“三世尚书”，不仅记载着翁氏祖上的辉煌，更是地方书法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围绕大司马家庙，有数落四点金、下山虎的传统民居反照拱附，从而突出大司马家庙的中心位置。这是潮汕宗族聚族而居的一个典范。

大司马家庙，堂号依举登旧祠也名为“思德堂”。翁辉东在《重修思德堂记》的解释是：“思德堂有二，一外祠在举丁（登），梅斋公追思先德之所也（现迹无存）。一在蓬洲内祠，后人绍述选型者也。”^[11]根据相关文献推测，从嘉靖朝到万历的几十年间，翁氏在蓬洲城的“尚书第”应该还比较完整，且翁思佐当时正受孙夫人的排斥，自身犹卧病城郊（金石），恐难在家族中兴建这样规模的建设。所以，大司马家庙应肇建于明末，这与庙匾为吴殿邦所书，应该是同一时间。据翁氏族老口传，蓬洲内祠之建是为了避寇盗之故。明清两代，海盗倭寇每每滋扰浦，其时举登更在海滨前沿，翁氏的祖祠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建大司马家庙的作用，是为了在寇盗来侵时便于将举登外祠的栗主移入，在寇氛平复之后，又将栗主请回举登。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蓬洲大司马家庙起到中转站的作用。这正与当时翁氏居住在蓬洲第内族人的情况相一致。

此后，翁氏一族主要人口依然住在潮州城里，如入清后父子皆中进士的翁如麟、翁廷资父子。虽然住在潮州城，但籍贯仍为澄海，故而澄海、海阳两县的县志皆有他们的记载。翁如麟是思佐的孙子，廷资则是曾孙了，他们在潮州府城已居住数世了，《澄海县志》仍有他们的记录，至少说明在当时他们还是经常回到蓬洲和举登的。今大司马家庙前楹联：“祖尚书、考尚书、本尚书，以光祖考；先进士、曾进士、玄进士，而贻曾玄。”就是翁廷资中举之后所撰写的。从这些对联的流传，可见大司马家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维修。

民国十一年（1922），蓬洲的大司马家庙因受到飓风海潮的破坏而重修，翁辉东撰有重修记。重修的主事者，分别是隶属于尚书公房“乃元房”的开业和“乃添房”的盛东，及涂库二房的茂龙。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涂库”是翁玉的兄弟翁衡的后裔组成的。翁衡一支由举登进入蓬洲之后，在北门内建有一座三进双背剑大宅，宅后建有储藏粮食的仓库。这种建筑手法，在潮汕建筑中被称为涂库。因而，翁衡的后裔一族被称为涂库房。涂库房人参与了大司马家庙的重修的董事工作，至少可以说明到民国时，举登翁氏正慢慢为第内翁氏所同化。其时，翁氏在潮州城的族人也正渐渐疏远与蓬洲第内的联系了。这固然是时代进程的必然，也多少与祭田的流失有关。同时，亲属关系的确立更受到地缘方面的影响，居住在蓬洲的翁氏族人也以居住地进行抱团。况且举登祖祠年久失修，经受沦陷、天灾之后，翁氏无力修复，所以只得将举登的栗主全部移入蓬洲大司马家庙。此时，第内翁氏基本就代替了举登翁氏名号。

2005年，蓬洲大司马家庙进行修缮，并留有碑记，对修缮过程进行描述：

今复年久，早已桷椽尽蛀，瓷饰毁湮，更曾罹日寇炸城，后壁震倾，若非从速重修，则恐坍陷有日。为是，经多方相议，率立重修家庙筹建组，定葺修方案，联内外宗亲；募筹款项，广庀优材。是举也，族众宗贤，景从风应，纷然乐捐者多达三百余众。遂延古建专匠，于春三月择吉动工。拆旧堵，筑新垣，去朽木，上朱梁；门楼石鼓，屋脊嵌瓷，庭前照壁，庙后花园，乃至里巷二闾，祠旁四合，咸修复焉。观乎是庙之修，规模基址，未作毫分变易；石制柱枋，尽留明代物华。今庙貌一新，气度恢闳。

此时的第内翁氏，已经完全不受举登翁氏名号的影响，也似已逐渐忘记了翁万达在潮州府城的诸多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