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洲村：历史与形胜的结合

关于蓬洲城的得名，常听到如是解释：“蓬洲因曾经是长满蓬草的沙洲而得名。”这是望文生义。其实，之所以名为“蓬洲”，应是其址乃明清“蓬洲守御千户所”旧地。

“守御千户所”的设置，缘于明初所推行的“卫所制度”这一军伍管理模式。当年，从京师到府、县，皆设立卫、所，以5600员为一卫，1120员为一所。各省设都指挥使司统辖各卫，由各卫统辖各所；而“守御千户所”则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

蓬洲城图　《潮州府志》

蓬洲所是明初洪武二年（1369）置于厦岭的，作用在于“扼商彝出入之冲”。当时厦岭地属“揭阳县蓬洲都”，故名为“蓬洲守御千户所”^[1]。洪武二十七年（1394），该所迁址于江都西埕村。西埕即今蓬洲村地域，今城南的元帅爷庙里仍供奉着刻有“西埕爷”字样的香炉，城外西南畔也保留着一大片称“西埕后”的田野，近年还修通了直达龙泉岩山麓的西埕（程）路。按理，当年迁址之后，应易名为“江守御千户所”。但却一仍旧称，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改筑石城，还依然以蓬洲冠名。后人不察，就往往把“蓬洲都”与“蓬洲城”混为一谈，以至在多家著述中都出现过“蓬洲城于洪武二年建在蓬洲都”的记载。时、地均误。为此，潮人前七贤之一，苏东坡的好朋友、蓬洲都人吴复古（字子野）也被误认为是浦蓬洲人。比如蔡起贤就有诗云“胜地推浦，代生不世材。清高推子野，韬略论东涯”^[2]。可见他确是误将吴子野视为浦蓬洲人，故将其与东涯（翁万达）并列。就连蓬洲的吴姓族人都以为吴复古是蓬洲城人。近20年前，当地名士吴文伟就曾拟在村中觅取合适场地，以吴复古故居为名，倡设吴复古纪念馆，这无异于企图让宋代人入住明时城了。

西埕爷香炉　陈琳藩／摄

可以说，这是个亘古及今的误会，其影响所及，的确颇为普遍。比如林俊聪的《潮汕庙堂》就说：“蓬洲城在蓬洲都。”再如饶宗颐的《汕头释名》一文中，一落笔就说：“汕头旧称沙汕头，在澄海蓬州（按：应为洲）都。”^[3]但众所周知，沙汕头在浦，或曰江都。岛之称，也缘于此。汕头开埠后，直至1921年3月设立市政厅之前，还一直属澄海浦司所辖。文中称：“浦有沙汕之名，始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书》：济河跨揭之浦，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为海、揭下流……岸（按：翁万达原文为海岸，一作海口）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4]翁万达是江都人，文中浦、济河（即济河）、蓬洲所城都是江都的地名。文中又引刘子兴的一篇碑记说：“豪民某等占据浦之沙汕坪……”可见饶老也误将蓬洲城所在地视为蓬洲都了。不久前问世的《潮汕文化大典》，陈泽泓也在其述介吴复古的章节中释蓬洲都为今“江街道”。以讹传讹，要勘误的确不易。

其时，在百户董兴主持下，蓬洲所的土城很快改筑为石城。古城环周640丈、高1.5丈，开有东、西、南、北四门，各有城楼，城中设有月楼4座、窝铺20处，环城有河通海，进则可战、退则宜守，系古潮州海防要塞也。初设正千户4员，副千户14员，冠带试用百户2员，镇抚1员，军吏1员；及后奉令裁员，设正千户1员统百户指挥10员，共驻兵1120员。卫所制度规定，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均世袭，蓬洲所城各职均如此。在桑浦山上的谢氏墓葬中，尚完好保存着落款“世袭指挥谢宏缵”的摩崖石刻。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蓬洲所建城规模的故事：朝廷建蓬洲的原有规划是要建成“鹧鸪投林”，即把现在蓬洲西的一个叫鹧鸪山的小山丘“投”入蓬洲城内；由于建城资金缺口较大（一说建城资金被贪污），才改建成“飞凤衔书”的格局，即鹧鸪放归城外，成飞凤之势，方形小城就如书册云云。甚至言之凿凿：当年东门城石已安在鸥汀一带。这也是一种附会之说，但是却可见蓬洲城与桑浦山息息相因的形胜之概。诚如《澄海县志》“形势篇”所载：

蓬洲所，西北群峰环抱，蜿蜒数十里，背山面海，巍然屹立，为海滨重要之区。^[5]

历史总会如此巧合，蓬洲建城刚满百年，潮汕地区历代事功最为显著的翁万达在城外小村举登出世。半个世纪过去，蓬城依旧，而翁万达已从宣大总督进“入掌本兵”的全盛时期，言重朝野。随着韩、榕出海口的冲积不断生成，明初濒临大海的蓬洲城已逐渐成为“内陆”，其战略意义也慢慢消失了。于是，翁万达便“奏准”城外各里民人入住，遂开兵民同城之格局。

明初实行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就是屯田制，即兵士平时屯田，遇变则参战。据《澄海县志》所载，蓬洲所城的屯田共有4处：一曰北山屯，在揭阳官溪都；其余3处分别叫陆境屯、石口屯、乌石屯，都在揭阳霖田都。总共有田、地、塘46顷64亩，带粮米1399石2斗。至嘉靖年间，各地屯田“多为卫所官隐据，又为势室占夺督屯”（见嘉靖《潮州府志》），卫所制度已处于瓦解过程，逐渐失去创设时所具备的功用。屯田之法既渐式微，卫所军士则多另谋生，这也导致了军籍耗减。根据《筹海图编》等史料统计可知，嘉靖年间广东军额平均每卫1168人，仅及原额的23%，蓬洲所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这也是导致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登岸来袭时，蓬洲城支撑不住的重要原因。当年二月，倭寇进攻蓬洲，佥事万仲带领军士从所城东南哨所迎击，不敌溃败，领哨千户魏岳和高洪被杀。

但总体来看，明、清两代，倭寇屡次入侵，城中士卒还是皆能奋力杀敌，保一方安宁的。这方面流传的故事颇多。而在漫长的沧桑岁月中，古城虽屡受损毁，而终得修复，基本维系原概，一直成为抗倭的坚固营垒。从所能找到的资料可知，蓬洲城曾有过三次大修，分别是：明天启五年（1625），由澄海知县冯月玠主持修筑；清康熙七年（1668），海禁取消，居民回迁，潮州府通判署澄海县事阎奇英重修；清嘉庆七年（1802），知县何青再度重修城墙。此后不久，蓬洲城的防务移至潮阳乌石，蓬洲始成为只住居民的乡村。但是由于其城墙的天然保障功能，周边不少经济实力较强的商民便纷纷入城置业，蓬洲便很快成为、鳄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民间也积极保护古城设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曾由蓬洲本城富商陈雨亭倡议重修城墙。

在多次维修过程中，人们也对城中一些设施进行了整顿。如光绪二十八年的那次维修，还进行了市亭的建设。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陈汉初在汕头档案馆的清末报纸中发现一篇当年由名士陈龙庆所撰的《蓬洲创建市亭碑记》。碑记云：

光绪纪元之二十八年春月，蓬洲官绅禀祥上宪，盖建市亭盛举也。昔者竹篱茅舍，风云飘摇。空旷地方，常有匪流设赌滋事，贻害阊闾。自有斯亭，可以安商旅，可以通有无，无弃地，无游民。易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自司市之官不设廛肆之地，或开烟馆，以窝藏匪类，或设赌场，以引诱愚民。苟不严定约章，未免负上宪示谕之责。呜呼！今天下商战烈矣。海禁大开，万国互市，中国漏卮日甚一日。工与商相表里，为商者不讲新法，不制新器，不考物产，不通化学，不谋抵制，不集公司，大不能为一国保利权，小且不能为一己保利权。只此贩贱货贵，仅逐什一于绳头。抑未已倘，并此不务，而惟窝匪聚赌之。是图蚩蚩者氓几何其不穷且盗也。是特志其缘起，而以章程数则，泐入丰碑。是役也，经始于五月十五日，竣工于七月十五日，而阅月而告厥成。其功于斯亭者，五品衔蓬洲汛官林把戎文达、花翎分省补用知府陈孝廉步銮，监生陈君偕桂、林君玉堂，五品衔候补州判陈君步南，庄茂才联奎、谢茂才椿，监生翁君茂萼、翁君裕德、翁君铨。而经始持终，厥功尤伟者，则四衔陈司马龙章也，合并书之。^[6]

蓬洲城墙遗址　陈琳藩／摄

在一再重修的同时，蓬洲城也一再遭受破坏。只是有损有修，小损小修，大损大修，倒也无甚大碍。可惜的是，古城最终还是被人为损毁了。1939年端午，侵华日军兵临潮汕，、鳄首缨其冲。不久，日寇占领蓬洲城。寇首黑木，面善心恶，入城之后，十分恼恨城池设立是为了防倭，便下令拆毁。500多年的古城终不能幸免于难。在日寇的魔爪下，城墙被拆去大半。约20年后，在“大跃进”“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残城再次罹难。1958年，残余部分被一一拆毁，城石全部用于外砂、莲阳等大桥之建设。现仅存城之东、西、南、北四门各有一处遗迹，多仅盈丈，最长一处在城东，长约8米多，高达4米多，宽可2米。皆得益于古榕之盘根错节，紧紧缠绕，竟令当年拆城者不得不“手下留情”，因而弥足珍贵。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研探城史者十分困惑，那就是建筑蓬洲城墙的大量石料究在何处开采。以明初时的生产能力，似难以远途采料，所以蓬洲城石估计取自桑浦山。可是在远近各个山门中，一直没有发现古代大规模采石所留下的迹象；为了应付这么巨大的需要而不留痕迹，这实在难乎其难。或许是历史刻意留下的难题以观照当今。不是吗？面对桑浦山晚近以来在采石、采沙中留下的满目疮痍，难道不会在惊叹古人所创造奇迹的同时而感到汗颜吗？

济河亭　陈琳藩／摄

既然是城，就有城河。城河就是城濠、城池。蓬洲城的城河是济河的一部分。明中期以前，海阳（今潮安）的清溪、揭阳的西溪在浦夹而出海，两溪虽相距不远，但未能通会，且出海口有沙脊横当，水流不畅。嘉靖十九年（1540），翁万达在参与平息安南莫登庸之乱之后，曾告假省亲，趁便与江耆老姚良赞、陈东之等，商议疏通济河。此事很快获得潮州知州郑宗古的支持，决定由政府支出工程材料费用。有关款项两年后到位，于是征用了当地大量劳力，江民众用了近月时间才把河道疏浚；但河堤是用沙土筑成的，经河水冲击，堤岸很快就崩陷，护城河水直逼城墙。翁万达又提出以石砌堤，并建议以蓬洲所城的库贮军费作为修筑费用。此议得到多方支持，并由揭阳知县王凤（其时浦尚为揭阳属地）和驻蓬洲的千户尚昂、李勋，河泊大使黄潮协同管理。第二年，工程告竣，乃建济河亭以记其事，翁万达既题“济河”匾，又撰《济河记》，立石亭边。与此同时，还在南门外建桥一座，县志曰济桥，村民则称太平桥。

古渡口　陈琳藩／摄

城河还是古城与外界接触的重要交通渠道。在城东天后宫前有一段已经被填成池塘的城河，重修天后宫的理事会专门在此处立碑。(www.xing528.com)

古渡口：妈宫渡口济河，神灯渔火映碧波。面东顺流通大港，背西逆舟统祢陀。朝南出海抵汕头，向北沿江达潮庵。沧海桑田水改道，怀古留今溪为塘。^[7]

虽然文字未工，但也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当年这个古渡口所具备的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

此外，城北门内还有一池名曰“关池”。从蓬洲城的舆图分析，此池当以五行“北属水”之义而建，平时作城内消防用水，而一遇战时，则成为全城的饮用水源。这也成为蓬洲筑所建城的一个重要见证。池已久湮，近由乡人洪应鹏出资重修，加筑栏杆，植树绿化，成为古城一道风景线。

城防驻兵，需要用于演兵的校场。蓬洲城的校场在城南外。嘉庆中，蓬洲城的防务转移之后，校场也就荒废了。共和国成立之初，还曾在此举办过规模颇大的全浦区（含、鳄二都）小学生运动大会。后来校场上建起兵营，再后来，又在兵营的基础上建起了汕头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记。在校场北边靠近城河的地方，旧时有一个土屯，名为烟屯。不谙个中缘由的人，还以为是战时用以点燃烟火传信的军事设施。其实不然，这只是民国巨富陈仁蓬的一个障眼法。陈氏在蓬洲市肚筑宅时，运出大量废土，在完全靠人工的时代，费工颇巨。于是陈氏就地置于已经废弃的校场边，因恐惹来闲言非语，乃美其名曰“烟屯”。陈家豪宅至今尚完好，门匾上还保存着民国上海书法名家唐驼所题的“颍川旧家”。

嘉靖四十二年（1563）置澄海县，隶属揭阳县的延德乡所辖江、蓬洲、鳄浦三都析入，由此蓬洲城始属澄海。、蓬、鳄三都与澄海县其他地域正好隔着韩江干流。三都连在一体，从海阳到揭阳，再到澄海，复归汕市，三都从未分析。有城建庙，无城则均享，故所建庙曰“三都城隍庙”。由于盗乱不息，澄海设县以后，县治迟迟不能确定，有谓“官此地者来无定居，或驻蓬洲、或樟林、或冠陇”。就是后来确定设县治于辟望司，数十年间县治建设依然未完备，仍每月三地各十日办公。究竟有几任澄海令莅蓬洲办公，现在已难确定。但从《澄海县志》“艺文篇”记载中，可以找到其中的王岱和李书吉在蓬洲城履职时所赋诗作。

王岱，字山长，号九青、石史，湖南湘潭县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贬为澄海知县。他体恤民情，革除弊政，主持重修《澄海县志》，兴办学校，民俗为之一新，深受吏民爱戴，有专祠崇奉。著述有《了庵诗集》《且园近诗》《浮槎溪上草堂》诸集。王岱有诗《蓬洲寓》云：

衰暮愁卑湿，偏遭瘴疠乡。

蜗涎粘础柱，蚯蚓挂绳床。

云日旋开闭，风雷倏显藏。

炎方三月候，榴头照东墙。^[8]

李书吉，字小云，江苏常熟人，嘉庆年间任澄海知县，主持重修《澄海县志》。其有《蓬洲即事》诗云：

漠漠平沙阔，萧萧古堞孤。

云重分去住，树老各荣枯。

委婉龙归壑，狰狞虎负嵎。

孙恩昨岁馘，负担唱于喁。^[9]

城墙遗址与去思碑残碑　陈琳藩／摄

陈龙庆编《龙泉岩游集》收录此诗，题为《蓬洲即事遥望龙泉岩》，并署其作于“嘉庆癸酉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

晚近数年，随着人们怀古情愫的不断加深，蓬洲古城经常留下来自各方访客的足迹。但是，蓬洲古城及其遗存文物，就像一位刚刚撩开面纱的少女，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古城墙的彻底拆除、毁弃，不能不说是一大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愿这是历史留给人们的另一种尚难预知的拓展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