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自然共同繁荣，生命之城市

怀特海围绕生命而展开的有机自然观将自然理解为：一个由各部分之间交互作用的整体，一个不断创造的进化过程，即一个有机生命体。因而它必然要求人类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走向共同繁荣，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繁荣，贫困、资源匮乏的城市与绿色、富裕的城市共同繁荣，而且意味着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意味着保护好地球上的荒野，让大自然的万物欣欣向荣、充满生机。海洋、淡水、森林、山地、土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都与我们息息相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态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乡村采用生态农业的方式耕作，更多的地区用于生态修复，荒漠地变成绿洲，秉承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是万物生灵的家园理念，正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繁荣，这是一个人类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是一个美不断涌现的过程。

根据考古发现，大约130万年前现代人种（智人）在非洲出现。大约在4万～5万年前，智人扩展到欧洲、亚洲和大洋洲。智人至少已经延续了6万代，那个时期整个地球的人口可能都不到1000万人。大约1万年前，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人口开始增加，但一直到距今300年前，增长都比较缓慢。到公元1700年，世界大约有6亿人。在1700年以后，经过12代的繁衍，人口已成倍地增加至60亿。[22]（见图13-1）

图13-1　世界人口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https：//1.199.93.73.）

据联合国2018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国家的生育率都有所下降。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保持在每名妇女生育5胎或5胎以上，而如今，人口数在100万或以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为2.5或更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其他6个最近遭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生育率很高，与早前世界范围内的平均生育率最为接近，平均每名妇女的生育数量超过4胎。其他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或趋于稳定。

世界人口的发展历程验证了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正反馈和负反馈规律。工业革命对农业有重大的影响。高产作物如小麦、玉米、土豆、红薯和大米，随着欧洲各地的贸易和殖民活动向世界传播。科学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到来，发展了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自工业革命后，生态系统承载力更大、更持续的发展使得地球的人口在过去250年里成倍地增长。这是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正反馈规律的结果。随着人口爆炸，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挑战，有的国家进行人口控制政策，有的发达国家城市居民随着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的提高，倾向晚婚少育。不论贫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希望通过及时的手段达到计划生育的结果。全球人口生育率由高转低是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负反馈规律的作用结果。

人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可持续性与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的强度密不可分。对生态系统需求的强度有下列等式：

对生态系统需求的强度＝人口数量×消费水平×科技其中科技为单位工农业产品产生的资源使用量和污染量。[23]

科技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人类力量的强大，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活动中试图控制自然并变革自然进而改造自然，把自然当成是征服和压榨的对象，不断创造出大自然原本从未有过的物品和建筑，最终打造出一个日益强盛的技术帝国。“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4]开始出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地球上的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共呼吸、同命运的整体。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技术路径”[25]，在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现时代的一切技术都应该具有生态价值。“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建构在生态技术实践之上的世界。”技术范式的绿色化转变已势在必行。因为生态技术范式相对工业技术范式在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认可、技术发展观、消费观、社会发展观、自然观等方面都具有优越性。[26]

作为生产力基础的技术范式是有一套与之耦合的多体系配合并形成统一性整体，技术范式的转换过程也就会有多层级相关的配合性转变，存在着这个耦合关系体系的破裂、重组，从旧的工业技术范式向新的生态技术范式转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确定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内在驱动、市场的外在拉动和政府的政策调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需求催生新的技术范式，驱动技术范式的更迭，推动技术范式的演进。产业技术竞争同样产生技术范式，也通过竞争驱动技术范式的更迭。绿色技术范式可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文明建设又可以倒逼技术的绿色化转变。技术范式转换由诱发因素与转换过程两个力量作用。诱发因素为：新技术研发的突破→新技术革命→新、旧核心技术竞争→新核心技术确立→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爆发→新技术范式确立；转换过程为：新范式发展需求的确立→同向而不同路的新技术群间竞争→具有可行性新技术群的确立→新技术革命→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爆发→新技术范式确立。社会制度是社会博弈形成的结果规则，是人类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框架，也相应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制度演进。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保护及新能源的不断开发进行的激励措施及有效合作，促使了绿色浪潮的兴起，为低碳技术及新能源技术的兴起开启了开端。人和自然的和解，走向共同繁荣，最终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

绿色技术经历了末端处理技术、无废排放技术、清洁无污染技术以及预防污染技术等几个阶段，是涉及去除污染、废弃物资源化、合理利用资源、无排放、资源节约、源头把控和循环利用等不同具体形式的绿色技术类别。逐渐形成一种集合了绿色人文与环境哲学在内的全新技术范式，即“绿色技术范式”。绿色技术范式是指以绿色技术为主导性技术硬核与以绿色化人文实践所构成的社会建构组成了“绿色技术范式”的全部。也就是说，绿色技术范式就是包含绿色化的系统观、价值观、生产观、消费观和发展观的可以实现绿色技术路径的综合。[27]绿色技术范式作为工业技术范式的反思、批判、扬弃和超越，其对于自然界内在价值是肯定和尊重的。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德国发展战略的“工业4.0”、欧盟通过的“欧洲2020战略”说明科技发展战略将驱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并为生产方式绿色化提供了市场需求与物质基础。绿色技术范式克服工业技术范式所遵循的征服主义技术发展观所带来的征服性、控制性、封闭性、人类中心主义等缺陷，实现人类、自然环境、社会、生态平衡等多者和谐共进、整体发展的目的。

当前绿色技术系统活动作为这一特定问题的典型领域，其碎片化与自然生态整体性的严重冲突，成为绿色技术系统适合于自然生态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从构成性分析来看，这种挑战最典型地表现在绿色技术系统的“中观层面”上，即表现在绿色技术系统的“机器（组织）”碎片化、“规则”碎片化、“机制”碎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挑战上。[28]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绿色社会技术中极为重要的“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它与其他相关“组织”就处于某种分割状态，如它与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等20多个专门机构一同治理环境问题时，缺乏协调。以我国水资源保护为例，有《水法》《环境保护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还有一系列的专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未形成互动协调的有机整体。机制碎片化在国际环保、能源等的领域也普遍存在。例如，国际环境协议数据库表明，截至2010年3月，该数据库包含了1046个多边条约、1538个双边条约及259个其他条约。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建立的多边制度在类型、制度化水平和一致性程度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绿色技术的碎片化转向协调性、整体性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趋势。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就是依托新能源技术、数字制造、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这些绿色化的创新技术引导的工业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因为互联网、物联网已渗透到人类生活活动的各个领域。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产生海量数据，大数据需要快速海量的计算能力，而构成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由于交感联通、智能相应而成万物智能的思维理念。”[29]“互联网＋”时代发展展现出人类联合发展大趋势，人类“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正深入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生态哲学、生态美学正是从有机整体的视角、从审美的层面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用审美教育、用哲学指导来促进绿色技术的有机融合，将是一个美与丑、整体与破裂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就美的过程。我们要用一种审美的价值判断来驱散工具理性的割裂；对自然“复魅”；让技术回归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服务上来；让生态技术去贴近感性；让审美的光辉洗礼技术的诟病。歌德、席勒等美学家构建了浪漫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理想的人是全面得到和谐自由发展的“完整的人”。康德认为人的完整性在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以及现实与理想的统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了“劳动的异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创造美、审美的人是向着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人类是美的源泉，是丈量美的尺度，美的形态随着人类实践的步伐不断地深化也不断地扩充概念，技术与美的不断结合，不断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发展了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如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科技。

（一）生态技术之美

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对技术完善的内心诉求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这提供了艺术走进技术最原始的动力就是人类自身对美的追求，或无意识的内心愉悦而带来的动力。而对技术的审美之维的重新强调，意味着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使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中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文关怀。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必须始终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和指向，必须注意抵制那种唯经济论、唯用处论的技术思维，强调人文与技术的良性互动，实现技术与审美的协调统一。[30]技术的审美化的不竭动力是人自身的美与人类的审美天性，从技术研发到技术产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的张力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带来了美的感受，人是美的源泉，是技术美学的不竭动力。

对于开发的新产品、新装置，及研发工艺和系统要以节能、安全、减排、环保、无污染、均衡、和谐、低碳、低廉、审美为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材料、工艺、产品、理念、设计者与享用者本身都通过审美的体验和联系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系统过程，一个和谐发展和谐共生的过程。美是人类的本质体现，因此技术趋于美，就是趋于人类本身。人类在审美意识、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对和谐共生的向往、对诗意栖居的期冀下不断提高。生态技术美学为技术树立了新的价值观。人类的审美回归自然本真则有利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身心的双重愉悦，同时技术设计朝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成本的循环可持续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生态美。

生态技术是一个系统的技术范式。生态技术范式将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技术体系，并兼蓄并存地提供多文明模式的文明理性形态，使生态文明成为一种现实性与未来性相统一，开拓性与持续性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关系由被迫转向自觉、对抗转向和谐的全新社会文明形态，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间、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价值归宿。生态技术范式是技术范式更迭的内在逻辑必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技术选择，其为人类文明、技术发展指明了更为丰富的发展方向。[31]时代需要以一种美学思维，将生态技术纳入审美的范畴，用审美作为尺度去衡量生态技术。将技术纳入审美的范畴当中，探索以技术的审美化促进人在现代性中获得救赎。找寻人类驾驭技术的起点，让技术回归到为大众服务、为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服务上来。

在海德格尔眼中，工具不仅是满足人类一己私利的器物，还是汇集天地人神的鬼斧神工的产物，是使此在进入存在的意义路径，也就是这样的深谙与人类本质的人文价值使审美思维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占据重要的地位和拥有核心价值、导航作用。[32]美的生态技术、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以及以审美为衡量标准的技术才能使日益混沌复杂的人类社会得以扭转。生态技术的审美化，使得普通人获得美的享受，或者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加轻松地释放自己的艺术才华，创造出展现个性与追求的艺术作品。生态技术产品本身不仅仅是消费性的，更将成为创造性的，成为人们追求美、实现美的新舞台。

（二）生态治理之美

在当代进程中，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并危及人类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同时也孕育了各种生态治理的方法与智慧。[33]然而，新的关于如何治理生态环境的知识体系还没有完整地形成，需要创新与协作，需要抛弃以往落后的发展观念，需要不断突破人类中心论的价值体系，需要构建人与自然互生互惠的生命共同体的新型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体系。生态治理通过还原人性的纯真本性，实现以人为本的内在回归，进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外在超越，生态治理的双重向度展现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昭示人与自然本质的内在统一，推进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生态治理的方法、智慧与过程是审美的范畴，同时生态治理美学也升华了美学之美，使美学向实践的回归。

生态共同体是将人与自然、社会共置于对等的话语体系，从学理上消解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机械对立范式，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以有机整体的认知视阈剖析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因为没有地球，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存。”[34]生态治理践履在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协同路径，将人与自然的根本利益统摄于治理的全过程，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致力于发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政治制度体系、发掘生态文化资源借以夯实生态治理的基础，实现人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治理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的美美与共。

（三）生态环境审美

自然审美价值产生于人与自然形成的审美关系中，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在主体心理上发生的一种精神效应，具有主观和客观相互融合的特点，是审美主体内心组织运行的结果。审美意识在内感外射的过程中，自然事物与主体意识相互融合而产生审美意象。审美主体在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中产生了审美价值感，从而形成由低层到高层的自然审美价值结构。

环境审美在建设生态城市的今天凸显其重要性。怀特海曾深刻地批评环境审美缺失的后果。他说：“同样，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得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时，当对新的物质世界的审美性质进行最精微的、最迫切的研究必不可少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了最高峰。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中，艺术被当作一种儿戏对待。19世纪中叶，在伦敦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一个显著实例。泰晤士河湾曲折地通过城区，其优美绝伦的美被查令十字铁路大桥肆意地损毁了。建造这座大桥时，根本没有考虑审美价值。”[35]“泰晤士河湾曲折地通过城区，其优美绝伦的美被查令十字铁路大桥肆意地损毁了”，这种现象在迅速城镇化的今天正在各地上演，提高环境审美素质和加强审美教育迫在眉睫。因此，亟须培养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审美境界。

环境审美在促进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进步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遵循客观规律，有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用审美与艺术的超凡感性，用审美的感性光辉照亮工具理性带来的昏暗。用美的光辉为人类幸福生活而思考，以东西方的共同智慧，为人类心灵寻求家园转而用实践构筑家园，构筑人与自然、社会、人类、自我、他人、物质、精神的和谐。

我们可以尝试从审美中探寻到适合人类的心灵家园，用审美的力量照亮技术的阴霾，而使人类获得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审美有十四项功能，即认识功能、预测功能、评价功能、暗示功能、净化功能、补偿功能、享乐功能、娱乐功能、启迪功能、交际功能、社会组织功能、社会化功能、教育功能、启蒙功能。[36]审美意识，是社会和谐的体现，是人的生命个体系统功能的完美呈现。只有在和谐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个体的心理才能得以和谐。只有以美的标准来衡量社会进步、人心向背，才能促进人类更加和谐与全面地发展。

美学家方东美说：“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是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两者同享生命无穷的喜悦与美妙。自然是人类不朽的经典，人类则是自然壮美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既浓郁又亲切，所以自然为人类展示其神奇奥妙，以生生不息的大化元气贯注人间，而人类则渐渍感应，继承不绝，报以绵绵不尽的生命劲气，据以开创雄浑瑰伟的气象。”[37]方东美还论述道：“从宇宙论来看，自然是天地相交，万物生成变化的温床。从价值论来看，自然是一切创造历程递嬗之迹，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层级，如美的形式、善的品质，以及通过真理的引导，而达于最完美之境。”[38]

人类具有追求美的本质属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人类不断地在进行自我的审视与反思，不断地追求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不断地帮助自身朝着更加健康美好的方向延伸。历史的洪流是滚滚向前的，人类的价值观念只能是更加交融和谐，多元、平衡。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9]生态共同体是在人类文明面临重要抉择的时代境遇中出场的，它旨在遏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将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持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谋取人与自然共同的福祉。[40]人与自然是生态系统中最富有鲜活性的生命元素，自然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栖居之所，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质资源，而人类的生命力则在于通过智慧和力量使大自然更加繁荣、生机勃勃。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界定了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对人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1]

马克思主义既批判置自然界于不顾，一味夸大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与否定人的实践性、消极的直观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辟地阐述了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42]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普遍联系有机整体的观念，认为在“自然—人—社会”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基础上构建起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对象世界，形成了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有机整体。恩格斯在188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43]

彻底的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结合。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的正确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4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5]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生态文明放置到中华民族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重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就“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46]人类正是通过社会体制、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不断地摆脱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不合理性，不断地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的十几亿人口长期饱受风沙之患，生态较为脆弱，荒漠化问题不容忽视。2016年6月，中国国家林业局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共同发布《“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有关国家在充分沟通协商并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启动“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充分表达了在防治荒漠化和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共识。共建“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是化解挑战和困境、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中国方案，体现了汲取国际先进防治经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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