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城市:全球环境治理的怀特海有机宇宙论

生态环境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存续的系统，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中最突出、最富有时代特征、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前，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臭氧层破坏、酸雨蔓延、固体废物污染严重、森林锐减等。全球气候变暖引起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恶劣天气加剧，威胁全人类的生存；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平衡和大量几十亿年来地球生物进化基因成果毁灭在眼前；水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的短缺危及人口基本饮用水和农业灌溉问题；臭氧层耗损危及人类及各种生物的健康生长；固体废弃物污染造成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及海洋资源的破坏；森林盲目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及各种有害物质跨界传播。跨越国界的生态环境恶化与失衡，非哪一个国家所能独自应对，需要全球全人类共同治理。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规范环境保护进程的各种组织、政策工具、融资机制、规则、程序和范式的总和。[13]2015年《巴黎协定》获得通过，2017年联合国召开以“迈向零污染地球”为主题的第三届环境大会，重点关注了水、气、土壤、海洋的污染以及化学品、废物的污染问题，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全球环境治理出现了网络化和多层化的特点，网络化和多层化分别代表了治理机制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延展和生长，而且二者往往交替协同发展，形成了一个全球环境的多层治理网络。[14]在理论上，多层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平行外交理论、分级协调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生态危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管理问题；在不发达国家表现为土地、粮食、人口、生存与发展问题。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难题，与国家相比，次国家地方政府有助于构建信任，并提供帮助。非等级的、超越国界的、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对话、全球多元行为体广泛行动的全球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众多非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如城市、市民社会、社团、非政府组织和公司等，开始走向全球环境治理舞台。

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大趋势下，城市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城市之所以对应对全球环境治理至关重要，首先是因为城市拥有全球大部分的居住人口、三分之二的能源消费以及超过70%的全球碳排放。据估计，到2030年，城市将占全球能源碳排放的76%。[15]其次，城市人口聚集，交通拥挤、建筑物密集，环境脆弱性强、暴露度高、影响大、风险高。如城市热岛、高温热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患者、老年人及婴幼儿造成较大威胁。高强度降雨常常引起城市内涝。城市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往往成为环境危机的最大受害主体。最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开始聚焦到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城市是多元合作的重要渠道，城市可以通过跨国网络方便地交换信息以及专业知识；城市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主体，往往能在实践中为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提供政策创新，城市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推动全球治理网络的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峰会文件显示：“目前人类有一半人口在城市居住，不出20年，世界人口将有60%——50亿人——是城市居民。”“全世界目前有70亿人——在2050年以前，将有90亿人。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即14亿人——当前每天只靠1.25美元或者低于此数来过活。全世界有15亿人得不到电力供应。25亿人没有抽水马桶设备可用。差不多有10亿人每天都在挨饿。温室排气不断增多，如果气候变化仍然不受遏制，所有已知物种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能灭绝。如果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现在就需要处理普遍贫穷和环境破坏的难题。”[16]

全球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各国之间因为涉及其自身利益而产生了诸多博弈和摩擦。而以城市气候治理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得到了发展。非政府组织、城市等积极参与气候治理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出现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一个新的、多层次的治理系统正在成型。“治理”的概念本身便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兴起。作为全球治理中重要的次国家行为体，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问题，城市之间开始建立平台加强合作。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和气候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城市气候网络。无论是规模庞大的全球城市还是地方层面的小城镇都纷纷参与到各种城市气候网络中，试图通过城市之间合作的方式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这些城市网络关注的议题涵盖了污水处理、新能源开发等众多领域。[17]

（一）国际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ICLEI）

ICLEI是全球最大的城市网络，通过其项目、行动及地方计划来实现可持续低碳发展。ICLEI于1990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由来自43个国家的200个地方政府发起成立。目前ICLEI是一个由超过1750个致力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和区域政府组成的全球网络。ICLEI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推动着地方采取行动实现低排放、与自然和谐、公平、高韧性和循环发展。其会员和专家团队通过人员交换、合作和能力建设来一起工作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变革。[18]

（二）C40大都市气候领导集团（the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C40大都市气候领导集团成立于2005年，是一个国际大型城市间的组织，目前成员包括伦敦、东京、纽约、悉尼、北京及上海等。人口300万以上、关注温室气体减排的大城市均可加入这一联盟。[19]C40现在在成员间有17个有关气候治理的网络。这些网络有助于城市复制、促进和加速气候治理行动。通过这些网络，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实践方在实施气候治理行动中的成功经验和挑战方面彼此互学互鉴。C40提供了一个交流借鉴的平台，有利于技术专家互相促进和城市间采取集体行动从而凸显团结的力量。

（三）“世界低碳城市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Low Carbon Cities，WALCC）

WALCC成立于2011年10月，注册地在芬兰，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政府、产业、大学、研究院所和投融资机构多方力量合作，共同推动低碳城市发展的全球性专业团体，成员目前包括中国、瑞典、芬兰等多个国家的致力于低碳发展的城市政府、知名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首批加入联盟的城市有芬兰埃斯博市，韩国光州市，日本京都市、北九州市，中国深圳市、东莞市、鄂尔多斯市、保定市、宜兴市等。

联盟主要关注城市规划、绿色建筑、低碳交通、可再生资源与能源，以及智慧城市等与低碳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联合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共同探索和推广低碳城市生态系统；2011年春，生态城市生活方案被纳入芬兰国家电动汽车示范项目重点规划，由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资助。生态城市生活方案目标是通过采取新的低碳措施，让埃斯博市（City of Espoo）和它的合作伙伴成为低碳生活方式的带头人。该方案决定在埃斯博市建成上规模的示范项目，以实现在2010年的规划设计报告中由当地企业、政府官员和居民所共同确定的目标。[20]

（四）欧洲城市网络（EUROCITIES）

1986年巴塞罗那、伯明翰、法兰克福、里昂、米兰和鹿特丹6个欧洲城市市长创立，秘书处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如今，欧洲城市网络涵盖了39个欧洲国家，超过140个欧洲最大城市，涉及1.3亿人口。通过六大主题论坛，涉及工作组、项目、行动和活动，为会员提供平台分享知识、交流思想。关键任务是把城市问题和城市层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纳入欧洲议程；其政策重点包括加强地方政府在气候、经济和包容性等议题上的能动性作用。

（五）世界气候变化市长委员会（World Majors Councilon Climate Change，WMCCC）

为承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长联盟，于2005年在日本京都创立。首任主席为京都市长，自2012年起，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为主席，副主席为德国波恩市长于尔根·宁普奇。现在委员会有80多个会员，代表着一个致力于减轻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地方政府网络。会员是市长或同级别市领导者。WMCCC的目标为多边合作努力中加强认知与参与，强调气候变化与全球可持续性的相关问题。通过支持地方可持续性的领导人团体建立，加强全球可持续性的政治领导力；成为全球可持续性事务的城市与地方政府主要政治倡导力量。(www.xing528.com)

（六）达峰先锋城市联盟（APPC）

2015年9月，第一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遴选出了16个低碳试点案例作为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典范。中国参会省市在峰会上宣布了各自努力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目标，并宣布成立中国达峰先锋城市联盟，以加强城市间的经验总结和分享、推广最佳低碳实践，常态化展示城市层面低碳发展成效。达峰先锋城市通过加速低碳发展，促进国际合作，承诺在2030年前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七）美国市长会议组织（The U.S.Conference of Mayors）

美国市长会议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的无党派组织，由人口3万或以上的城市组成，致力于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有效可行的城市政策，从而加强城市与国家的政策联系，同时给各个城市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创建一个论坛供市长们交流思想和信息平台。现在已有1408个城市。

（八）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UCLG）

UCLG成立于2004年，由世界城市协会联合会、地方政府国际联盟和世界大都市协会联合组成，其目标主要是：一是推进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二是增强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的能力。UCLG现已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UCLG目前在136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拥有会员，其中直接城市会员1000余个。目前我国共拥有13个会员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沈阳、重庆、武汉、湖南省、海口、大连、哈尔滨、长春等。

（九）全球市长联盟（The Compact of Mayors）

全球市长联盟是全球性的市长和政府官员联盟，其目标主要有：一是向国家政府展示城市在气候行动方面的成就，以推动城市参与国家气候政策战略；二是鼓励资本流向城市支持其地方气候行动；三是通过自愿同意达成与国家类似的气候目标来实现更大更透明可信的国家气候目标；四是建立一个可以被国家、私营部门和公众使用的持续透明的应对气候变化框架。

（十）能源城市网络

能源城市网络是由欧盟委员会的一个项目赞助支持发展起来的侧重于能源转型的欧洲城市网络。该网络创建于1990年，目前包括来自3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城镇和城市，总部设在法国贝桑松。其主要目标包括加强这些城市在可持续能源领域的作用和技能，以及代表它们的利益，增加对欧盟能源、环保、城市政策领域所作出的政策和建议的影响。另一个目标是推广城市经验，开发转让技术诀窍和实施联合项目等。

（十一）气候联盟（Climate Alliance）

气候联盟成立于1990年，是目前欧洲最大的促进全球气候保护的地区城市网络。其欧洲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目前有24个欧洲国家的1600个会员城市。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更加深入和全面，城市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未来城市的作用将得到更好的发挥。城市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政策创新。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可以通过其雄厚的资金加强对绿色低碳项目的支持，建立低碳发展基金，推动和激励企业减少碳排放；全球金融城市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创新推动碳市场发展；城市可以利用其在公众和企业方面的影响力，推动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的实践，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工业企业排污和汽车尾气等是城市主要的污染源，通过环保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的不断推进，城市治理环境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间的联盟有利于鼓励创新，团结协作，推动全球治理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气候网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垂直型全球多层治理，提供了横向的网络治理结构和交流平台，使环境治理更加具体、自主和多元化，围绕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开发运营、智慧城市、物联网及环境保护，全力打造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平台。

困难是巨大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希望和信心同时存在。2018年1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谈道：截至2017年底，我国碳强度已经下降了46%，提前3年实现了40%至45%的上限目标；中国森林蓄积量已经增加21亿立方米，超额完成了2020年的目标；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3.8%，距离所承诺的2020年达到15%还有一定距离，但是2020年这个目标肯定能完成。[21]

根据怀特海“相关性”原理，当代世界的相互依存是一种整体性、全方位的相互依存。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严峻、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凸显当代人类在整体上所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绝非哪个国家或地区所能单独应对。双边的、局部的、区域的治理机制需要走向全球性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全球治理目标是追求共存共赢、争取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倡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价值理性与实事求是的思维；以制度理性扶持以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城市联盟、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大众传媒、学术/研究机构和个人为代表的社会性力量的崛起和成长；在推进人类整体文明进步的前提下，以实践理性采取有区别的政策，在丰富的、多元的治理过程中实现有效全球治理。改变过去以人类为中心一味攫取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思维模式，而是将大自然视为有生命的肌体，尊重、保护、修复、协调。